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中，他被关在与人隔绝的斗室之中，但仍不忘自己的革命工作，他决定用笔来战斗。
要在监狱里写作，该有多难啊！首先，得设法解决写作工具的问题。王若飞同志托几位做苦工的难友好不容易买来了一小锭墨，一支小楷羊毫毛笔。为了防备敌人检查，易于保存，他将笔杆截短，只留下一寸多长，使用时在墨锭上蘸点水，把笔捏在手心里写作。过了一阵，墨锭浸水后破碎不能用，他又想法托人买了个铜笔帽来，把墨弄成小块，放在里头，吐点唾沫，用笔蘸着写。
后来，因为笔太大，在笔帽里蘸墨不方便，就改用柴棍写。柴棍尖端容易碎裂，还是不行，王若飞又从破炕席上抽出一些芦苇棍来写。
笔墨算是凑合着解决了，纸张问题怎么办呢？香烟盒里的衬纸可以写一点，有时干脆写在各种书的字里行间，要是能托人买到一点白报纸，那就算是最理想的了。
有了这些简陋的“文具”以后，王若飞就拼命地写作起来。监狱里晚上是不许点灯的，只得完全利用白天时间，可是白天敌人又监视得很严，而且还得对付一周两次的检查。环境虽然这样恶劣，但王若飞仍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勤奋地写作着。
冬天，寒风刺骨，王若飞将身下的杂草编织起来，并用它紧紧地围住自己的身体，在一块石头上坚持写作。
夏天，气候闷热，蚊虫叮咬，王若飞每天总是凑近窗口，把纸摊在膝盖上，左手拿着铜笔帽，右手握着芦苇棍，一边吐着唾沫蘸着墨水，一边注意着窗外敌人的行动，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坚持写作。
在遭到敌人的一次突然检查后，写作工具被破坏了，王若飞又托一个熟悉的看守买了个更加小巧的铜笔帽，重新装备起来，用时捏在手心，不用就埋进土里。没有纸了，就写在线装古书的背面，写完了再翻过去，恢复原状。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若飞勤奋地写作着。在监狱的几年中，他平均每年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战斗檄文。这些文章里，有的是论述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应采取的态度；有的是写对重大节日的纪念，以及对某些思想认识问题的见解；有的是用书刊评论、杂文、小品等形式，对反动思想和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有的则是给当时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的信，对一些重大问题与傅作义进行辩论，并阐述关于发动全民抗日等问题。
这些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蕴蓄着共产党员惊人毅力的文章，对当时监狱内外的革命斗争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故事感悟
王若飞坚持在牢狱里写作，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评论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进步。
◎史海撷英
监狱里的锻炼
王若飞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从事革命工作，他不幸被捕了。王若飞经常在监狱里对难友们说：“敌人总是想摧残我们，我们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是革命者，决不能向恶劣的环境屈服，一定要坚持斗争。
王若飞的身体不太强壮，为了坚持和敌人的斗争，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条件来锻炼身体。他在狱中的锻炼方法之一就是日光浴。就是利用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到院子里晒太阳。后来，他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太严重，敌人不得不允许他每天晒一两个小时的太阳。于是，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躺在院子里接受阳光的洗礼，直到皮肤被晒得一片紫红。
王若飞还有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是用冷水擦身。当时，反动派极尽所能地折磨着政治犯。别说让你洗澡，就连水都不给你喝。但王若飞的言行却感动了出身贫苦的老看守员，他悄悄买了几只大碗给了王若飞，若飞每天就用它盛冷水，再拿手巾擦拭全身，直到全身发红为止。此外，狱中的王若飞还有另外一种锻炼方法，就是“室内体操”。动作包括伸腿、弯腰、屈臂等动作，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都从不放弃。
见到王若飞这么苦练身体，很多难友都迷惑不解。有一次，一个难友就问他：“我有件事想问你，你骂国民党，骂蒋介石，天不怕，地不怕，还不怕死，真是英雄。但是，你在这样的监狱里却还愿意天天练操，似乎又很爱护身体，这是为什么呢？”王若飞回答说：“我不怕死是因为敌人要破坏我们的真理，这就需要我们用生命去保护；我爱护身体，就是为了能有个健壮的身体，好去更有力地保卫真理啊。我生是真理的人，死是真理的鬼，除了真理，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
王若飞简单明了的解释，让难友们茅塞顿开，精神振作，于是也都开始刻苦锻炼起来，投入到了更加艰苦的斗争中。
钱大昕评说汉学
◎学非探其花，要自拔其根。——唐·杜牧
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中国清代史学家、语言学家。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钱大昕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他又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
钱大昕治经，主要受了两个人的影响和启发，一是顾炎武的治经方法论思想“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一是惠栋的治经宗旨“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
在钱大昕眼里，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掌握字音，才能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由于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学问产生了莫大兴趣，十分欣赏汉儒的治学思想，对汉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
钱大昕还说：“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
不难发现，钱大昕是非常推崇汉儒的治经理念和方法的。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论事有根有据；二是汉儒作古不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一致；三是汉儒治经、训诂都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正由于认识到了汉儒治经的这些特点，他在遇到后儒与汉儒在训释上的矛盾时，一般都站在汉儒的一边。
