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26岁的慈禧太后，在25岁的慈安太后的密切配合下，在30岁的奕及其集团的支持下，经缜密准备，以闪电般的行动，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的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三次成功的政变的第一次。由于此次政变，使那拉氏握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成就了第一次“垂帘听政”。
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恰切，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
从中也可看出慈禧太后之机敏、狠鸷、巧诈、沉着、决断……
第一、激争回銮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七日，咸丰帝在北狩热河之前，急匆匆地发下一道上谕，撤掉了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职务，命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在危难之际，咸丰帝还是相信自己的六弟能承担这个重任的。
八月八日（9月22日），咸丰帝率亲近大臣及后宫妃嫔仓皇上路，北撤热河去了。
八月九日（9月23日），咸丰帝在赴热河的途中又发一上谕，任命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
留京的还有唯一的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这样，在北京便形成了以奕为首的，包括义道、桂良、周祖培、全庆和文祥等王大臣在内的北京集团的雏形。
而热河集团是咸丰帝北狩热河带走的部分王大臣，主要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
两个集团在咸丰帝回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咸丰帝于八月八日北狩，路上且走且停，走了8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在到达热河8天后，即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他在奕等的奏折上朱批道：“著俟抚局已成，不致别生枝节，即加紧驰奏，以便回銮，慎之！密之！” 热河行宫总不如京城舒适惬意，他是有回銮的打算的。
同一日，不谙战情、不识时务的前任户部右侍郎杜翻，忽发奇想，上一奏折，“吁恳皇上迅回銮舆，以安人心而固众志”。 他担心三点：一是担心“逆夷长驰直入”；二是担心“粤逆捻匪亦更乘机肆起”；三是担心热河“无多宿卫”。这道敦促回銮折，实是表忠信。但当时京城十分紧张，英法侵略军就在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刚刚纵火焚烧完圆明园，而且奕等也就在二十四日才被迫释放巴夏礼。因此，这个时候劝说咸丰帝回銮无疑是痴人说梦。但这道奏折也反映了在京官绅切盼咸丰帝回銮的心情。
九月六日（10月19日）咸丰帝在廷寄中指示奕与英法画押盖印，互换和约，并明确表示：“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 这是说，他是想趁冬天到来之前赶回京城。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和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奕分别与英、法互换和约，并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九月十八日（10月31日），咸丰帝在廷寄中说：“现据恭亲王等奏，英、佛两夷，已于十一、十二等日互换和约。一俟该夷兵退，不再反复，朕即可回銮。” 口气仍未变，还是表示尽快回銮。
九月二十五日（11月7日），奕奏道，英军将自二十六日（8日）陆续退回天津，月底全行出京。法兵也必跟踪撤退。在这一奏折之后，咸丰帝作一朱批，与以前表态迥然不同：“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这一朱批的主题是对“亲递国书”一条极为不满。咸丰帝从来认为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谓“君权神授”。只有中国是文明的中央之国，其他国家都是他的属国，是蛮夷之邦。夷酋面见御弟，已经不成体统，还想见朕本人，简直“肆行无忌”，胆大包天。咸丰帝自认为是君临天下，不能以平等的礼节面见夷国使臣的。但担心是担心，他仍然表示要回銮。
既然咸丰帝一再表示回銮，九月二十九日（11月11日），奕、桂良、文祥和胜保联名上一奏折，请求咸丰帝预先定下回銮日期，以便早作准备。他们的理由是，一为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为各省拱极之区”，如早回銮，“不但京内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亦]为之一定”。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二为关外已到冬季，气候不适，有碍健康，“皇上以亿兆仰赖之身，岂宜久驻关塞”。这是身体健康的需要。以上说的都是实情，是留京王大臣的一番好意。但咸丰帝变成了好龙的叶公，真的要他回銮，他又犹豫不决了。他在此折上朱批道：“览奏具见悃忱，惟此时尚早。况胜保系带兵大员，抚局亦不应干涉。” 原来想尽早回京，现在请他回去，他又说“此时尚早”了。