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风了，白虎巷摊上的人都走了，艾国柱也想走，却还是缩着身子坐住了。对面的何水清在向公安局司机小刘隆重介绍手中的白烟，后者接过两根走掉后，何水清转过身来说：“我就是你的果啊。”
以前，何水清是眼睛长在颅顶的人，每周一戴着墨镜，开着吉普，尘烟滚滚地去乡下上班，在那里泡热水脚，一心等周末开车回红乌镇。如此几年，忽然在去年留下五四枪及存折，和当地一位女老师失踪了。人们以为世间最惨莫过于何妻，她在意识到这罕见的背叛后带领牌友杀到女老师家中，将后者父母双双骂哭，人们又说这造下了孽。
三个月后，蓬头垢面的何水清和女老师回到红乌镇，人们看见他们在汽车站外分手，何水清还擦拭了她的泪痕，却不知她去哪里了。数日后，钓鱼人在护城河绿堤发现一具女尸，气体将紫黑色的腹部撑得像只地球仪，上衣的几只扣子都撑飞了，苍蝇正嗡嗡地来回飞舞。
死者家属捡走农药瓶，抬尸到公检法三家示威，要求验尸为他杀，这件事到纪委那里被断为“民愤极大”，何水清因此被罢免派出所长、副科级。死者家属不服，扯横幅继续上访，终是将何水清的编制也拿下了。这样的罢免也许算不得什么，要命的是熟人们的眼神，明面看来是关切的，里头却深藏着耻笑，因此当李局长问他要不要到治安大队帮忙时，他拒绝了，改去门户紧闭的档案室。
何水清说：“我是带着奔赴圣地的热情上路的，一直坐到火车能开到的地方才下车。在那里，城楼像想象的那样，放射着金光，而车辆接连奔行，发出哗哗的声音，我拥抱着沫沫，庆幸我们渡尽劫难，苦尽甘来。可是接下来的每件事都在告诉我：红乌容不下我们，这座城市也不会。
“一般的电影到最后才会释放出光明，而电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讲，是因为它觉得幸福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赘述，可是我现在却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当我们翻过苦难的大山，看到的山的另一面其实还是苦难——它们是在逃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出去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地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相反，他一早就将我们圈限在红乌，让我们翻身不得。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放出去了还是想办法闹点事，好再抓回来，为的就是要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
“我回来了。火车开过红乌时[注6]，我已经预知将要受到的嘲笑，就像振翅的鸡飞上天，落地后难免要为别的鸡啄伤，而且我也看到沫沫脸上的死气，就像我来这里前在求知巷看到的于老师，脸面煞白，眼神直勾，没有光，可这些都不能超越我在城市地下通道所感受的绝望。我跪伏在那里，看一双双鞋经过，他们无论怎么饿怎么冷，都会安然走回家，而我却连一床温暖的被褥都没有。因为饥饿，我和沫沫的关系变得异常冰冷。
“在没乞讨前，我曾经在马路边等一个下午，为的是把路人等光，好到垃圾桶取半块面包。终于吃到时，我热泪盈眶，有一片屑儿掉下去，我快捷地蹲下去拈起它，塞到嘴里，然后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中年人，他给了我六块五毛钱。我干别的什么都赚不来六块五毛钱，但当我将手伸进垃圾桶时，它来了。因此我一下清楚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命运。我在红乌时怀才不遇，总想出走，就像你这样，但我现在知道，只有这个地方适合我。”
何水清这个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诗歌的城镇作家现身说法，让艾国柱颇难对付，而他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客。自打几年前流露出走的意思来，艾国柱就意识到红乌镇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网。姐姐总是像打货一样，打回来一批又一批姑娘的信息，不是说长的好就是说工资高，为的是赶紧找一个温柔的笼子，将野兽困住。而那些熟人则毫不客气地说，你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要，不是轻视人吗？
外边的城市则像何水清说的那样，曾两次拒绝他。城市总是一个样子，长着青硬的楼宇，行走着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像一个傲慢的姑娘，将来者审判为一个明显的乡下佬。在第一个城市，他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惭，而第二个城市的面试间则端坐着十几个严肃的人，将他像一只小老鼠筛来筛去，以致让他的身体产生触电般的震颤。当他铩羽而归时，父亲控制不住笑起来，那既是耻笑，也是庆幸。这笑容很快传染给所有家人，他们将被窝掖得深深的，厚厚的，像掖一个深渊。
