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共中央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为什么纪念大会是在12月18日召开呢？因为三十年前的12月18日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持续了5天，但是在这5天会议前准备了36天。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加起来差不多是41天的时间，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其中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
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项决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发展。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就是1978年，中国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对1978年有一点儿印象，那一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高考恢复了，但是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印象并不深。到了1984年和1985年，开始有一些老师、朋友谈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比较有趣的事情，比如“莫干山会议”。
我演讲的题目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是我凭自己的记忆以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现在有越来越多当年亲身经历并参与过改革的人写回忆录，提供很多细节和片断。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很多争吵，比如争论双轨制是谁提出的，谁是市场经济的最早提出者等。我对这些纠葛并不感兴趣，但是我的观察涉及了这些争论背后真实的内容，现在也有更多文献和资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披露，还是可以解释清楚其中的一些争论的。
另外，我最近也看了很多书，比如《李鹏经济日记》，还有一本书是《帝国的消亡》，主要是讲1985～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推进苏联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苏联这6年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进的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中国在1987年、1988年几乎面临与苏联相似的厄运，但1992～1995年这段时间内，大部分的结构性改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精彩的片断。
我想先从一件事说起。昨天我在飞机上看一本书，是涂俏女士写的报告文学《袁庚传》。这本书里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袁庚早期在中央调查部里工作，调查部似乎是一种情报机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部里有人诬陷他是叛徒和特务，结果他被抓起来坐了5年牢。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袁庚也复出了，他是叶飞的老部下，经叶飞介绍，交通部派他主政交通部在香港的招商局。
袁庚到招商局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是他慢慢发现，香港的地价、劳动力成本非常高，他就想回到广东做一些事情，后来就有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是1978年袁庚到香港之后回广东考察时产生的想法。他觉得应该在广东做一些在香港做不了的事情，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被诬陷的案件能够得到平反，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他要向李先念副主席汇报，希望在关于蛇口的方案上有所突破。
当然，后来李先念批示同意了，于是就有了蛇口工业区。实际上它是早于深圳而设立的一个特区。1979～1990年，当时习仲勋等一批人向中央提出方案，希望广东的宝安县享受特殊的政策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在宝安呢？因为宝安在1977年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逃港事件，每天逃去香港的大约有几千人。
邓小平复出后去了宝安，当地的领导就向他汇报了宝安非常恶性的偷渡事件，希望加强在当地的兵力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邓小平就有了很多想法，他沉思了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问题，不是军队可以管得了的事情。1977年说这些话时，地方领导人完全听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一直到一年半之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去宝安才“破”了这个题，谷牧说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可以从罗湖桥上走过来。这样大家就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在宝安这个地方改变政策，发展经济。据说当时在宝安，一天人均工作8小时只能赚两毛钱，而在香港一个月可以赚2000港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领导和习仲勋等提出中央能不能给广东一点特殊的政策，首先应该解决宝安的偷渡事件。这时谷牧也好，邓小平也好，本来这都是脑子里在想的事情，一看到报告，很快就把深圳作为特区的事情定下来了。这之前有一段插曲，因为袁庚最后一次去见李先念，带着很多人在李先念办公室谈，说中央应该批给他一块地。李先念是举重若轻的人，他拿出广东的地图，在上面看到一个半岛，就对袁庚说“整个半岛给你好吧”。那片地相当于现在的深圳这么大，300多平方千米。袁庚没有思想准备，他不敢要，后来就只要了2.14平方千米。所以在《袁庚传》里，作者写到袁庚对当时没有多要一些地感到很后悔。
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特区的概念也在逐步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1977～1979年这段时间里，广东作出了很大贡献。首先是因为广东受到香港的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是封闭经济，很多事情是通过香港展开的。包括唐山大地震时购买很多仪器设备救灾、进口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中国驻香港的机构运进内地。所以广东了解香港的情况，香港有很多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有实力的企业家，他们都希望能够在广东做一些事情，所以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很有道理的。
深圳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当时广东的领导向叶剑英汇报，想确定是出口加工区还是贸易加工区，叶剑英说这要小平来定。经过叶剑英的推荐，广东的一些领导到邓小平家里汇报，邓小平就说叫特区吧，当年我们在陕甘宁搞的就是特区嘛。这样广东也吃了一颗定心丸，深圳就叫特区了。1980年8月26日公布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深圳和蛇口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经历了非常恶劣的环境和舆论压力，因为要尝试新的体制，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攻击。《袁庚传》里就提到蛇口一度办不下去，还出现了一些事故。
曾经有一篇文章说深圳“特”在什么地方，挑起了在1985年、1986年关于深圳的一场大争论。大家都认为深圳不应该再办特区了，深圳赚了内地人的钱，资本都是来自于内地，没有赚到外国人的钱，当时就有一个对深圳的评价说“发光的不是金子”。眼看着特区的试验要走向失败，但因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这种质疑又被摆平了，中央在政治上给予广东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所以后来的蛇口、深圳都发展得比较好。
当然，广东在这个时候也抓住了一个机会，很多报告中央领导人能够听进去，也是因为此时的大环境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几个月，中央领导人密集地出国访问，约20人次访问了50个国家。首先是谷牧率团去了欧洲，访问时间大概是一个月。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问了美国，之前的1978年，邓小平去了东南亚和日本。邓小平去了新加坡之后，在很多场合讲到中国一定要开放。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坐了新干线，还看到很多先进的电器，对国外的发展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觉得开放很重要，所以蛇口和深圳的方案很容易得到领导人的认同。
