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门牌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块牌子，东墙乃于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1929年—1931年
杨度曾在此居住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示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宅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扇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这间是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志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女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杨度居住。
现在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血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留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在最后一位夫人、京剧名角儿孟小冬的陪伴下，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薪金六百元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过活的。
不过，北洋时代，他是国家政权的公职要员，现在是黑道老大的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贵妇，为了生存，不得不嫁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成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客”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密拍发电报，也不会像别的谍报人员那样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党国军政机关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有杜月笙这棵民间大树的荫护，所以，待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杨度，只需在与故交新朋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拼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雅生活气氛中，玩儿，并工作着。
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贡献已经无从知晓。
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大佬，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什么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批准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周恩来看重的一定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
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此宅，令气喘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幢民宅小楼，真该辟为20世纪30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八
明里杜府秘书、暗里中共间谍的杨度，寓居此宅时，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子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令人谈虎色变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以及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或重要参与者，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俄罗斯人现在公开的档案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大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埋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
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杨公庶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侧夫人徐粲楞）说事儿呢—
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
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