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之后的财政激励是否得到加强并不难做到。从逻辑上说，如果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的支出越来越受制于地方的财政收入，那么，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就有更大的激励致力于地方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税基扩大。所以，一个简单的处理技巧是拿地方的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做回归，看看相关系数有多大。这个方法曾出现在EkaterinaZhuravskaya在2000年发表的对俄罗斯分权的研究论文中。她用俄罗斯35个城市的数据，考察城市收入的变化对自己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关系数为-0.9。也就是说，俄罗斯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增加1元，地方的分享收入下降0.9元，地方的财政收入只能增加0.1元。所以，EkaterinaZhuravskaya认为俄罗斯的财政分权无法给地方提供足够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也没有动力去发展地方的经济。后来，Hehui Jin等在2005年的论文里用中国1982～199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也进行了回归分析，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论文题目使用了“Fiscal Federalism，Chinese Style”，显然是为了与Zhuravskaya的“Fiscal Federalism，Russian Style”相互呼应。
2007年5月，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傅勇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做了这样一个财政激励的检验，他把数据扩展到了1970～2004年，而且考虑了转移支付和分税制。与Zhuravskaya的研究一样，他也控制了地方的人口规模，还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宏观波动。结果是，1970～1979年，支出对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16，说明两者基本没有关系。而1980～1993年，相关系数变为0.85～0.91。分税制后的1994～2004年，相关系数为0.95～1.08，这个结果取决于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XiaoboZhang使用1993年和2000年1860个县级的财政数据所做的类似回归也得到非常接近的结果。1993年的相关系数是0.815，2000年的相关系数则是1.144。
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面临这么强大的财政激励是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呢?Hehui Jin等人的研究使用的是分税制改革之前的数据，他们发现地方的财政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陈抗、Arye L.Hillman以及顾清扬三人的论文则坚持认为1994年实行分税制使中央加强了预算内财政收入的集权，从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从“援助之手”回到了“攫取之手”。
不过，陈抗、Arye L.Hillman以及顾清扬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在他们给出的一个简单模型里，分成比例是中央决定的，中央的份额越大，地方越倾向于选择非预算收入来回应。当中央采取集权之后，地方的最好策略是选择非预算收入来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认为，非预算收入的扩张代表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转变。他们的论文没有去证实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预算外收入的增长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他们相信这一转变会使腐败加剧、投资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他们的这个推理有待经验的检验。但根据经验的观察似乎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预算外收入的增加很可能更促使地方政府致力于努力加快经济增长。比如说，1994年以来，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事实上反而加快了，投资环境更加显著地得到改善，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在1994年之后加快了落户中国的步伐。不过，问题是，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变化是促进还是妨碍了经济增长，答案依然取决于地区的初试条件。
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例。在我和我的学生们做的一个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中发现，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已从1987年的32.6%迅速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左右；国内银行贷款的比例近年来也一直在23%～25%之间徘徊，自筹投资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这就意味着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入以地方预算外投资为主的阶段。在1994年之前，基础设施项目中来自中央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而到了1999年仅占32.5%。这样一来，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差距就变得明显了。新疆、甘肃等经济欠发达省（区）市，中央项目的比例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甚至在1998年达到了55.9%；而海南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央项目的比例不到15%，完全依赖地方的自筹资金。因此，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分布上向沿海地区偏斜就不足为奇了。
傅勇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实行分税制之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他使用了1994～2004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重如何受到分权和地方竞争影响的。他用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财政支出度量分权，用各地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负担税率去除均值作为竞争程度的度量。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之后，傅勇发现，在1994～2004年间，财政分权对东部和西部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不过，对中部的影响不显著。而把数据推广到1986～2004年再做回归，他发现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前，财政分权对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而对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
这个发现帮助说明了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更明显了，似乎诱导了增长导向的财政支出结构。当然，我们在前面曾经讨论指出，由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禀赋条件不同，分税制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不同，而这又会进一步帮助拉大地区间的差距。XiaoboZhang用1860个县的财政数据计算发现，县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比重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33.04增加到了2000年的41.61，增加了26%。回归之后他还发现，农业比重大的地方，经济增长慢。这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一个地方如果工业基础雄厚，他们的财政税收就比较容易征收，地方政府就有财力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而一个农业比重大的地方，当地的企业必然需要承担更大的税负，这会恶化投资环境，不利于经济增长。地方的不平衡发展就会愈演愈烈。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历史上长期以来的演变导致中国各地区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别惊人，很难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单一的经济。所以，在经验研究上把地区分开的做法是更有意义的。对某一地方进行案例的跟踪和试验研究有时候会对澄清一些复杂的经验现象非常有用。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Eric Thun对中国汽车产业崛起模式的研究。在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之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春等地的汽车产业的成长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式。Eric Thun发现，在体制上，上海模式的特征是集权的官僚系统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这种模式更像日本；而北京和广州的模式是分散的官僚系统加上市场化的企业关系；长春和武汉的模式则正好是分散的官僚系统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这些体制上的差别以及对汽车产业的成长与竞争力的影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案例研究才能看得更清晰。Eric花了七年时间在这五个地方进行调查和追踪，写就了这本书，颇受好评。
另外，在有些情况下，中国各地区的禀赋、社会、政策与体制条件的持久差异也为我们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试验的场地。比如，作教育回报、贫困、收入分配以及公共政策的评估等，这样的自然试验是不可多得的。于是，细心的观察常常带来额外的惊喜。
参见世界银行编著、蔡秋生等译，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个数据参考了黄佩华的文章。参见黄佩华，《21世纪的中国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吗？》，《比较》，2005年第18期。
参见周文兴、章铮合著，《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假说及检验》，打印稿。
Wallace Oates，1972，“Fiscal Federalism”，New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
参见Pranab Bardhan，2002，“Decentralization of Government and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6（4）：185～205.
参见TaoZhang and Heng-fuZou，“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7：221～240.
参见JustinYifu Lin andZhiqiang Liu，2000，“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9（1）：1～21.中文版见林毅夫和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他们选取的指标分别包括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率、人均省级预算支出与中央预算支出的比率以及人均省级预算外支出与中央预算外支出的比率。
张晏和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参见EkaterinaZhuravskaya，2000，“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Fiscal Federalism，Russian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76，337～368.
参见Hehui Jin，Yingyi Qian and Barry Weingast，2005，“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1719～1742.
傅勇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式分权、地方财政模式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参见XiaoboZhang，2006，“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y”，打印稿。
张军、高远、傅勇和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张恒龙与陈宪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参见张恒龙和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
参见XiaoboZhang，2006，“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Inequality”，mimeo.
参见Eric Thun，2006，“Changing Lanes in Chin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l Governments，and Auto Sector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