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务长最主要、最繁重的任务就是食堂管理了。农业连队二百多人的一日三餐要调剂改善；连队中几十户职工家庭的米面油盐和副食品要靠食堂供应：连队生活用品的采购、管理和经营，还要保证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年节假日和连队重大活动期间改善生活及会餐等等。同时还要包括食堂的内部管理。因为除了上士（负责采购、出纳和现金管理的助手）外，还有包括炊事班长在内的十多个女青年。
我在干司务长的这段时间，最使我难忘的就是第一次杀猪。为改善连队的生活，食堂养了十多头猪，并在随时补充。每次改善伙食时，偌大的食堂，包括再卖给职工家属一部分，都要杀两头猪。以往都是请专业的屠夫来完成，代价是猪的上水或下水（上水是心、肝、肺，下水是大肠、小肠及肚）要送给他。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损失。因此我决定学习杀猪。
专业的杀猪，是把猪捆住四肢，平放在板子上，用约有一尺多长的杀猪刀，顺着脖子捅进去，直接扎到心脏上，拔出刀时，血就会大量涌出，这用备好的盆接住，并掺入苏打，不停地搅拌，一头猪约能接一洗脸盆血，用来做血豆腐或血肠。猪被捅到心脏动脉，随着血的大量流出，只会挣扎几下就不再动弹了。这时用刀在猪腿上挑破皮，用气管子打气，把猪的全身用气吹起来，再用提前烧好的开水一面浇，一面褪毛。刮净后就可开膛，取内脏、清洗，并破成两半，整个过程就完成了。一个成熟的师傅杀个猪，仅用一个助手，三十分钟就可结束“战斗”。
真正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呀l我曾反复地看过几次专业的高手杀猪，整个程序谙熟在心，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决定要“亲自”下手了。
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处女作”，我找了四个知青来做助手，整个准备程序非常顺利，烧水、逮猪，捆好四肢，绑在案子上。我把提前磨得飞快的杀猪刀抽出，心里默念着：委屈了，对不起了。然后暗中用劲，一下予就顺着脖子扎进去了，只听猪“嗷嗷”地叫着。我把刀一拔，一个女青年就把盆接了过去，满以为血会哗哗地流出来，不想一滴都没有，那猪反而叫得更厉害了。糟糕l出师不利，这是没扎在心脏上，我比量了一下，又扎了第二刀，仍然不见血，猪闹得更凶了。这下有点慌神了，随后连续捅了五六刀都无济于事。正在我乱了方寸的时候，只见那猪大叫一声，竟从嘴里喷出馒头大小的一个血块来，正打在按着猪上肢的上士的脸上。随着他哎呀一声，松开了手，只见那猪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从案上摔了下来，它的两个前肢已挣开绳索，竟拖着两个还捆着的后肢在地下爬了起来，大家都乱了阵脚，两个男青年竟抄起食堂的压面杠打了起来。这下更激起那猪的反抗意识，在用力逃生的拼搏下，三两下就把后肢的绳子也挣断了，于是离了歪斜的在连队跑了起来，这时已惊动了连队的很多知青，纷纷加入追猪的行列。那猪毕竟是已重伤在身，倒是没有追多远就被大家七手八脚按倒在地，又重新捆个结结实实，四个小伙子用一根粗木抬了回来。再把它放在案上时，猪的七窍都流出了血，嘴里喘着粗气，鼻子里吐着血包，真是惨不忍睹！再看追赶的小伙子，个个身上、脸上沾满了血迹。这时的我早已经没了主意，不知是谁说了一声，杀不死，就打死它吧。于是有个楞小子，用拖拉机履带上连接的大钢销子朝猪的脑袋上抡了起来，那真是打一下，惨叫一声啊！这样不行，我果断制止了他。又有人出主意，开始打气吧，从后腿皮上割了个口，在打一下气，叫一声的过程中，渐渐地那猪终于断了气。整个杀猪竟用了四个多小时。
不知怎的，那第一次杀猪的记忆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过了多少年后，每当走进寺庙的时候，从未信仰过宗教佛学的我，望着那高大庄严的如来佛，心里都会涌上一种不伦不类的祈祷：愿那个生灵原谅我吧！并希望它早日超度，转世时有个更好的结局吧！
由此，我更懂得了，任何事物，每种工作，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技巧。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盲干、愣干只能是自食苦果。
后来呢，自打有了这一次的挫折，再加上我细心的琢磨，杀猪的技能有了很大进步。记得有次掐着表，从准备到把各类下水收拾利索，下锅蒸煮，共用了两小时。
认错
