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小到大写得最多的作文题目。那时候我和全国小朋友们一样言不由衷地写着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我要当宇航员什么的，但从来没写过我最真实的梦想。人到中年了，突然回想起这个题目，打算诚实一回，就算给少儿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的自己一个交代。
特别小的时候没有梦想，每天捉蜻蜓捉蚂蚱就是天大的事儿，那些事情好玩得要命，根本没时间幻想未来。未来这个概念都是小学老师强加给我的，而我的真实梦想也是随着年龄而变化多端的。
大概是由于幼儿园时期就意外登台表演过《我是公社小社员》，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当歌唱家，像王昆、李谷一那样。我绝对自信我有这个先天条件——嗓门大嘛！不过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流行元旦联欢晚会之类的活动，所以站在台上一展歌喉的机会几乎没有。倒是因为我嗓门大、吼一嗓子能吓得全班瞬间安静三五秒，而被老师任命为班长。
直到小学五年级，赶上一次全镇小学大合唱比赛，音乐老师进班级选人的时候，我坐得笔直，使劲伸着脖子，就怕老师看不见我。可音乐老师最终还是把目光从我头上掠过去了……据说人不够，于是来选了第二次，班级里的女生都快被选光了，她还是看不见我！她是不是被精灵施了障眼法啊？委屈死了！直到第三次来挑人的时候，她的眼睛终于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合唱队队员！
由于去得晚，所以被安排站在最边上，可我太想让这些老师们注意到我这个未来的歌唱家了，所以试唱时唱得特别卖力。可能是由于太卖力了，我的大嗓门盖过了半场人的和声。唱完，许多老师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脸上，我难抑兴奋地等着老师们欣喜地表示：“你以后可以当歌唱家！”可是，等来的却是：“这个孩子跑调，不行。”于是，我小学时期唯一一次登台演唱的机会就此丧失，而我的歌星梦也就此破裂。
第一个真实的梦想开始于初中。那个时候父母给我常年订阅《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什么的。里面有个台湾美女叫胡慧中，年轻时候的胡慧中从里到外透着清澈，水灵灵的，透明似的。我那时没机会看到她的影片，可是却知晓有关她的一切。我知道她是走在台湾某个城市的街头被星探发现的，还知道她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叫《欢颜》，知道那个片子有首著名的主题曲叫《橄榄树》。我觉得她漂亮死了，光荣死了，整日幻想自己长大能和她一样去当光彩照人被无数人仰慕的电影明星。虽说不知道自己长得不漂亮的女孩子是没有资格做明星梦的，但我不知道自己不漂亮，因为从来没人说我长得丑，当然，也没人说我漂亮。
星期天的校园操场会空无一人，我经常会去那里坐在操场边的阶梯上，忘情地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眼神缥缈，表情凄楚，自怜到不行，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像一点胡慧中，以便让识货的星探注意到我。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个没能实现的梦想，才意识到，我那时除了自己的长相，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没有哪个星探会跑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山区小镇上寻找明星，除非他们是要拍《一个都不能少》或者《秋菊打官司》！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明星梦自然而然地被自己遗忘了。每每出现新的偶像，我的梦想都会随之改变。比如高位截瘫的张海迪全国到处讲报告的时候，我就梦想做个像她一样身残志坚的残疾人；比如老山战士到处作报告的时候，我就梦想我能嫁给那些因为长年在外作战而被家乡的姑娘甩了的前线战士们，等等。
大学时，看到《人民文学》上一篇煽情的报告文学，写的是西藏唯一一个不通车的哨所——墨脱。那里的冰封期为半年，他们每半年才能收一次家乡的来信，所以他们很多人是在半年以后才知道亲人已经去世，或者半年后才收到家乡的小芳等待不起转嫁他人的噩耗。驻守在那里的哨兵精神生活极端贫乏，有限的几本过期杂志和报纸被当成宝贝一样翻了又翻，而偶尔去探亲的首长夫人和凤毛麟角的女记者，几乎就是他们全体的梦中情人。很多士兵由于高原反应，心脏变大了；更多人由于长期单调的生活，脑子变迟钝了，傻傻的。看完这个报告文学，我这叫一个心疼啊！立马有了新的梦想：去墨脱！做志愿女兵！给他们洗衣做饭唱歌跳舞讲故事，还陪他们睡觉，轮流给他们当媳妇！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枯燥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变痴呆了。后来我跟朋友讲起这个伟大的梦想时，朋友老到地说：“哦，这不就是军妓吗？”
