品种经济性的产权设计，必须考虑离散区间的特点：将基础性资源（如基础设施）的共享与个性化增值产品分离。前者（基础设施共享）解决的问题，指向K域作为网络的协同有机化这一方向；后者（个性化增值）解决的问题，指向K域诸多离散节点的价值创造。
品种经济性要求分享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不同于工业化中的生产资料公有。现代性的公有制并没有区分社会资本与个人资本，而把资本当做铁板一块的东西。罗默已经注意到具有外部性、网络效应的知识，具有不同于物产的特殊性。在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但即使是罗默，也只是得出把知识当做公共品，由政府加以投入的认识，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网络的共享本身具有经济性，尤其是具有对于个性化增值的品种经济性。
如果围绕开源软件进行制度设计，马上就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开放源代码，在开发平台上共享设计代码，这样做完全可以不是出于公平，而是为了效率。这是与现代性条件下的公有制根本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品种经济的首要优势不在于共享物质资源，而在于共享信息资源。这两种共享的生产力基础不同。
公共品的制度解构与建构
公共产品也有规模经济性与品种经济性的区别。对于公共产品来说，现代性制度的质的特点在于，只能对单一品种（比如四年一次的同质化最大利益表达，或同一个生产周期内最大化的共同需求）进行响应。在这个范围内部，人们比较不同制度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之比，由低到高排列。无论怎么排列，制度只能对一种现象进行响应，这就是共同利益，相当于X点，只能在X点的运动轨迹上进行制度设计。
后现代制度的质的特点在于，要对多品种需求进行规则上的响应。比如，顾客或公民提出共同利益之外的个别利益要求。游戏规则能不能在满足共同利益要求的前提下，一对一地响应他们的要求，而制度能不能满足这种游戏规则的要求。这就相当于系统在解决了以极限的方式（X点导数的方式）进行响应之外，能不能对K域这个社会网络的各个节点上的不连续的要求，符合经济原则地进行一一响应。这种经济性不同于仅适于X点轨迹的规模经济性，它是对K域进行复杂响应的范围经济性。
此刻，我们需要重温波兰尼提出、马克·格兰诺维特发展的嵌入理论。嵌入的意思是经济嵌入社会，相当于将X点嵌入K集合。将原子化的契约行为，嵌入网络化的非契约行为（非正式契约，或非长期契约）。比如，在生意之外，存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法律之外，存在广泛的人民调解。后者降低了前者的制度交易费用；更主要的是，随着网络集合中的元素的增多、关系的交互，使协调成本不升反降，共享网络外部性。
制度对网络中的节点进行反应，要求制度理论发生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语言转向，二是关系转向。语言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把制度当做语形时，如何让它能响应不同的语义，回应委托方不同的利益要求。好的制度可以通过泛在的基础设施，相对低成本、高效能地响应委托方的个性化要求。关系转向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解决利益冲突中利用社会网络降低协调成本，使之比机械化的协调（正式制度协调、法律协调和科级协调）具有更高的效能。
从发展趋势看，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界限将日益模糊，两者的制度将出现趋同之势。
制度的表征
后现代主义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制度事实上是世界三的客体”。
这是基于后现代经济中的意义的表述，意义将制度与文化联系起来。在布瓦索看来，“制度只能在所有有关人员可以理解的共同设想或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不是政体内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共同的象征逐步清楚表达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象征本身是通过积累慢慢确立的。”这里的象征是指存在于K区间的意义，理性的意义（逻辑）是它的特例。
按照斯图尔特·霍尔更简洁的表述，“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做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
这里的文化和意义，都是理性资本（X点）在K域中的参照物。正如商品系统、金融系统是货币的主要载体，文化和意义的维度（世界三）也有自己的载体，这就是意义符号，语言（包括编码语言）是最重要的意义符号（货币是意义符号的一个特例，它只能表达特定的意义，即理性的意义）。
“世界三”这种说法来自波普尔，与之对应的世界一是实体世界，世界二是主体世界，世界三是信息世界。对于知识来说，这三个世界的区别就好比大脑、精神和信息的区别。信息是心物一元的，它不同于主观的精神，也不同于主体。我们把世界三当做信息空间。
强调“世界三”这个独立维度和符号这种象征体系，暗示后现代制度与现代性制度的质的不同（当然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信息空间在我们看来，是异质性的空间、有机互联的空间，意义层面的制度，自然也要受制于空间和时间的基本范畴，在根本的层面上具有异质性、有机性的特点。
因此，制度表征问题实际要解决的是，作为信息流的制度何以可能。包括它如何作为理性制度的解构而可能，如何作为表现于符号上的体系而可能。实质性的问题是，它与现代性制度在规律上有哪些不同。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12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同上书，137页。
