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非常推崇音乐语言，因为音乐作为情感的语言（这是库克一支的观点），可以表达出系统的强度。而货币作为理性的语言，只能表现多少，却不能表现强弱。他证明一只黑猫，可以在听到《文艺复兴乐器之曲》时，毛发倒立，耳朵卷曲，说明感官对强度的敏感。
在《论回归的资本》中，利奥塔认为“边缘人、实验画家、通俗艺术家、嬉皮士、寄生虫、狂人、疯人院里的疯子”，“他们一小时的生活要比职业哲学家300万字的鸿篇巨制具有更大的强度和更少的意向”。利奥塔（特别是早期）认为，培育强度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艺术和写作。他提倡张量，扩张可以产生多元化力比多效应的欲望管道。
我们想一想“酷”（Cool）这个概念。日本将GNC作为替代GNP的指标，游戏业超过了汽车业，文化业超过了制造业，形成全国上下的力比多经济。核心就是这个酷，即幸福值的微观度量（快乐度）。酷的实现显然就是力比多的释放，相当于巴塔耶说的耗散。力比多在张量通道中，通过爽这个过程，在“酷毙”的强度上，达到马斯洛说的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从而在满足温饱小康的基础上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这被制度经济学大师称为像明治维新一样的伟大历史转折。
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
把资本当做心物一元的活物，而不是只有物性、没有心性的死物，首先就要悬置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的一切指向最优化（即用理性来物化和一元化）的陈旧议题，而开辟新的问题领域。对布尔迪厄来说，就是指向与最优化相反的离散化、有机化的方向。从这里看到的，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有时也把他的经济学称为“象征财产的经济学”。
布尔迪厄的新意在于，剖析了资本的心物二元性，指出资本有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之分。前者（如关系和信任）具有“心”的异质性、相对性的特点，后者具有“物”的同质性、标准化的特点。
在《实践感》的“象征资本”一章中，布尔迪厄指出，“只有牢记资产的象征成分和物质成分并无差别，建立一种关于象征利润的总体会计学，才能把握被经济主义斥为荒谬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例如，卡普兰和诺顿发展出的平衡记分卡，就是一种同时统计“心”、“物”资本的后现代会计方法。把许多无形的资产统计进去了。根据美国Gartner Group的调查，在《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1000名公司中，有55%用了平衡记分卡系统。传统会计方法之所以不能统计社会资本，是因为“物质资产不过是上述两种资产的一个方面，是经济人眼里的可见部分”。
在莫斯礼品经济理论基础上，布尔迪厄论述了在产权边界不清的条件下建立诚信经济的规律，对互联网经济具有直接的指导性，也为萨克森尼安等人对硅谷的观察所证实。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
“个人知识”具有与知本相近的特点，它是英国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1958年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来的。简单地说，个人知识等于“识知”＋“知识”。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把个人性和客观性这两者的融合描述成个人知识”。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以理性为内核的知识之外，加上“个人参与”形成的知识。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他把知识给“解放”了。知识不光意味着知其然，还意味着要知其所以然，使识知成为知识的原动力。但个人知识是否是资本（或仅仅是不增值的资源），这一点是不确定的，而知本明确地必须具有资本属性。
作为过程的知识，人们正如不能分割“波”那样，无法对它进行产权界定，相反它常常是与产权边界模糊的扩散、共享和创造联系在一起的。
赖尔区分了知其所以然和知其然的知识，并认为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优先于知其然的知识；而波兰尼则把人类知识区分为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并认为默会知识优先于明确知识。哈耶克正是在赖尔和波兰尼的思想的基础上，区分所谓“阐明的规则”和“未阐明的规则”，前者相当于波兰尼的知识、显性知识和知其然，后者相当于波兰尼的识知、隐性知识和知其所以然。
哈耶克认为，那种“个人有意识的和明确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知识表现为“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它们构成了“我们行动基础的‘理性不及’的因素”，这些知识就是“默会知识”。“阐明的规则”是指那些“以阐明的（‘形诸文字的’或明确的）形式为行动者所知道”的规则，而“未阐明的规则”则是那些尚未或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加以阐明的，但实际上为人们所遵循着的规则。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123～1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王志敏：《21世纪的传播新理念》，http://www.*****.com/?zhuanjia/article/200112072302.htm。
秦喜清：《让—弗·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8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秦喜清：《让—弗·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8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利奥塔：《非人》，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同上书，74页。
D.凯尔纳、S.贝斯特：《后现代理论》，20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秦喜清：《让—弗·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8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
利奥塔：《非人》，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D.凯尔纳、S.贝斯特：《后现代理论》，20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D.凯尔纳、S.贝斯特：《后现代理论》，201～20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经济学中反传统资本理论
贝克尔的个人资本看成瘾性问题
加里·贝克尔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丛书要他自选时，推荐的是研究“成瘾性”的专著《口味的经济学分析》。从书中的章节标准，就可以看出贝克尔对成瘾性问题的兴趣：“理性上瘾行为理论”，“理性成瘾性模型及价格对消费的影响”，“香烟上瘾行为的经验分析”，“习惯、成瘾性行为与传统”，等等。
成瘾性问题，一直让主流经济学家望而生畏。因为成瘾现象一直被视为非理性，成瘾问题被视??理性之外的问题，甚至构成对理性经济人的反证，它生来差不多就应该是感性学问题。像贝克尔这样知难而上的理性学家，绝无仅有。贝克尔希望通过这次理论冒险，将非理性说成是理性，从而一劳永逸地排除感性学插足的余地。这就是《口味的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成瘾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涉及需求曲线向下这一经济学根基。张五常不惜用“经济学不能让它上升”的主观意愿，“不许”需求曲线向上。
贝克尔的思路要隐蔽许多，他将成瘾性纳入总效用这个理性框架，论证成瘾性行为符合总效用最大化，把成瘾性这个问题在理性学内部消化掉。为此，他扩展了效用函数，将个人和社会资本引入其中。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将成瘾性定义为“过去的消费能起到增强当前消费的作用”。这就需要将过去的消费作为一种“消费资本”，作为人力资本投入来设计进效用函数，以挽救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从而维护需求曲线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