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案后三个月的夜晚，我住在幸福彼岸旅社280元一夜的305房间，试图体验周力苟及其同伙当时的心情。四壁用柔和的淡黄色铺成，让我想到打在穿毛衣美女身上的光芒，温暖而愉悦。天花板中间挂着一盏吊灯，让人想到油画风格。而墙壁上还真有一幅硕大的油画，是安格尔的《泉》，女人在山涧全裸，坦然露着红色的乳头和有弧度的腰部，因为右臂弯过来扶水罐的缘故，腋窝对着观者，却没有一根扫兴的腋毛。双腿夹着的私处也如此，虽有阴毛少许，也是驯服地收拢于肉体的交际线，仿佛书法里的一勾。
我的脑海总是想到女人应该有飞扬跋扈、令人不堪的毛发，我妄图找到这间旅社的恶俗之处。（很多旅社饭店都挂了安格尔的油画，都很粗俗，为什么这里这么干净？）我的耳朵贴在墙上，想听到隔壁叫床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拉开玻璃窗时，想象中的垃圾场也不在，倒是扑过来的江风让人感怀，我又想给女友打电话了。我看到一间间白色的度假旅社，在银色的月光下向前蔓延，通过青翠的龟寿山，到达桥下，而桥上，以珠元宝作顶的桥堡正闪着归来的红色光芒。我也听到水流的慈声，和轮船牧牛一般的叫唤。我得山水楼台之灵，无话可说。
就是在这里，2月13日下午四点，周力苟和他的同伙登记入住，关上门住了一夜，又于2月14日上午九点离开。他们离开时背着包，一定好好吃了顿早饭，附近有几家不错的早餐店，卖丝滑入口的皮蛋瘦肉粥、沁人心脾的银耳燕窝汤、滚烫发热的茶叶蛋和香味四溢的葱煎饼，他们一定做了饱死鬼。他们吃完后，打着愉悦的饱嗝，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走到胜春北路公交站，或者胜春南路公交站，反正都不远，他们挤在一伙哈欠连连的人当中上了9路电车。他们背着十公斤重的包，在车上走啊走，走到倒数第二排，他们坐在那里，看着电车路过一间又一间德国风格的房子，一棵又一棵制造氧气的树木，一阵又一阵清新的风，晃晃悠悠爬到了引桥。
引桥长达300米，电车踩足油门，发出老将军式的剧烈呻吟，他们或许自小就崇拜这种浓重的汽油味道。他们最后看了眼车窗外蓝色的天穹和折射到车窗上的早晨阳光，觉得够了，点点头，掩护着拉开包的拉链，一个抱着包，痛苦地闭上眼睛；一个反方向蹲下，镇静地点着导火索。在文静的炸药接触到吱吱叫的火苗，在那十万分之一秒内，炸药体积变大几万倍，瞬间产生几十万个大气压，好似打翻了人间和天堂的界限，穿透了不幸与幸福的铁门，将他们炸离了这个世界。跟随他们一起到达天庭的是嫖娼的、扒窃的、上班的、回家的、想事的、做梦的，他们带着不甘的灵魂和愤怒的气魄，揪着周力苟及其同伙的衣领，向上帝吵嚷着回家，但是上帝说不用回去了，这里到处是棉花朵似的云彩，这里霞光万道，这里不用吃饭不用如厕，不用愤怒不用忧伤，不用担心工资、房子、老婆、孩子、老人、疾病、地震、火灾、欺压和下一顿饭，这里岁岁平安。
后来，张老同意了我这个判断。张老在电话里说，他在来到大桥现场时就已经感受到窗外的秀丽景色，就已经被美抓住了。他想到长达300米的引桥让路面形成了一个好看的弧度，好似桥的上行尽头就是虚无，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就是归宿。
张老说，想不开的人都有一个归宿观。
张老还说，1980年北京站那起爆炸案就是如此，9人死亡，80人受伤，不过是为了一个知青的诀别。这个知情初中毕业后从北京去山西万荣县插队，插秧割谷，手渐渐糙了，不像城里人了，便苦心费力、忍辱负重去争当兵指标。当上兵后，站岗放哨，积极表现，想从军营荣归北京城。叵耐复员之时，组织经研究，又把他分到山西运城县拖拉机厂。在地图坐标上看，万荣和运城距北京的路程一样远，努力来努力去，一公里的便宜也没占到，这知青便埋下大委屈。后来事物发展的逻辑链则让委屈升级为愤怒了。