“复归”是马克思早期的术语，指从工业化的异化状态（工具理性状态）螺旋式上升回复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
在网络的去中心化状态，信息对称可以在分布式条件下通过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称之为网络的透明化。
制度的语言学转向，是指从以形式化的逻辑规则为中心转向以话语为中心，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近于案例化。
例如，Linux“臭皮匠”式的纠错机制比微软的“诸葛亮”式的纠错机制更加有效。
马克斯·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18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同上书，189页。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关于信息的认识论，被称为“没有主体的认识论”。例如，熵包含信息，它既存在于主体之中，又可以处于客体之中，是超越主客体界限的。
后现代思想中的制度观
信息空间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比较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空间概念的不同：中世纪的空间是指定位空间，特点在地方化；从伽利略及17世纪起，空间的特点是延伸；现时代，空间的特点是基地：“今天，基地又取代了本来替代了定位的延伸。”这里所说的基地，相当于网络中的节点。人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这种异质的空间，构成了与工业化同质空间的区别。鲍曼（轻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戴维·哈维（时空压缩）和吉登斯（组织媒介）也都认为空间、时间是现代性的关键词，现代性正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
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充分假说背后，存在我??现在所没有发现的更大问题，在于使信息环境外生化，将文化理论贬低为经济解释的补充替代品。这导致忽略在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之间还存在第三空间，这就是识知（波兰尼的概念，不是“知识”）的公共流动空间，要用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组织形态--非扁平、非科层的网络治理来处理，用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增进。
《信息空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信息社会的财富问题：“因此当信息以其自己的权利变成一种形式的财富时，经济学发现自己乱了方寸，以错误的概念工具去处理信息现象。”
《信息空间》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仅相当于1860年物理学的时空概念，因此严重过时。以这种时空概念作出的经济学推论，对于信息时代来说，是不可靠的。《信息空间》按新一轮现代化要求，对时空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将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说对确定性（负熵现象）的解释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熵增现象）的解释，并由此将信息问题移向了经济解释的中心。
《信息空间》通过“信息—不确定性—熵”这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把信息流为什么能整合资金流和物质流的道理，从资源配置到制度安排，总结到了新的高度。将经济学镜头中聚焦于物、聚焦于钱，成功转向聚焦于信息。在作者看来，经济过程既不是使用价值的流转过程，也不是价值流转过程，而是信息流转过程。信息流转要求人类系统，也就是它的文化、制度环境与之配合。信息流转的本质，是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进行对话交流中有序程度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信息空间》详细分析了信息生产与交换以及围绕的制度变迁，发现了信息不同于物质、资金的特殊规律。特别是注意到隐性知识的特殊性，进而发现了文化理论对经济学的特殊意义。
《信息空间》把亚当·斯密在市场完全信息假说中漏算的交易费用概念进一步还原成熵的概念，因此与信息建立了内生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信息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降低交易费用，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也创造价值。因为经济效率问题被推广为“通过对特定活动水平所要求的物质资源如空间、时间或能源消耗的最小化而有效减少熵的产生率”。布瓦索明确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它不能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只能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假设，或工业阶段经济学的前提假设）。
原因在于，以人为本的信息经济提出了大量实质性反例，如个人知识、个性化、酷文化等非“最大化理性”现象。这些只是现象，深层规律何在？布瓦索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比大多数人想的都深了一步，他不是停留在经济人假设本身，而是将思考移向价值论的起点。
