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外商觊觎已久的在华投资设厂权正式获得合法地位。当年就有4家大的外商纱厂招股筹办，杨树浦成为纱厂集中地。这些纱厂公开向华人募股，并得到华人的积极响应，怡和纱厂(The Ewo Cotton Spinning & Weaving Co, Ltd)便是其中的一家(俗称“老怡和”)。
怡和洋行接着于1913年又将香港棉纺织印染公司清理后的设备运到上海，创办了杨树浦纱厂，额定资本150万两，拥有纱锭2万枚(俗称“新怡和”) 。
这时，上海的私营棉纺织厂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不出10年，上海已有不下12家纱厂。其中，包括怡和纱厂在内的外资纱厂4家，华资商办纱厂5家，中外合资纱厂3家。棉纺织工业潜在的广阔市场，使纱厂成为上海中外工业投资的热点。
纱厂整合：沪上最大企业
怡和洋行纺织业的扩张，走的是自身建厂与兼并收购的双向策略。早在1908年上海华新纱厂拍卖时，怡和洋行便有意兼并，但未成功。后来，怡和洋行兼并公益纱厂。随后，创立杨树浦纱厂，同时在原怡和纱厂中设立怡和毛织厂。
1921年，怡和洋行正式成立怡和纱厂有限公司(EWO Cotton Mills Ltd)，统辖各厂，形成棉、麻、毛纺织综合企业集团，成为当时英国在上海投资的最大工业企业。公司使用的织机均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同时，怡和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包括废棉产品加工、黄麻织品、毛纺品和布匹等。
07
工人罢工与怡和业务就在怡和的中国业务蓬勃发展之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广泛兴起。新兴工业和企业的快速发展，新的商人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意味着怡和必须面对工人的各种权益要求。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政治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已达数百万之众的产业大军的崛起，强烈渴望摆脱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压抑，也同样需要在中国享受着特权的怡和直面相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随后，工人的罢工运动波及全国各地。民族主义、公众舆论、群众游行开始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内容。
不仅如此。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当时的这两股政治力量均致力于将国家从帝国主义欺侮和军阀混战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大城市中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运动的“主角”，游行示威和罢工成为争取权利的新的表达方式，民族主义则成为一股重要的精神支撑力量。
对怡和来说，虽然其英籍员工依然继续凌驾于中国人之上，上海公共租界事涉华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依然被视为工部局附属机构的会审公廨处理，但对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怡和大班不能不感到一些担忧和沮丧。尤其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7年汉口等英租界的收回，均发生在上海、香港、广州和武汉等怡和的重要据点，直接影响其业务发展。香港行政局和上海租界工部局内一直没有华人代表。1925～1926年运动之后，这一局面得到改变。1926年，周寿臣被任命为香港行政局第一位华人非官守议员；1928年，上海工部局也产生了首位华人董事。在工人罢工和北伐战争背景下，怡和出现连年亏损。1924～1925年，怡和亏损180万港元；1925～1926年、1926～1927年，分别亏损125万港元和70万港元。
1925年省港大罢工宣传品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中，1927年2月，英国同意放弃汉口和九江租界，虽然怡和洋行对此强烈不满，认为英国外交部在捍卫国家利益上太过软弱，但英国外交部实在是迫不得已。事实上，除上海之外，英国大部分在华租界如镇江、威海卫、厦门等，在随后两三年内均被迫交还给了中国。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关税自主权。1928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已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由新的条约和协议取代，尚未过期的条约和协议将根据法律程序予以废除或重新签订。随后，美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日本先后在一年之内签订了新的关税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各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并进而原则上同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接踵而至的，是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不过，怡和的业务依然兴旺，1928～1929年的获利达到100万港元，各地分支机构也有所增设，上海租界里依然是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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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作霖父子的军火生意怡和洋行的业务无所不包，其所打交道的高层更是广涉中央和地方军政要员。作为大军火供货商，怡和是英国阿姆斯特朗著名军火制造商的销售代理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进口的军火中，通过怡和之手进口的不在少数。