这知青的回京报告一次次上交，又一次次被打回，而本来说好的女友也终是嫁作他人妇，所谓北京，此生便只是他乡了。他乡的糖葫芦，他乡的风筝，他乡的明城墙，他乡的天安门。这知青一定在悲哀的探亲路上，看到了北京站弥勒佛式的身躯，想到了其大肚能容天下不能容之胸怀，想到了其永远乐呵呵的笑容，想到了嘲讽，也一定听到了角楼两端的钟声，钟声一声声响过，传出广播里催促乘客上车的女子声音，那声音端庄而不容置疑，他被无形的东西驱赶着往检票口走，这样走了十来步，他越来越觉得北京站正厅长得像一个字，他说：这不是“门”吗？前天我从这个门出来，昨天我从这个门回来，今天又被赶出这个门了。他想不开，就点着早已备好的炸药。后来，大家发现他留了遗书，遗书说：我去的地方虽不理想，但终究是个归宿。
张老说：其实他在爆炸的那一瞬，可能觉得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周力苟他们也一样，可能计划在桥中间炸，或者过了桥再炸，但他们在上坡时猛然看到天堂，便下手了。毛主席不是写过这伟大的桥梁吗，所谓“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啊。
幸福彼岸旅社就如一针鸡血，打在我们死去的肉躯里。在我们开往邻省文宁县时，还在谈论它的神奇。比如它的打扫其实很不细心，以至于三个月后我们还能在床垫夹层找到48厘米长的导火索；比如旅社本是人来人往，专为忘记而生，那里的老板却偏偏记得周力苟，还说他的脸就是画像上那样的；比如登记入住时，只填一人的身份证号便可，服务员却在周力苟填完后，还看了眼他同伙的身份证，把名字也记上去了——周的同伙原来叫汪庆红。
幸福彼岸旅社老板之所以对2月14日凌晨保留记忆，也是因为走肾。平日他走肾，来去鳏寡孤独，那日却猛然见着一男子伏墙嗷嗷地哭，好似还不单是嘴巴在哭，胸腔、大腿也在哭，身躯抖得怕人。老板等他哭尽兴了，才问，怎么啦，那人便转过涕泪四溢的脸来，老板看清楚了，阔阔的，眉眼大，痘痕多，本是个彪悍的种。那人就是周力苟，周力苟麻木地看了眼旅社老板，失望地走回305房间。老板抖完尿回走，又恰好听到屋内传来不可遏制的声音：别哭啦！哭什么哭！老板说，那声音穿墙过壁，高尖入耳。这是老板对汪庆红唯一的印象。
我们的车现在只需往文宁县吉祥乡周家铺村六组开就可以了，享年28岁的周力苟生前就住在那里呢。我们已然迫不及待，像禁区内的门已经空下，就等着补一脚了。这样爽了一阵，就见前方有辆卧铺车耸了下肩膀，停在路边了。我们的车嗖地飞过时，我好似感觉那扫视过来的乘客，个个是周力苟，个个是汪庆红，他们在艰难地等待汽车修好，好去我们省，好去2月14日，而我们这辆马力十足的三菱吉普，则朝着他们省，朝着2月14日以前，朝着历史，朝着秘密，一路狂奔。
我想到他们二人在卧铺车停下后，担心车顶放着的编织袋。汪庆红说：路上颠簸，爆炸了怎么办呢？周力苟说：炸药这东西文静得很，你锤它砸它它都没脾气，你点它才麻烦。汪庆红又说：要是别人把烟头往窗外扔，烟头被吹到车顶呢？周力苟说：那风还会把它再吹走。即使吹不走，那火也吹小了，想烧透编织袋，没那么容易。汪庆红说：司机和售票员没发现吧？周力苟说：发现了他们还不说！汪庆红说：可是现在停车了呀。周力苟说：停车又怎的，停车也没见他们跑啊，他们知道有炸药，还不跑？傻乎乎拿钳子干嘛呢？汪庆红说：万一发现了呢，我们要被揍啊，要被扭送到公安局啊。周力苟说：揍吧揍吧，送吧送吧。人总有一死，老子卵朝天，老子不怕死。汪庆红说：你这么说，我就好受了，我还以为是我逼你死呢。
我这样想，又觉不妥，因为旅社老板所说的周力苟，原是可怜软弱的。这样想还有个麻烦，就是周力苟是有形象的，而汪庆红是没有形象的。作为13号尸体，神笔马良没有画出他生前的模样，头顶、鼻骨和面颊骨全破坏了，像被牛踩了几十脚。
后来天黑下来，路难走。也许我们还走错了，下了高速，过了省道，竟跑到河里去了，车轮在河泥里转圈，甩了我们一身泥浆，我们骂司机，司机说地图上就是这样的啊。爬过河，又是山，那山路似纠缠于柱的铁丝，窄而薄，车灯一会儿照向惊愕突兀的山壁，一会儿照向虚渺，我们实在害怕，便让车停在高处一个平地，搬大石固定好四只轮胎，睡车里了。清晨，我们醒来，发现文宁县城在眼下，那里摆了几十个积木大的楼房，一个花残柳败的公园和一个被灌木丛埋好的烈士陵园，好似一个小盒子。我们看它如此之近，兴奋不已，却不料又走了半个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