我在抚远县农业连队里，认识了一个复员的老职工——老李头。老李头是大家对他的昵称，他高大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半谢顶，络腮胡子，腰板挺得很直，岁月好像遮不住他那行伍出身的经历。还打过几天仗，解放战争赶上了个尾巴。正因为他的经历，所以在那边远的地区，阅历就显得十分丰富，农场职工，包括家属们，一遇到各类大事小情，就都去向他请教。久而久之，老李头也就俨然以权威自居，大有一言九鼎之势了。
老李头负责麦场上的活，每到了冬季，整个连队都没有其他的活计了，除了部分知青上山砍柴外，其他的就都在麦场上，清囤、倒囤，活不累，就有更多的时间聊天了。和知青们聊天，老李头依然不减本色，与小青年们聊起大城市的事，好像也不显得孤陋寡闻。毕竟城市的小青年们是在那里长大的，几次侃后，老李头的权威性好像就受到了冲击，知青们对他不仅不够信服，渐渐开始拿他开起玩笑来了。
依旧是战争的话题才能吸引青年人，因为那都是青年人没经历过的，而且是很感兴趣的。有一次，老李头给知青们讲辽沈战役中打锦州的一段插曲，说部队经过一处铁路桥，因战火已经把桥烧毁，只剩下两根铁轨还孤零零地悬在空中，为了抢时间，解放军从部队中找了一批驾驶高手，愣是驾车轧着两根铁轨开了过去。青年人顿时哄堂大笑，叫喊着：你这牛吹得太大了，一哄而散。急得老李头一边大喊回来，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忿忿地回家了。
老李头还有一件留在知青们口头被传为笑柄的事，就是关于狼的名称问题。从我们到了东北起，就知道当地人把狼叫做“张三”，这名字的起因已无从考查了，但从我们到了这个农业连队，碰到老李头后，就听他多次讲：狼和“张三”不一样。狼是狼，“张三”是“张三”，狼大“张三”小，狼在前，“张三”在后（我想，可能是狼与狈吧），为了这事，知青们又多次找到当地人去打听（因老李头也是从部队复员后辗转到了黑龙江国营农场的）都说没有见过，祖祖辈辈都把狼叫做“张三”。这下又让知青们抓住了把柄，常常为此嘲讽他。有一次把老李头逗恼了，站在麦场上大骂：小兔崽子们，见过什么，老子吃的盐比你们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都多，信吗？吓的知青们躲在麦垛后面，不知是谁听到这话时，又探头说了一句：是走的两根铁轨的桥吧l接着又引起麦垛后面一阵阵大笑。
其实老李头的这种认真、执著，还真的给知青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而且也是我们挺喜欢的人。有时他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来上工，大家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然而有的知青就过于爱闹，把玩笑开过了头。记得有两个哈尔滨的小青年，总爱到老李头在麦场休息的小屋去聊天，一边聊，一边接过老李头的烟笸箩，卷着关东烟。实际上，他俩是提前在马厩扫起了晾干了的马粪，在卷旱烟趁老李头不注意时掺到了烟叶里。等他俩从屋里出来时，总会找没人的地方蹲在地上哈哈地笑个不停。时间很快过去了约两个多月，这俩小子觉得该“揭锅”了，再假装地“抽”了一口烟后，问：“李大爷，你觉得最近这烟怎么样？”老李头开始时不经意的回答：可能是最近上火了，总觉得这烟不如过去香了呢。两个小青年再也忍不住了，捂着肚子终于笑出声来。有着军人警觉的老李头一下子就明白了，抓起把烟末闻了闻，只见脑门上的青筋暴起，窜到炕边上，边找鞋，边骂道，妈了个吧子的，今天我非扒了你们的皮不可！吓得这两个小青年一溜烟儿地跑没影了。直把个老李头气得浑身哆嗦，趿拉着鞋，骂骂咧咧的追出去好远。
事情闹大了，老李头向连长告了状，连长也觉得这事闹出了圈，下令停了这两个知青的工，写检查，还不给工资。这两个小青年也觉得确实太过分了，老老实实地写了一个星期的检查，并分别地向班长、排长和连长做了检讨。连长觉得这两个小子态度还算诚恳，就告诉他俩：行了，你们去向李主任（麦场主任）道歉吧！李主任气消了，你们就可以上班了。
这俩小青年战战兢兢地到了老李头那里，这老李头一看两个小孩来了，气早消了一半，顿时和颜悦色起来，盘起腿坐在炕上，拉长了音调：“你们来啦，说说吧，你们错在哪里了？”一听见这腔调，这俩人顽皮的本性又涌了上来，嘴里喃喃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你们倒是大点声啊，当初发坏的劲都跑到哪去了？”，在一再地追问下，两个人终于抬起头，但脸上还是闪烁着一丝狡黠的笑意：“李大爷，我们错了”。
“噢，你们错在哪了？”
“我们知道了，狼和‘张三’不一样了”……
上学
上学，是每个青少年必须经历的阶段。而对于我们这一批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上学在当时却成为一种奢望。现在回想起来，这不仅是我们个人，也是社会的一种悲哀啊！