当然，军妓的梦想也没有实现。但我还是很认真地研究了去墨脱的路线和路上应有的装备。若不是念及父母只剩我一个孩子而且妈妈依旧在乳腺癌手术之后的化疗期，我可能真的就去了。谁知道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梦想越来越卑微。接下来的一个梦想是到京城去做一个捡破烂的流浪者。初衷很简单，很多人都在梦想功成名就出人头地，而这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少女时期妹妹的突然夭亡和大一时候经历的社会事件，让我对人生对社会都充满了虚无感。剩下的时间还可以做什么？如果必须活着，那就到处走走看看吧，站在高处，也许能高屋建瓴，但也可能看到的都是假象。我想活得卑微一点，站在世界的最低处，在没人注意和打扰的情况下，仰头看这个世界。
流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学校园里普遍流行的一个梦想。校报里的诗歌和酸文，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流浪”“去远方”之类的字样，或者，“带你去看海”“带你去草原”之类的豪言壮语。也许不止是校园，看那些流行歌，比如《橄榄树》《一无所有》《出走》《假行僧》《狼》……你会觉得全社会的年轻人都在梦想出走或者流浪。
当然，我一边怀揣着卑微的梦想，一边还是身不由心地跟所有人一样为毕业分配而奔波。那段时间，身心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身体顺应着社会和父母的期望，而心则飘得很远很远。
记者，不是我的梦想，但却是我期望的一个职业。因为我理解的记者是可以为百姓仗义执言的，可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推动社会发展的。所以，当一家当地新成立的晚报社从我供职的职业中拿一个通稿回来改个标题。
每次会后，一般都有饭局，各界人士推杯换盏，你好我好大家好，背过身去就互骂傻逼。
每次饭局回来，我都照着镜子看自己，很难相信那个每天在外满面春风言不由衷的人是自己。春天来了，每天早上骑车去报社，每次骑过小桥的时候，阳光打在脸上，脑子里就准时冒出咒语般的一句话——原来，这不是一个可以真诚生活的世界！
于是，我的流浪梦又认认真真地重新抬头，我打算用流浪到死落魄到死这种方式跟这个不可以真诚生活的世界决裂。临死前随便走走看看，走到哪儿算哪儿，饿死或者冻死在半路就算功德圆满。
1993年五一前的最后一周，我封闭在屋子里做了最后的挣扎，然后欣然找到报社主编说辞职，同时辞去的还有我当时的教师工作。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劝我，说：“你还没转正呢，档案怎么办？”我心里哂笑，我都要死的人了，还留档案和关系作甚？
当然，我没有把这个打算说出来，我也没有如实告诉父母。我只是回家跟父母告别，说我要先去北京上海看看然后出家。不懂事的我以为这个说法会让我出走的后果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效果显然不是很好，因为他们看起来还是非同寻常地难过。送别我上路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悲壮得像是送我上刑场。不过我想到可以自在地去死，心里可高兴了——我终于可以在我彻底被社会搞得混浊不堪之前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不过后来，我还是没死成，也没出家，倒是很过瘾地过了几年类似流浪的生活，从圆明园到宋庄，不工作，每天穷困潦倒地到处蹭吃喝，一直混到三十岁。北京的文化热闹、各种新鲜有趣的人和事，让我一直饶有兴致地看下去，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带来的空间感则让我感到轻松自在，于是我便兴致勃勃地在此扎根并越来越茁壮地活到了现在。在这里，我发现人其实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选择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生活；可以真实，可以不分裂，可以心口合一。
三十岁，我才真正开始要步入社会生活，研究生毕业留校，偶尔到写字楼里当当白领，终于过上想买酸奶买酸奶、想买皮鞋买皮鞋的日子，可小富即安之后，立马就空虚了。要是人活一辈子只为了大房子大车，那就太没劲了！三十岁之前沉浸在自己的小体验中，三十岁之后觉得有必要为改变这个世界而做点什么了。可，做点什么呢？这个世界有太多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气的东西，制度的落后，经济的不公，人性的沦落……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经常让人有种愤懑的无力感，似乎做点什么都难以立刻改变现状。但，总得做点什么吧？！
我跟别人说，我后半生的梦想就是去当小学老师，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需要被保护，自尊心需要被保护。这些都被保护好了，人性的基
础也就打好了，那么，还怕这个世界不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吗？结果招来悲观主义者的一片反对：“你穷其一生，能培养几个人哪？放在这个世
界里，沧海一粟罢了。”是啊，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但，不是有蝴蝶效应吗？不是有聚沙成塔之说吗？不是有堂吉诃德这样的人一直存在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