当年，胡雪岩为左宗棠采办军需，特别是西洋新式军火时，便多得力于怡和的供应；李鸿章虽然以德国军火为其第一采购对象，但怡和也同样是其军火采购的重要一员。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其军火交易，依然是怡和的一项重要业务。其中，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少帅”张学良也是怡和推销军火的重点对象。
张学良与怡和的关系，从他与怡和洋行天津分行买办梁炎卿家的故事可见一斑。
在晚年回忆自己的人生时，张学良曾特意提起自己“非常喜欢梁九小姐”。张学良说：“你也许能知道，天津最有名的梁家，梁家有四位小姐。这个梁老头是真有意思，他有很讲究的大楼，楼上不点电灯，都点油灯。为什么呢？怕电灯走火。那么阔气，没有汽车。他是天津怡和的买办，是何东(长期担任怡和买办，时为香港最著名的华人——引者)最好的朋友。他有四个小姐，我非常喜欢他的九小姐，他这个九小姐嫁给叶公超的哥哥，自杀死的。”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7年。
张学良所说的“梁九小姐”，正是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1852～1938)之女。怡和洋行是天津历来所有洋行中最大的一家，梁炎卿则是天津历来所有买办中最大的一个，在天津素有“买办之王”之称。
有天津“买办之王”之称的怡和买办梁炎卿1870年，18岁的梁炎卿进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1872年随唐廷枢进上海怡和洋行。两年后(1874)，梁炎卿由上海调至天津怡和洋行任大写，1880年任副买办，1890年升任买办。直至1938年去世，在怡和洋行任职长达66年。梁炎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3个儿子，以后也都走上了父辈的道路，成为怡和洋行买办。直到1952年怡和洋行在天津停业，梁炎卿及其3个儿子为怡和洋行服务累计超过100年。
早在张作霖控制东北时，怡和便与他建立了良好关系。怡和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开设的分行在东北有着众多农产品和军火机械方面的生意。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少帅”张学良走上前台。在为东北军采购军火的过程中，张学良经怡和之手购买了大批新式英国武器。
后来成为怡和大班的约翰·凯瑟克对张学良印象深刻。1932年，从怡和纽约分行来到上海，并已学会说汉语的约翰·凯瑟克被公司派遣，前往北平向张学良追收一笔张作霖在世时所购军火的债务。在等待了几个星期之后，约翰·凯瑟克见到张学良，并顺利地收回了款项。对此，约翰·凯瑟克事后称：怡和洋行本已对此不作奢望，没想到张学良重情重义竟然还款，实在是让怡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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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克兄弟在上海日后我们看到，向张学良追收相关军火债务的约翰·凯瑟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怡和洋行的核心人物。
出生于1906年的约翰·凯瑟克，年少时就读于英格兰著名的伊顿公学。随后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剑桥人才辈出，当时的多数在校生都有着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对约翰·凯瑟克而言，家族企业怡和洋行更是其实现远大理想的用武之地。
剑桥毕业后的约翰·凯瑟克刚进怡和不久，便于1929年由伦敦被派往纽约怡和分行。约翰·凯瑟克说：“我虽然毕业于英国的两所名校，但真正教我谋生本领的，却是社会大学。”
在美国期间，约翰·凯瑟克经历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在那里历练了两年后，1931年，约翰·凯瑟克搭乘远洋轮船，航抵上海。布雷克著《怡和洋行》第239页称：约翰·凯瑟克“在美国待了二三个月”，之后经由温哥华前往上海。而Jardines:175 Years of Looking to The Future第19页记载：约翰·凯瑟克“大学毕业后加入怡和，先在伦敦和纽约工作，1931年前往上海”。本书采纳后者的记述。在这里，他的哥哥威廉·江斯同·凯瑟克(William Johnstone Kewick,1903～1990)正在迎接他的到来。威廉·江斯同·凯瑟克1927年加入香港怡和洋行，没多久调来上海。
约翰·凯瑟克的生活轨迹，一如其父亨利·凯瑟克。1870年生于上海的亨利，自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也同样是先去纽约怡和分行，在那里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国。
在上海怡和洋行，约翰上班后被安排在会计部。在这里上班的第一天，葡萄牙籍会计师科斯达(Costa)把一支约翰的父亲和哥哥使用过的自来水钢笔交给了他。熟悉财会是了解企业的快捷方式，正如约翰事后回忆说：“商业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账本。会计人员可以发展出对商业情况了如指掌的本事。”
约翰·凯瑟克是怡和洋行高层中第一位学习汉语的人。约翰写道：“在我走进外滩办公室的第一天，就询问可不可以学习汉语。(当时的大班)比思(BDFBeith)说：‘好主意——从来没有人这样做。不过，是个好主意。’他要买办潘澄波帮我找个老师，结果找来一位一直教上海英国淑女讲北京话的老教书先生。他一句英文也不会。不过，尽管我进步有限，我确实从他那儿学到了北京腔。” John Keswick:Two decades in China,The thistle and the jade(2008)，p229.
京味汉语对日后约翰的事业带来了便利，这在前面所述向“少帅”张学良追讨一笔陈年款项时派上用场可见一斑。事实上，他的哥哥威廉·江斯同·凯瑟克后来也是下工夫学习汉语，以利于更好地拓展中国市场。
几年后，凯瑟克兄弟俩都顺利地进入上海怡和洋行的高层。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威廉·江斯同·凯瑟克返回了伦敦，上海的业务便由约翰负卖处理。
那时，上海沦于侵华日军的统治之下。不过，此时英国与日本的关系并未破裂，英国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内依然行动自由。尽管当时中日战争硝烟弥漫，上海租界内依然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怡和庞大的进出口贸易依然在继续。它那众多的工厂也依旧在高速地运转。
但是，怡和在上海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