又批评了带兵的将军胜保不应过问夷务。咸丰帝担心的仍是两条，一是英法军队尚未撤净，二是亲递国书。针对咸丰帝的心病，奕等于十月一日（11月13日）又上一奏折，除申明两国军队上月末已全部撤退，只留数名外，主要是说明亲递国书应如何看待。奏折说：“亲递国书一层，据该夷称：系两国真心和好之据，非此不足以昭美意，若不呈递，难以复命。察其情词，似无诡谋。” 奕借用洋人之口，阐明了亲递国书的意义。由驻在国的外交使节向该国君主亲自呈递国书，是真心和好的标志。不这样做便不能表达真诚美好的意愿。若不面交，也说明使节没有完成本国君主托付的使命，回去不好交代。关键是奕的评语：“察其情词，似无诡谋。”说明奕认为亲自接受国书一事是应该办的。这是清朝的高官显宦们第一次正面提出亲递国书一层是可行的。奕的看法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并且他又提出：“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一针见血，咸丰帝正是把其他国家都看成是他的属国。
同一日，趁热打铁，奕并没有因咸丰帝前天的朱批而退却，又联合留京王大臣上一奏折，恳请回銮，全文如下：
窃惟皇上举行秋狝，驻跸滦阳，原为集师之举，以期绥靖京师。查夷兵现俱撤尽，市肆渐安，腥膻已远，中外人心，切望及早回銮，以期镇定。窃思皇上巡幸之初，尚在秋间，今已时届冬令，塞外寒冷较甚，迥非京城气候可比，久居似非所宜。况臣等远隔天颜，五旬于此，依恋之忱，萦诸寤寐。伏思皇上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师乃四方拱极之区，恳请銮舆早日还宫，以定人心，非独臣等之欣幸，凡在率土臣民，无不为之欢抃也。
这次上奏的内容与上次的基本一致。但有两点不同，一为上奏者阵容不同。上次是四位王大臣，此次是恭王及留京全体王大臣，阵容及声势都大多了。显示这次上奏的分量之重；二为在这三天之内京师的英法侵略军已全部撤退，危险消除。撤兵自九月十七日（10月30日）开始，每日或千余名，或二三千名不等，其余定于二十六日分日续撤，到月末即已全部撤净了。
但是，出人意料，咸丰帝竟发下一道上谕，明确表示暂不回銮了。上谕说：“谕内阁：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俟明岁再降谕旨。” 与此同时，又发下了由热河集国代拟的一个廷寄， 进一步说明暂不回銮的理由。其理由是：
一、担心“亲递国书”。“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咸丰帝还不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娇羞的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总算露面了。而我们的咸丰帝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二、害怕“去而复返”。“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体诸多不协，且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这说明热河集团对英法侵略军的了解要大大地落后于北京集团。
三、认为“足资控制”。“且木兰巡幸，系循祖宗旧典，其地距京师尚不甚远，与在京无异，足资控制。”这纯粹是强词夺理了。你的逃跑怎能和祖宗的木兰巡幸相比，同时京师和热河也不是“无异”的。
这三条暂不回銮的理由均属勉强。但不难看出，热河集团的王公大臣们是坚决反对回銮的。这个廷寄末尾一句：“再，本年回銮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渎请。”表示决心已下，不准再来聒噪。
不料，奕于十月二日（11月14日）又单衔上一奏折，针对上一廷寄的“去而复返”，说明“洋人现已退兵，不致再有反复”。内称：“现在夷酋已退，夷兵撤尽，人心尚未涣散，非始愿所能料及。为今之计，惟有仰恳圣驾回銮，俾臣得早抒依恋之忱。”并声称“该夷现既撤兵，似不致再虑反复”。但是，咸丰帝仍然不为所动，朱批道：“览奏已悉。不肯自蹈欺罔，究无确实把握。” 他不完全相信奕的话，认为英法侵略军随时有回来的可能。当然，他也没有怪罪奕个人的再次上奏，因为毕竟是亲弟弟，同时在互换和约中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咸丰帝在是否回銮的问题上颇费踌躇。他本有回銮之意，但又感前途险恶。同时，刚抵达热河时，生活诸多不便，但经过肃顺等一番经营，咸丰帝渐感环境适应了，就懒于回京了。吴相湘记道：“载垣等不之顾，且大兴土木修缮行宫，导帝射猎或娱情声色，肃顺亦建筑私寓作久居热河计。凡此均足以影响帝之回京意念者。” 李慈铭记道：“上未有返跸意，又闻车驾时出打围。” 了解晚清政情的薛福成记道：“迨和议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请回跸。上将从之，为三奸所尼，屡下诏改行期。” 三奸指载垣、端华、肃顺。由于他们三人的控制，使咸丰帝不愿回銮。吴相湘进一步记道：“载垣肃顺端华之辈进奉声色，原为固宠揽权之计也。帝既耽心于此，彼辈之谋就矣。适帝躬又时常违和，益少闻问国事，于是百政皆委诸三人手。” 以上所记，都说明了由于载垣等三人在热河行在大兴土木，修缮行宫，导帝射猎并进奉声色，使咸丰帝如蜀之后主刘禅一样“乐不思蜀”了。
回銮之争实质是权力之争。热河集团反对回銮固然原因种种。但主要的一条是远离京师，便于对咸丰帝的控制。北京集团看破了热河集团的用心，因此坚决主张咸丰帝尽快回銮。
传统的说法是咸丰帝是被所谓“三奸”操纵的毫无主见的傀儡。但笔者认为，咸丰帝直到临终一直握有实权。回銮与否固然同三人的影响有关，但最终的决策者仍然是咸丰帝本人。因此可以说，在是否回銮这点上，热河集团用种种方法影响了咸丰帝，而暂缓回銮的决定是咸丰帝作出的。而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力争咸丰帝回銮的苦心并未奏效，奕很识趣，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