1966年，在我们刚刚升入初中不到一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们这批还不谙世事的孩子，是根本无法理解那场波及全社会的灾难的。现在回想起来，先是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一批大“毒草”，继而是批判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还有毛主席“八·一三”接见红卫兵，与宋彬彬（当时的红卫兵）关于“要武”的谈话，社会上“造反”、“批斗”之声不绝于耳。到处是“砸烂”、“推翻”、“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我感觉一切秩序全被打乱了。校长、老师，全都成了“阶下囚”、“臭狗屎”，学生们想批谁，揪出来就可以连踢带打。“师道尊严”真的是威风扫地了。我们当时作为“文革”在校生中最低的一个年级，“打砸抢”是不会参与的，但最高兴的事就是“停课闹革命”了。去北京、武汉、长沙搞串联，在北京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又瞻仰了毛主席当年革命走过的地方，如长沙师范学校、橘子洲头、“万里长江横渡”的地方等等。十多岁孩子，简直像放出笼的小鸟，看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但是独独地忘记了读书、上学。等到学校里相继夺了“资产阶级”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提出要“复课闹革命”时，已经没有秩序可言了。学生们无法管，老师们不敢管，上课只能是流于形式。记得有次我们班的几个同学突发“恶作剧”的念头，乘老师在教室外休息时，偷偷地弄了半洗脸盆煤末，架在了半掩的门与门框的上边，然后一起敲桌子，跺地板，老师闻声赶来，刚一推门，可怜那盆煤末顷刻扣下，那个曾经被打成右派的高级数学老师被连砸带吓，呆呆地站在那里，头发上、眼镜上，以及全身都变成了黑色。在很多同学的哄笑声中，我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怜悯之心、负罪之感倒一起涌上心头。
在那种大环境下，想学习是不可能的，渐渐地，我们几个“黑五类”（当时出身不好的同学被称为“黑五类”子女）的同学就不再上学校了（当时这种不到学校去的被称为“逍遥派”）。我们相互串通，到处去玩，游泳、钓鱼、滑冰，又逐渐地按不同的爱好，分成了一些不同的小群体，如有的侧重于学乐器、装半导体、玩摄影等，而我呢，兼顾着不同的爱好，分别参与到这些小群体中去玩。尤其是自己从小就喜爱文学，慢慢地和有着相同爱好的同学们，包括一些高级的、外校的凑在一起，相互借书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一生中看过的中外名著，大部分都是这个阶段看的，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封神榜》等等，外国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红与黑》、《堂吉诃德》等等，虽然有些不懂，或不完全懂，但还是囫囵吞枣似地读下去。如果反思这段时间，虽然是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地学习，但却是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自己，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也包括动手能力、阅读能力，还包括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也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
很快，我们这批学生随着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相继上山下乡了。我随着学校的组织安排，来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在北大荒艰苦的条件下，除了辛勤的劳作外，没有任何的“再教育”可供学习。然而庆幸的是，我在这里先后结识一大批来自北京、上海的高年级的知青，他们的学识、修养、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我今后的学习、成长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这一时期阅读学习了很多社会科学和理论书籍，如《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古典哲学的终止》、《退一步进两步》等等，从开始只是单纯地听他们之间相互辩论，到逐步参与进去讨论，无形中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