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托宾认为中国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企业发的奖金太多了，工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2倍。要治理通货膨胀就要让厂长经理少发钱。他甚至说，要让中国的厂长在办公室里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上工资的增长率应该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后来据我了解，这次“巴山轮会议”的西方参与者大部分都过世了，但是这次会议对中国改革目标的模式、宏观治理等方面的影响的确很大。
当时这次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但是宏观经济管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大家认为这个词比较西化，于是中方就创造了另一个词：宏观控制。但是大家又认为控制是计划经济，也不合适。折中一下，就使用了宏观调控这个说法，于是“宏观调控”这四个字在1985年成为了政府用语。“巴山轮会议”上对中国的改革目标模式、宏观调控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并且写出了报告提交给中央政府。
1985年中国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对其进行了宏观调控治理，形势好了一些，但到1987年通货膨胀又开始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对整体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的方案都动摇了。邓小平在1987年和1988年面临的经济时局是通货膨胀、腐败和经济混乱，他其实已经开始放弃价格改革了，转向了向地方放权以及推行政企分开的微观层面的改革。在邓小平看来恐怕计划要大幅度压缩，要改变企业的行为就要给企业和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应该说从价格改革转向所有制以及企业改革、转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是很突然的，但并不是偶然的。很多人不明白，邓小平不是自己主张要进行价格改革吗？为什么后来采纳了厉以宁教授的意见，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呢？厉以宁一直认为所有制改革是最重要的，他最著名的言论就是中国如果改革失败就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中国一旦改革成功就一定是所有制改革导致的成功。1987年以后，邓小平的思想转向了企业改革。
厉以宁当时还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我上学时读了很多厉以宁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那时他也非常积极地对改革政策发表意见和建议，在学术界影响不断上升。邓小平对价格改革动摇并转向了所有制改革以后，厉以宁的影响迅速扩大。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改革政策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央—地方财政包干的改革两方面，这包括当年在全国普遍推行了企业的利润承包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推行收入的分享制度，就是所谓的财政放权，各省开始跟中央谈判，签署财政分权的不同协议。
1987～1988年的政策转变很快，但是时机不太好，因为1987年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到1988年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腐败，导致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给了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设计的这一套改革，受到了东欧改革的影响，采取不断放权让利同时进行比较大的价格调整的改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这使改革者后来产生了后来完全不同的改革思路。
简单来说，这之后，中央政府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看起来是要用集权的方式来进行，中央政府要有足够的实力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要给地方政府的改革以激励。
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要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在激励上的不兼容问题。通过之前的失败，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认定不能给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么多的财力，要约束他们的预算。于是改革战略需要改变，在我看来，后来形成的新的战略就是中央通过重新进行财政的集权，和地方政府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力求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激进的财政改革能迅速完成。但我深信，中国90年代的财政激进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在中国，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可以简单地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来看。政治方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集权的，各层次的???府官员都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集权并不是改革中的重点；但经济关系则不同，出于效率的考虑，80年代的政府间权力的划分导致了过度分权，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自由支配权，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地的重复建设和严重的市场分割，中央的政策在地方层面开始政令不通。由于经济激励，各地开始逐渐抵制中央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上，20世纪80年代是收入分享制，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在各年和各地都差异很大，但基本的模式是中央政府要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这种收入分享机制有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有隐瞒收入的动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并不知道地方政府的具体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可以隐瞒收入，比如将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者直接就藏富于民了；二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会前后不一致，即使地方政府不隐瞒收入，中央政府只有在年终才知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分享机制是在年初就制定的，因而在年终时，中央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通过各种形式变更以前的约定，比如8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以不同的形式向地方政府“筹借”过大量的资金，而这些借款从来都没有归还，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行为的不一致后，更加倾向于隐瞒收入。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分税制有两个机制保证了政府间行为的一致性。首先是政府间采取税收分享机制，而不是收入分享机制，特别是增值税的分享，由于税收的征收是相对透明的，不同级政府对于税基的了解也是相似的，因而不存在地方政府隐瞒收入的情况，同时将分享主体放在增值税，该税种是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努力程度的度量的，越是着力于发展经济的政府，该税基也会越大，因而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是有利的；其次，与之前的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国税局的设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独立的税收征收机构，由于收入分开征收，因而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分享，由于设立了相对公平和固定的分享机制，中央的税收并不会对地方的经济激励产生负面作用。
1994年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激励兼容问题，这在三个层面上保证了两者目标的一致性：首先，在税收的征收方面，由于国税局的设立，中央政府不再从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自身的财政收入，因而在税收的征收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激励隐瞒税收，并且由于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共享税种，因而中央和地方具有类似的税基，这样地方政府在扩大税基的同时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因而分税制保证了两者都会最大化税基。其次，以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是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越是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部分的税收也会增长的更快，因而这可以间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方政府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来改善基础设施，以此来吸引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同时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投资的增速和财政收入的增速要大于GDP增速的原因，因而增值税作为分享的主体保证了地方政府会将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最后，分税制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行，按照分税制的设计，中央政府的收入会越来越多，早在分税制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就远远超过其支出，因而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用来操作，既可以用来直接投资，也可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奖励；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70%，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这时候的转移支付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肯定，或是对推行改革造成的损失的省份的一种补偿，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庞大的财政实力保证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顺利推行。
现在看来，分税制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2007年为例，全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五万亿，占当年GDP的1/4，同比增长32.4%，并且是超过年初的预算数目，这充分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上是激励兼容的。同时地方政府有一半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因而不管是出于宏观调控还是推行改革的目的，中央政府都有足够的财力来保证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贯彻。
大家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功的改革都是增量型的改革，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和深圳特区的设立，这些做法基本都不触动既得利益，但允许某些新的东西存在。但是真正要改革的，比如说物价、财政等，反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容易做下去。因此，中国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是有两个阶段的。
1991年，邓小平已经是88岁高龄了，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试验能够完成一个基本的架构。于是，在1992年深圳的“南方谈话”中，他甚至说，你们不能再畏畏缩缩，像小脚女人一样。他已经表达出应该加快改革的意思，他认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大家应该看准了就做，要大胆试验。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走了许多弯路，而到了90年代，邓小平希望加快市场体制的建立，大刀阔斧地把几个重要的结构改革在90年代全部做到位，形成一个体制的牢靠架构。我想这奠定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了1997～1998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已经成型了。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包括汇率、对外贸易等，但是总体的架构上应该说已经搭建好了。于是，1998年以后的问题就基本是个技术性问题了。
本文是作者2008年11月1日应邀在广州发表的一场演讲的简约文字版。该演讲的题目就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该演讲是由《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岭南大讲坛”系列活动之一。本文由《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根据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