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过誉之词，只有真实感叹—叹英雄早逝，叹国事混乱，细心人还读出，他更在叹逝者一生其实并未成功，不然，何须反问“自古成功有几”？他所认识的国民党总理，无疑是更近真实的一个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供上神坛的偶像。
杨度私通“赤党”的事儿，北洋巨头们谁也不知道啊！
取代了黎元洪当大总统的曹锟就根本不知道，他一直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段祺瑞也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就不会下派他去自己老家安徽省任省府秘书长。粗犷的山东督办兼省长张宗昌就更不知道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就任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张勋，将杨度聘为本军总参赞。一时间，杨氏又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到“东北王”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时，杨度又成了这位安国军总司令聘任的“政治讨论委员会”专职委员。
甭管谁当权，总拿杨度当国士敬着。
据说，连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老婆都不知道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却知道尊重文人，对杨总参的话，一度言听计从。
安国军政府主持北京政府以后，曾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于百日之内，连续抓走京城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和成舍我。邵氏被捕后，杨度曾联络报界诸人为之求情，未果。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对邵氏掺和郭松龄兵变深恶痛绝，仅两日即下令将邵处决。林白水触怒的是张宗昌，身为安国军二号人物的张宗昌副总司令，面对前来求情的说客，统统示以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时，才转出了黑眼珠，命人打电话通知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执行完了，杨度的愿望落了空。不过，好在杨度总算说动了老张，把成舍我交保释放了。
武夫当国的政治局面，很令杨度伤感，他曾对友人大叹：
吾俦不武之人，不过附属，遇事宁有多效？可惭已极！
既如此，孤傲的杨度何苦要依附于军阀巨头？从他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可以读出，其动机绝非卖身求荣：
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
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
就在他把张宗昌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安国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张学良赶到济南与张宗昌会商军务。“少帅”已经知道张副总司令身边的杨总参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晳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
图未穷而匕已现，杨度只得借故请辞。
杨度五十二岁那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政府突查了东交民巷里的前俄国兵营，逮捕并处决了李大钊等人。
一向反对革命的杨度自然不赞成李大钊接受马列主义，但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会唱“英特那雄耐尔（英语international音译）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
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陈独秀以入青楼为乐，李大钊以敬老妻为荣，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胡适之提倡新文化，章士钊固守旧传统，但两人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前面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杨度无意间问起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
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
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所以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回家之后，偏偏又遇上来客，只好应酬了半天。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亲往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书记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虽因“三一八”惨案不复交往，但章夫人仍与李大钊有联系，况且大难当头，章氏不会不管不问的。
前段时间，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李大钊与妻子儿女寄身于苏联使馆里，他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的骨干人员也都在该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里躲着。
按说，杨度报信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入东交民巷。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呢！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前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信。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李大钊等人被俘。
4月9日，以委员身份参加政治讨论会，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以避免军法审判。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罗文干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
彭国兴编的《杨度生平年表》上说：
为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代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七
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受到民国新贵们的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
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国首辅的政治家，一下子沦落为在上海滩以卖字画维生的手艺人。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杨度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挂名秘书。章氏也一样，从北洋时代的总长级大人物，成了“海上闻人”杜氏的法律顾问。
杨度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7日，人们在静安寺里见到了他和他写的挽联，那一天，是上海为在北平过世的梁启超举行公祭的日子，身为故人曾经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场。
照例，挽联又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还是杨氏风格，既悼故交，亦怜自己：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共产党最核心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转入“地下”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更匪夷所思的是，杨度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披露给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
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就从章士钊老人那儿听说，伟大领袖亲口说过，杨度是中共党员。但“最高指示”为何不公开？章老伯也无从知晓。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终于确认了其真实身份，怎能不令其后人感慨万分？
杨度的真实身份，其入党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小开”（“小开”乃1949年前使用的沪上旧语，用来称呼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党内对风流潇洒的潘汉年即以此谑称），解放后几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自己性命难保，哪还有机会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
另一位知情人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受难者，虽长期为部级高干，但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雨初霁时，夏公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缅怀的是五年前冤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及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安南即越南的旧称，时为法国殖民地，上海法租界的巡警多为安南籍—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晳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宾，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
原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砖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20世纪前期的“海派”与“京派”之争，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