现在，他还是要出去。
他本来并不这样。在他还小时，父亲用起名的方式规划了他的一生[注7]。他也一直努力走在这条从政的路上：师专毕业后考公务员，到司法局混迹，因为材料写得好被借调至县委办，并正式调入县委办。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可是启示还是在一个夏夜出现了，那夜之后，所有粘在他身上的荣耀都碎成粉末。
那夜，他走到人工湖边，准备收割一个叫王娟的姑娘，他喜欢她衣领下微露的乳房，以及从那白嫩处渗出的令人呼吸紧促的细密汗珠。可是等到这个只是在医药公司卖药的姑娘走来时，他却看见她脸上细微的倦怠。她像枚剪影坐于石凳，注视着空寞的对岸，随意说着什么，他一句也听不进，全身的力量都用在右手指了，它们像蚂蚁那样在一尺之间缓慢移动。终于趁着一个看似无意的机会，他将手指触碰上她的手指，然后是没有呼吸了地等待，要是过了几秒钟她的手还在，那就将它捏住，可她恰在此时将手抽走，压到大腿下。
他说了些话来弥补尴尬，然后无话，两人沉默地看着泛着微光的人工湖，直至水波荡漾，地皮震动，对岸传来越来越强烈的轰隆声。
不一会，火车驶过湖对面的铁路坝。它照映在湖里，就像一只缓慢游弋的红鲤鱼，看起来要游很久，可当你再次看时，它已消失在巨大的暗青色里，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她叹息一声“深圳啊”，走了，泪水挂在娇小的面庞上。
他开始不顺心起来。他中了这个因母病从外地归来的女孩的蛊，变得像竹林七贤一样放荡，在一下不能出门时，接二连三地恋爱。起初他还相信这是一件极讲缘分的事，里边自有奇妙的哲理，比如世界有25亿男子，也有25亿女子，为何独是我们聚在一起；比如我考公务员少几分，就得去乡下教书了，就无法在红乌镇和你天天碰面了。如此种种，都是偶然，都是命运。可是在一次相亲途中，他突然醒悟过来，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当时他撞见政府办的小李，问：“你去干什么？”
“去实小看一个老师。”
“是吗？听说她皮肤很白。”
“鬼话，脸上长了痦子的。”
他什么好奇心都没有了。这所谓的主宰不过是小城里的几个媒婆，只要出现一个从乡下调上来的女子，她们就会组织所有合适的单身汉去参观。当你坐上一趟飞越太平洋的飞机时，你的邻座可能来自澳洲，也可能来自南美，你可能知道偶遇的含义，但当你坐上的只是一辆红乌镇的人力三轮车，那你便只能看见熟人点头，他们“小艾”、“小艾”地叫唤着，像无耻的姨爹。
一次打牌的经历加速了艾国柱的出走日程。那天他、副主任、主任以及调研员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鏖战一夜后，调研员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恰好按照顺时针方向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时看见极度无聊的永生：20来岁的科员变成30来岁的副主任，30来岁的副主任变成40来岁的主任，40来岁的主任变成50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
因为虚与委蛇太久，战罢，艾国柱在卫生间呕吐起来。
2000年10月8日这个夜晚，艾国柱本来想和何水清分享一个痛苦的梦，但当他看见后者张开鲜红的牙腔，极度贪婪地吃着卤制品时，他放弃了。在梦里，他扑腾着手脚，竟然脱离了地面，他为此兴奋，一上午都在玩这个游戏，可是等疲惫了时，却猛然看见地底下跟着一只眼露凶光的巨鼠。他为此逃远了，可等到他着落于一棵树时，又惊愕地看见它奋蹄追来，那竖起的皮毛正散发着激情的光芒呢。在到达树根后，它弓满身子，朝上一跃，竟差点将他捞下来。老鼠可是不会飞翔，但它明显已经统治大地和水域，让他永不能着陆。在梦的最后，他的四肢因为扑腾过度而僵硬，他绝望地看了眼空荡荡的天，笔直掉下来。
他不能给这个梦以合理的解释，只是感觉到一阵恶心。而现在那个吃出巨大声响的何水清也让他感到恶心，他想说明四点：你失败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所有人失败，也不代表我失败；即使我已失败过两次，也不代表会失败第三次；即使第三次失败了，那也比现在强，我不能在临死前追悔莫及。
可他没说，他只是给何水清倒酒。明天一早他就坐中巴离开红乌了，这是最重要的，那时爷爷也许要背着被褥扯住他，威胁要带着年迈的他走，那才是最麻烦的事情。
何水清的白烟抽完了，艾国柱拿出芙蓉王，他摆了摆手，“我只抽混合型的，”这是何水清从外地带回的唯一财产，“在那里男女老少都抽白烟，我开始抽不惯，后来抽了，就觉得痰少，不恶心。”
“何所长，我帮你去买吧。”
艾国柱知道对方是这个意思。这样也好，烟买回来了，自己也好开口说走了，何水清叮嘱了一句，“一般小卖部买不太到，你到超市看看。”
连包白烟都买不到，这鸟地方，他想。他走出白虎巷，穿过建设中路，朝东往超市走去了。风灌了几下他的眼睛，他加紧脚步，看见一团黑影像蚂蝗一样趴在垃圾桶上，大口喷着口臭。他想，就是变成这个样子，那个叫上海的地方他还是要去，去了就不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