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正如黄佩华指出的，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和税收返还的主体是增值税，而增值税主要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因而分税制和主要建立在税收返还基础上的中央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地方财政能力差距而更有利于富裕和发达地区的财政体制。在表4-2，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分税制改革前后，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上的差距在逐渐扩大。
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
这里综合参考了钟晓敏，《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论》第6章，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黄肖广，《财政资金的地区分配格局及效应》第2章，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第7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第8章，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王绍光，《分权的底限》第8章，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Christine P.Wong，1992，“Fiscal Reform and Local Industrialization：The Problematic Sequencing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Modern China，18；以及Christine P.Wong，2005，“Can China Change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the 21st Century?Fiscal Policy Options for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 after Two Decades of Muddling Through”，Paper for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参见阎彬，《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关键：逐步实行分税制》，《财经研究》1991年第4期。
参见张闫龙，《财政分权与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参见黄肖广，《财政资金的地区分配格局及效应》，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28页。
参见黄佩华，《21世纪的中国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吗？》，《比较》，2005年第18期。第29～46页。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2008年年初，我与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联袂编辑了一本文集，并取了《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书名，可谓煞费苦心。我们编辑这本文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总结和体现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对财政分权与增长研究的成果。我认为这是转型经济学文献的重要内容。接下来我将结合这本文集的内容对十多年来经济学家研究分权与增长的文献做一些回顾和讨论。
1985年以来的财政分权体制演变至今，判定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即使1994年的分税制使得中央的收入更加集中了，但依然没有改变由地方担当经济发展和组织投资活动的分块结构。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的话，中国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
由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省（州）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各级政府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只有30%左右，最分权的加拿大和日本也只有60%。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是14%，转型经济是26%，美国也不到50%。从图4-8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省级财政支出十几年来一直维持在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将近70%。因此，高度的分权体制成为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性现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以“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为标题写下许成钢等经济学家努力构造“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的理论框架。
在经验上，处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工作。我们先来看图4-10。图4-10A给出了用省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FDR）来度量的分权，图4-10B给出了GDP的实际增长率（y），两者都用对数（Ln）进行了处理并经单位根检验，两者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数据。看上去，总体的趋势是，两者表现出某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我们之后要提到的那些细致的计量检验却告诉了我们不同的“故事”。
在经济学文献里，Charles Tiebout于1956年发表的经典理论以及Wallace Oates于1972年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的分权有利于增长的理论总是会受到挑战。比如，Bardhan教授曾经评论说，在Tiebout的理论里，要素（尤其是居民/选民）的完全自由流动和政府对选民负责是两个最重要的假设。而这两个假设对不发达的经济显得过于苛刻了，不太容易得到满足。对中国的经验而言，要素的流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确在不断加快，但各地区的禀赋差异巨大，依然难以支持要素流动的假设。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官员治理的特殊性又使得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变得微妙和复杂了。看上去，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多地对中央负责，但又因为受到中央执政理念（合法性）和官员治理模式的约束而又未必不向下负责。
对经验现象的观察研究也是极为复杂的。技术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复杂难辨，而准确衡量分权程度的方法并不容易获得，也常常不可靠。经济增长与分权之间必然相互影响，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确认因果关系不容易做到。Wallace Oates在1993年的论文《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中对这些问题作了细致的讨论和说明。所以，要弄清楚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否正面影响了经济增长，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比如，1998年张涛和邹恒甫在《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上发表了题为《财政分权、公共开支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文章，这几乎是英文世界里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用中国数据系统检验财政分权与增长关系的论文。他们使用1978～1992年的省级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没有得到中国经验的证实。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财政分权之后中央政府对外部性较强的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减少了。
2000年，林毅夫和刘志强共同撰写的论文《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却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善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他们使用的是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这两项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都是人均GDP的增长率而且都使用了巴罗-曼昆（Barro-Mankiw）式的增长经验方程来进行回归估计的。对于经验研究而言，读者往往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数据来源，如何形成数据，对财政分权的度量方式以及计量策略有什么不同。在这里，这两项研究除了度量分权的方式不同，其他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张涛和邹恒甫用地方相对于中央的预算支出的比重这个传统的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这个方法常常因为是否要把转移支付计算进来等原因而受到批评，支出是否比收入能更恰当地衡量财政分权也是有争议的。不过，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用支出比用收入衡量分权更适当。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度量分权的支出是预算内支出，而给定中国预算外资金膨胀的事实，他们肯定低估了向地方的分权程度。
在林毅夫和刘志强的研究中，他们认为财政分权应该从1985年算起。他们还进一步确认在1985～1987年共有四种类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安排，1988～1993年有五种安排。他们以省级政府提留的财政收入的增加额作为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用这一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假如某省可以从其财政收入中保留一个份额，那么，度量的财政分权的程度就等于所提留的份额。他们发现，1985～1987年有14个省、1988～1993年有5个省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其余几种类型的财政安排根据定义都意味着100%的边际分成率。根据这个定义，接受财政补贴的省份当然也意味着100%的边际分成率。而在1985年以前，所有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记为0。作为例子，表4-3给出了部分省份的边际分成率的计算。
林毅夫和刘志强用这种方法衡量的分权指标很容易把经济发展程度完全不同的省份以及前后不同的时期都处理成相同的分权程度。这是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此，总体上，这些早期的研究都因为数据的约束和度量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结果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以上两项研究都没有涵盖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的经验数据。
2006年，张晏和龚六堂发表《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文，改进了对分权的度量方法，也获得了更完整的数据（包括28个省市1986～2002年的数据），并重新对中国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们使用的估计方法与以上研究并没有不同，但是他们在度量分权程度时考虑了转移支付和预算外资金，构造了四类分权的定义。他们除了用预算内本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占中央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这个传统的方式度量分权程度之外，还分别使用了不包括转移支付以及包括预算外收支的另外两种定义。但是他们发现估计的结果是一致的。由于考虑到了1994年的分税制并涵盖了1994年之后的数据，他们的估计显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跨时差异，在1994～2002年间显著为正，而1986～1993年间则为负。因此，他们认为分税制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是他们对不同地区所做的计量检验部分地显示了上述结论的原因。他们发现，人均GDP高于6000元的14个发达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另外14个不发达地区而言，这一影响则不显著异于0。因此，在他们看来，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存在跨地区的效应。
毫无疑问，这类研究总是有益的。但是，因为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的关系复杂，彼此相互影响，在经验研究中如何巧妙处理内生性的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人们当然可以说，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工具变量（IV）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前都有理由对这些研究结果报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但无论如何，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问题只是在于，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