其实，回銮与否同咸丰帝奕和恭亲王奕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第二、兄弟嫌隙
道光帝有九子，第四子为奕，第六子为奕，第七子为奕。奕的生母钮祜禄氏，开始册封为全嫔，累进为全贵妃。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1831年7月17日），奕降生。十三年，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立为皇后。二十年逝世，时年33岁。道光帝亲定谥为孝全皇后。
孝全皇后死时，奕只有10岁。孝全皇后把年幼的奕托付给奕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她开始是静贵人，后来累进为静皇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奕的生母对待奕如亲生儿子一样，因此，奕和奕也如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般。
奕继位后，命奕为恭亲王并兼首席军机大臣，委以重任。同时册封博尔济吉特氏为太贵妃。但自此之后，奕和奕开始发生了矛盾。主要分歧点在册封奕之生母为皇太后与否这一点上。
奕对奕册封其生母为太贵妃是不满的。因此，他一再奏请咸丰帝应尊静皇贵妃为皇太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咸丰帝就是不表态。对此，太贵妃也是不满的。王闿运记道：“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予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康慈贵太妃显然对咸丰帝满腹意见。“他性情不易知”是说咸丰帝的心理不易把握，不好了解，告诫奕要谨慎小心，豁达大度，“勿生嫌疑”。即使发现自己失言了，她仍然倔强地背对咸丰帝一言不发。这里明显地表现了她对咸丰帝的不满。其原因是咸丰帝没有尊她为皇太后。她感到咸丰帝辜负了她的养育之恩。而这一切，奕是不知晓的。
奕没有因咸丰帝的态度而退缩，他仍然固执地为其生母上皇太后的尊号。但直到太妃死时才捕捉到了难得的机会。王闿运记道：“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没有得到太后的封号，太妃死不瞑目。奕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逼迫咸丰帝表态。而处境尴尬的咸丰帝既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却只说了个模模糊糊的“哦”，以为搪塞。但乖觉的奕便装聋作哑地利用这个“哦”，再运用军机大臣的权威，传旨让有关人等为太妃上封号，咸丰帝被逼无奈，怕得个不孝的恶名，只好依从了奕的做法，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因为奕的行为有违咸丰帝的初衷，他很恼恨奕，除减杀太后丧仪外，又处分了奕。《清史稿》记道：“孝静成皇后崩，上责王礼仪疏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 这是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的事。兄弟失和，奕被搁置一旁，直到五年后，即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咸丰帝在北逃热河时才又想起了这位有才干有决断的皇弟。
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尚不止此，还可以追溯到他们为争得道光帝的宠信而努力表现自己的童年。
道光帝对奕和奕都很宠爱，在传位给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很费心思。这主要是：
第一，奕的生母和奕的生母都是他宠爱的妃子。奕的生母钮祜禄氏，24岁时生奕，26岁升为皇贵妃，27岁时立为皇后，即孝全成皇后。但不幸于33岁时突然死去。关于她的死有种种猜测，《清朝野史大观》载：“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崩，事多隐秘。其时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亦不敢违命也。故特谥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以其为孝全行出。” 这段记载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即孝全皇后于33岁之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事多隐秘”，是说有许多事没有完全披露。同时又说作为婆婆的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严”，道光帝也“不敢违命”。似乎由于婆媳不和而导致孝全皇后之死。道光帝哀痛孝全皇后之死，而爱屋及乌，遂立孝全皇后之子奕为帝，就顺理成章了。
但奕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也是道光帝的爱妃。两位爱妃，一亡一在，对待两位爱妃的爱子就不免踌躇不决了。
第二，奕和奕各有长短，都是他宠爱的皇子。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