按照布瓦索的思路，主流经济学理解的价值，以有序为价值，以有序化程度提高为高价值；无序、低序则为无价值、低价值。有序还原到底，就是负熵；无序还原到底，就是熵。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思维盲区，以负熵增加为价值提高，以熵增为价值降低。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与个人知识、个性化、“酷文化”等“真实世界”发生的经济现象发生了矛盾，被证伪了。
“经济学的尼采”巴塔耶认为，个性化经济本质上是熵增经济，是耗散经济。它必然与大规模批量生产相矛盾。消费具有双重性，生产性消费（为了熵减而熵增，为了生产而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为了熵增而熵增，目的性消费，相当于马克思自主劳动以自身为报酬的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
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假定了有序化程度提高作为价值前提，因此是不全面的。它没有考虑物质极大丰富（且文化精神贫乏）、生产过剩、休闲增加导致需求升级三种“后工业”条件下价值取向的变化。
既然熵增和熵减都可能具有价值，布瓦索就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新的假想：何不将经济学的起点门槛降低，将熵减包括进来？布瓦索的这种思路，十分像弗洛伊德：既然精神病这种现象用意识解释不通，何不降低心理学门槛扩大到潜意识分析？“经济学的弗洛伊德”波兰尼实际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哈耶克也想到了，可惜没有系统化。只有布瓦索抓住这个想法不放，将其用在了经济学体系的修正上。
布瓦索以“扩散”与“未扩散”，“已编码”与“未编码”，“抽象”与“具体”这三对矛盾为三维，建立了一个以信息还原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框架。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布瓦索的模型与我们的公理模型联系起来：在这个框架中，“扩散”与“未扩散”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维度；“抽象”与“具体”这一维度，相当于世界二中抽象价值与具体价值的维度，即品种维度。其中，扩散、抽象维度相当于理性化的X，未扩散、具体维度相当于后现代的K域。这一划分本身，已明确定位了后现代的问题域。
布瓦索将“已编码”与“未编码”这个信息维度纳入制度分析，在建立后现代制度的表征系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没有范式维度的相对独立，就不能在能指表述上占据主动。
文化、符号与权力
后现代制度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建立了一套与理性资本方向相反、基于实践意志的文化资本的权力分析话语。
布尔迪厄关于“象征性权力”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见于《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布尔迪厄关注规则的规则，发现在符号维度（世界三）中存在着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把事物变成“真实”的意志。统治者通过控制媒体、文化系统，不断把符号世界变成统治意志的对象化表征。这种权力有几个不同于理性制度的特点：第一，它是意志的、意向的，不同于理性的认识性；第二，它通过符号来表征，而不像理性制度在世界二中存在（虽然理性制度也寻求在世界三中表征自己）。
如果说布尔迪厄主要关注的“象征性权力”还只是象征性与权力的外在结合（因为统治者的权力本身还是集中模式的--是现代性的），解构主义者如福柯、德里达、巴特（“作者死了”）、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等，则在梅洛-庞蒂的方向上用身体对抗权力，或者说把身体当做一种权力，走向了相对主义。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在制度上导向无政府主义和“无企业”主义（如果有的话），但解构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只不过元规则变成了解构本身。然而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忽然失去了动力，回答不上来解构之后到底要建构什么的问题，显得为解构而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常被人诟病的主要之点。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脱离了企业和政府实践的实际，而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实践却在另外的能指系统中，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建设性地解决了“解构之后”的问题，成为建构的后现代实践，他们的方向是转向了语义网络。
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中对于表征权力在符号体系中的制度化，也有深刻的见解。
在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象征性权力不再属于统治者（X点），而离散到社会网络的块茎（K域网络节点）上，以身体和欲望作为出发点，以否定文本为形式，建立起解构的后现代制度的意义表达逻辑。
斯图尔特·霍尔的分析重点是能指体系本身，他称之为“表征系统”，讲的是后现代的制度，不光是在规则上何以可能，而且是在形式上何以可能。在《表征的运作》中，斯图尔特·霍尔开宗明义地指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是“你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方法”。
福柯的制度论：话语、权力与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