钱大昕所说的“汉儒”是东汉诸儒，其代表人物是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的版本不尽相同，另外《诗》、《礼》等经籍又多是名物典制，所以用以上诸儒解经，十分重视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的修养很深，在王国维看来，东汉古文学家就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很好的小学素养，才使东汉古文经学得以兴盛。这个优良传统被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而自觉效仿。
尽管钱大昕推崇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也不排斥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钱大昕对于古今文经也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
钱大昕评论汉代学术的时候，没有预设什么今古文门户的见解，他治经的目的是求得儒学本真，剔除糟粕，从而获得圣人微言大义的真相。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会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之渐渐隐藏了本来的面目。这不但会影响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还可能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
所以，钱大昕将“刊落浮词，独求真解”作为自己的最大目的，同时，这也是乾嘉时期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只要是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都会得到钱大昕的赞扬，无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只要他们的学说能有效揭示儒学的真谛，他都是非常认可的。钱氏曾多次提到东汉诸儒，就是因为东汉之前的学说很少传世，很难求得，所以退而向东汉求取。
钱氏对汉儒经学的评论主要体现在方法上，即主要在工具层面。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很少涉及。
在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的基础上，钱大昕也研究了清以前的学术发展情况，他曾说过：“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很醇正，魏晋一直到宋明，治学则偏向于阐述义理，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了清代，学术研究之风又开始转向敦实。
不过，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的学术特征也把握得不够精准，特别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评判后世学术，没有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去认识，都显示了他汉学家的立场。
当然，他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了明确的意旨，即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
钱大昕对宋、明学术，从两个方面进行驳难。
一是工具层面上，他抨击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等等，在他看来，宋人治经，不懂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好与前人立异，只求奇谈怪论，不求实事求是。这也是钱大昕所以常常将汉学与宋学对立而取汉学的缘故。
二是思想层面上，钱大昕驳斥了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他在评论“性几理”时说：……“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谕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对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为程颐所提，由朱熹完善。在他们的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道”、“天”属于同一范畴。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钱大昕批判宋明理学为空谈和顾炎武有所不同。顾炎武的目的是要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提倡经世实学，而钱大昕更关注学术的是非。
显然，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那套哲理是不赞同的，他对理学“性”、“道”等的驳难，都是为了把儒家伦理纲常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其积极的一面是学风由玄远转为浅近，由空虚转为敦实；从消极方面看，他对理学的哲理性思辨不大了解，只以日常伦理批驳理学的思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钱大昕之所以抨击宋明理学，还有个原因是宋儒引佛进儒。理学原本是儒、释、道三者的结合，学者既修儒学又归心释道也是情理之中。
钱氏小时侯受父亲影响，对佛学比较反感，总劝说人们“佛仙都虚幻，休寻不死方”。在理论上，他认为佛教六业轮回说败坏了人伦，佛教徒抛弃父母兄弟而出家，更是人伦所不容。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五伦也。唯人皆有孝悌之心，故其性无不善……释氏弃其父母昆弟而不知养，虽日谈心性何益？”
宋儒将佛教和儒学混合在一起，钱大昕认为破坏了儒学的精蕴，他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
◎故事感悟
钱大昕对于汉学可谓是真正的大师，他严谨而不狂妄。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这种态度也决定了他大师的名号。
◎史海撷英
钱氏宗祠
“钱氏宗祠”建于清朝中期，位于北京南城崇外原三里河以北、北桥湾街以东的薛家湾胡同。钱氏宗祠原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三个院落。前院主要是钱氏祠堂，里面供有钱氏画像、牌位，康熙和雍正赐的“保障江山”、“保我子孙”的匾额和乾隆时的官窑瓷器等；中院为娘娘祠堂，供奉着钱氏夫人的牌位；后院是花园。
钱氏祠堂坐北朝南，门不大，带脊。门的上方墙上镶着一块石匾，雕刻了“钱氏祠堂”四个大字。斑驳的木门上挂着一幅对联，字迹模糊，依稀可见上联为“武肃勳名久”，下联为“彭城世泽长”，横批是“铁券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