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生代的经济学人对消费膨胀这么感兴趣呢？在今天看来，主要原因恐怕是，新生代经济学人正在实现着“研究范式”从注解型向解释型的转变，而消费基金的膨胀现象正好满足了这些经济学人范式转型的需要。所以，在当时，对通货膨胀给出的有影响的经济学解释明显都带有这个实证的色彩。大多数青年经济学者认为，如此消费基金膨胀的经验现象是与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在微观上的控制放松以后，激励机制发生微妙的变化，引起宏观上的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或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但是，当新生代经济学人的兴趣重在解释现象的同时，老一代经济学家对1984～198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激烈争论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与年轻经济学人的兴趣存在显著的差别，他们的争论更加富有政策导向性，更现实，也更具对政策的影响力。比较活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经济过热了吗？我们如何看待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当时，在经济理论界的争论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取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个时候，中央决策层往往存在着与经济学家内部一样的分歧，并且这样的分歧直接决定了谁将在最后出台的政策中占上风。
简单地说，活跃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推进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哪个应该优先？到底是先改革，还是先治理通货膨胀？这取决于怎么判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而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再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通货膨胀。
以上两种观点和言论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和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其中，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学院派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表现在总量问题上，所以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如果要实行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在争论中，学术的分歧有时甚至也会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问题。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当时的这个争论和分歧做了一些记录。书中记载，在当时的激烈辩论中，主张采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这一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他们自己提出的“非均衡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减弱对改革的支持。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不过，吴敬琏在书中并没有公开提到谁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他只是在脚注里把他提到的这些言论做了出处注释，根据这个注释，这些言论是出自北京大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的一篇文章。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媒体习惯于把厉以宁称为“厉股份”，而把吴敬琏称为“吴市场”。这至少说明人们看在眼里的是，厉以宁是股份制的积极呼吁者，而吴敬琏则是市场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巧合的是，厉以宁与吴敬琏都是江苏南京人，而且同生于1930年。在中国经济学界，他们两人总是作为相反言论的代表出现在媒体上。比如，两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理论问题一直有着几乎针锋相对的观点。
与上述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完全不同，支持和主张实行紧缩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主要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环境要比较宽松，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并且，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才能迅速推进实施第一批的改革措施。吴敬琏认为，“刘国光是这种‘良好环境论’或‘宽松环境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刘国光在1979年、1983年和1986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反复阐述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的必要性。当然，吴敬琏本人在当时也是积极主张抑制通货膨胀的。
在1984～1985年期间，经济学家之间对于要不要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以及要不要实行严厉紧缩政策的辩论，对国务院的决策和政策选择当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5年2月初，经邓小平同意，国务院召开了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的膨胀。但数月内并未见效，宏观形势继续朝膨胀方向发展，经济学家针对通货膨胀的辩论也并未停止。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发起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听取国外经济学家对宏观管理的经验介绍以及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建议，但更为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此次会议的声音和结论能真正影响对于是否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正犹豫不决的中国政府。
按照吴敬琏的判断，“巴山轮会议”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吴敬琏还透露，会议上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教授的发言起了很大的作用，托宾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三紧”的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紧接着，在“巴山轮会议”之后，198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对1986～1990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求坚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消费与积累的恰当比例。这算是1984～1985年宏观经济政策辩论和“巴山轮会议”影响下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
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参见厉以宁，《关于经济改革中亟待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6年第5期。
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刘国光的这些观点分别参见刘国光著，《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国光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在“巴山轮会议”上，经济学家们重点讨论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从概念上厘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目标以及经济调控的手段等。会议最后形成了七大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
没有必要全面介绍这七个专题的讨论内容，需要重点回顾的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可能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在实际上产生了影响。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与战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再一次的长征。
关于过渡的方式，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揽子改革”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整理出来的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意见对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应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对中央的决策可能产生了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以及如何实施宏观治理的政策。会议上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需求，用托宾的话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作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何治理过度需求的问题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地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谓“双紧方针”），并对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和中央银行的职能等技术性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改革建议。此外，会议上还特别针对收入分配的政策进行了研讨，这是因为在当时，工资上涨和消费基金的膨胀蔓延正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尔内教授指出，经济改革有很多风险，主要风险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托宾的意见是，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
在开始改革之后，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资增长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局面迅速蔓延。在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的大型调查中，获得了1984～1985年间工资上涨和消费膨胀的实际信息（见表2-1）。根据这一调查报告，“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我们调查的城市消费基金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建国以来罕见的。1985年，三种消费基金还将比去年再增加800亿元。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基金的全面膨胀”。
该报告还调查了消费基金膨胀的特征。根据调查发现，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表现包括：（1）企事业单位超发奖金、滥发实物、随意增加津贴、扩大浮动升级；（2）“账外洒漏”：即单位通过“账外”方式发放和增加各种职工收入。如套取现金、公款私存、利用劳动服务公司作为小金库、对外承包等；（3）国家用于职工福利、物价住房补贴以及其他转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长。这就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成本（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了。在当时，账面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种福利支付和补贴，工资性支出比重则达到了15%以上，超过了日本13%和前苏联15%的水平。
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转入更加隐蔽以及采用“体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国家统计局对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产生严重的向下的误差。调查报告中对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与来自银行的工资性现??支出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跃性地扩大了（见图2-9）。
本图的%是银行发放的实际工资性现金支出超过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统计的幅度。银行的统计对于监视消费基金的增长更准确，但依然不能充分反映“账面洒漏”的消费基金的增长部分。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那么，怎么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呢？在“巴山轮会议”上，布鲁斯提出，单纯使用经济手段难以保障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确关系，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托宾也主张，中国政府不能马上放弃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议把目前由银行监督工资总额发放的办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时工资水平的办法。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使用的对超额发放的工资实行征税的政策应该严格执行。但是，总体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由于工会组织和其他因素，政府控制工资过快增长的经验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把工资与物价挂起钩来，这种“收入指数化”的主张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