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经济学家的队伍内部。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刘国光等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出席了会议，很多当年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都在写文章回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按劳分配。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老一代的中国经济学界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的题目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0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文章，但对此仍然是有争议的。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使这件事情平息，他说计划和市场与制度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
刘国光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出中国不能光搞计划也要有市场。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参上，送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有一段很长的批示，认为这是思想上很重要的突破。这篇文章也给西方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中国开始讲市场了。
市场这个概念提出来后，一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中国改革的第一份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算正式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是这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三十年就应该重新计算。从提出改革的时间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但是如果从第一个改革的文本推出来说则是1984年。邓小平对这份文件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这份文件是中共历史上的里程碑，里面讲了老祖宗没有讲的话，有新意。1984年的这份文件是建立在1978～1984年老一代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和计划关系基础上的，对计划和市场开始有??一些基本的解放性看法，不是那么禁锢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
当然那个时候对计划经济的描述还是很清楚的，计划经济是我们整个经济制度的根本，没有指令性计划就不叫社会主义。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算是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做的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首席代表林重庚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当年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的情况，当时他希望中国能和世界银行建立起联系。1978年前后，他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北京奔走，但受到很多限制，他找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慢慢打开局面后，世界银行主动提出要为中国做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全面调查，写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决策参考，也可以网罗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
1981年的这份报告很成功，1984年邓小平就提出再请世界银行来做一次报告。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不仅是组织专家来做调研和写报告，更重要的是1981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有所接触，开始想到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请到中国来。当年的东欧经济学家也是面临帮政府作咨询，研究到底怎么进行改革的问题，但东欧毕竟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有一些经验。此后从80年代初开始他们每年都来中国，那个时候我正好念大学，所以这一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的。东欧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发表演讲，我们听到这些演讲内容后眼睛都睁大了，因为我们当时在学的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科书等。所以当时东欧经济学家说的话我们不懂，但是又觉得很科学，让我们耳目一新。
今天大家都知道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但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几乎就只有手抄本，而且是英文版。书的写法、分析的角度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套体系之上，不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语言，没有主义、没有意识形态在里面，比较客观，所以完全影响了中国年青一代，甚至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国内目前比较活跃的这些经济学家。翻翻20世纪80年代《经济研究》杂志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期都有年轻人发表的论文，其中必讲科尔内、必讲东欧经济学。
世界银行还想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想到派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去西方学习，吴敬琏算是人选之一，当时他还不到50岁，还有黄范章等。吴敬琏后来回忆说，他到耶鲁大学后天天和年轻的学生一起听课。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世界银行把东欧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在1982年请了数位在东欧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起在莫干山上召开了一次封闭性的会议。东欧的经济学家、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改革的模式、到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东欧的经验是什么等内容。这次会议的对外报道很少，大家只知道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
因为世界银行的建议，东欧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纷纷访问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当时的经济学家。这一批经济学家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深受东欧的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给地方放权让利。中国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会走上放权让利式的道路，实际上跟当时东欧这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
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时，基本的思路都是建立在放权或者分权上。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加上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也基本上完成，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这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早期是局部的，广东先办特区，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默认了，那么慢慢地，中国经济整体都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仍然面临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将来的体制是什么样，我们如何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等问题。所以亟须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方案，告诉中央政府改革应该怎么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