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代宗去世，常衮想到代宗对自己的大恩，悲不自胜，不但在葬礼上号啕痛哭，在丧期内也动不动就大哭一场。古代皇族葬礼有明文规定，该哭的时候哭，该走的时候走。常衮天天站在棺材前不愿意回家，其他大臣为了表示忠心，只能陪着哭。表面上，大臣们称赞常衮重感情，心里面却暗骂常衮太不考虑同僚。
常衮和崔祐甫碰面就吵架，在代宗出葬前，他们又大吵一架。常衮坚持说朝臣服丧必须满二十七天，崔祐甫坚持说玄宗、肃宗曾遗诏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两个人为“二十七天”和“三天”吵得不可开交。常衮一边和崔祐甫吵架，一边不忘到代宗棺前哭灵。一次常衮哭得昏天暗地，他的下人连忙上前搀扶他，崔祐甫对着众人说：“臣子为君王哭灵，难道还有让人扶的礼仪？”群臣没敢跟着崔祐甫讽刺常衮，常衮的忍耐力却到头了。
李适刚继位，常衮就奏上一本，说崔祐甫为人轻率，擅自议论国家礼法，应该贬官。当时管理贬官之类事务的人是郭子仪和朱泚，不过郭子仪年老，朱泚在长安得个虚官，敕书都由常衮等人署上二人的名字签发，所以崔祐甫当即被贬。
新皇继位，正是官场最敏感的时期。郭子仪向来老辣，而朱泚与崔祐甫关系又不错，听到崔祐甫被贬，他俩都吃了一惊，同时声明崔祐甫不该贬官。李适听说后，派人问郭子仪和朱泚：“贬官的文书是你们签的，现在怎么又说崔祐甫无罪？到底是怎么回事？”郭子仪和朱泚火速写了奏折，说自己从来没签过这份文书。
闹鬼了？李适连忙派人调查，一查就查到是常衮在捣鬼，堂堂宰相在皇帝眼皮底下诬陷他人，这像话吗？崔祐甫没被贬，被贬的人是常衮。
常衮被贬后，工作由崔祐甫接手。崔祐甫首先恢复了选官制度，不到一年时间，提拔了八百多名称职的官吏。崔祐甫性子急，当宰相后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人上书说崔祐甫任人唯亲，李适召来崔祐甫问：“爱卿，有人说你选官专选自己的亲朋故友，是这样吗？”
崔祐甫坦然地说：“选官要知道被选人的才能，只有与他们相识，才能判断他们是否适合一个官职。如果连认识都不认识，臣怎么会知道他们能否胜任？”
李适听了觉得挺有道理，认为崔祐甫的“任人唯亲”和常衮大不相同，于是对崔祐甫更加信任。
崔祐甫才能出众，为李适办了不少大事。李适继位后，喜欢闷头发财的李正己大概是出于试探皇帝的心态，上奏说要献钱三十万贯。李适知道河北将领一个比一个狡猾，犹豫着要不要接受这笔钱。崔祐甫想了个万全的办法，他去往淄青，将李正己献上的钱全都赏给了淄青的士兵。如此一来，天下人都知道李适是个不贪财的好皇帝，淄青士兵得到好处，自然对李适感恩戴德。
《旧唐书》上说，有了崔祐甫的辅佐，天下百姓“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太平也”，可惜崔祐甫年老，很快因病去世。李适失去一位贤相。
当皇帝的人难免自负，以为天下人才都是自己的，死几个、贬几个没关系，总会有更贤良的臣子出现。擅长择才选官的李隆基就犯过这种错误，刚刚当上皇帝的李适也不例外。常衮离开中央后，崔祐甫为李适推荐了一个叫杨炎的人，这人正是李适心中的相才。李适继位当年，杨炎由一个小小的道州司马，直接被升为当朝宰相。
杨炎的发迹
李适为什么对杨炎另眼相看？原因还挺多。
第一个原因是元载。当年，李豫想换太子，元载带头反对，保住了李适的位置。尽管元载这个人人品不咋地，李适仍对他心存感激。继位后，元载死了，李适打心里认为元载的亲信们都是可造之材，而杨炎正是元载的亲信。
第二个原因是杨炎本人。杨炎是凤翔人，曾祖父在开国之初就是大唐官员。当年刘武周攻克山西，杨炎的曾祖父宁死不降，被大唐追悼为忠臣烈士，此后杨家历代以孝行闻名，当朝皇帝也知道这一家人的名声。
不但出身名门，杨炎还是唐朝出了名的美男子。上朝的时候往大臣堆里一站，简直就是鹤立鸡群，连根胡须都美，想不注意到他都难。不但人长得帅，杨炎的学识也不浅，他和常衮掌管文书，被时人并称为“常、杨”，名噪一时。不但才学好，人品也不错，他最喜欢贤良世人，经常推荐这些人做官，一来二去，杨炎的名声越来越好。不但名声好，杨炎还有官运，他被代宗朝的宰相元载赏识，连连高升。
家世、外貌、人品、官运都占全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命的人？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开元时期姚崇喜欢的是知变通又正直的能臣，宋璟喜欢的是不太变通、非常正直的能臣，张说喜欢的是文笔好又正直的能臣。虽然侧重点不同，本性却都差不多。那么元载喜欢的杨炎，是不是真的十全十美？
判断一个人，先要看他做了什么事。杨炎早年做的两件事，能让我们对他的性格有一定的了解。
杨炎早年曾在河西节度使吕崇贲的幕府当书记，因为文章写得好，深得吕崇贲器重。没想到杨炎进入幕府没多久，就闹了一场聚众斗殴，带人用铁棍子打死了河西地区的一个县令。吕崇贲大吃一惊，亲自审问杨炎。
这是一起典型的仇杀案件。杨炎当小官的时候，被杀县令李大简有一次喝醉了酒，骂了杨炎几句，醉汉骂人难听，杨炎怀恨在心，一直在找报仇机会。
看杨炎承认得爽快，在吕崇贲看来，这就是“大丈夫快意恩仇”，他爱惜杨炎的才能，杀人案件便不了了之。
因为醉汉随口说的几句辱骂，就要杀人报仇，可见杨炎是个小心眼的人，人品实在谈不上高尚。
另一件事，我们要详细说说杨炎的做官情况。在唐朝，想当大官，要么有好家世，要么有好头脑，要么有好机会。大唐给士人提供了科举这个机会，很多人因此成了公务员。但想进入国家最高层，光靠科举可不行。别人不说，就说当年的殿试状元张说，武则天亲自褒奖，他也不过当个学士。能当上宰相，靠的是他投靠了李隆基，又结交了李隆基身边的亲信。在李隆基需要宰相时，王毛仲一个进言，张说才从边疆回到长安。
还有初唐诗人陈子昂，在长安搞了个观琴大会，吸引达官贵族一起跑到他家欣赏他的诗文，从此才有当大官的机会。
一言以蔽之，想当大官，就必须想方设法吸引皇帝的注意、高层的注意。
那么杨炎想的是什么办法？他的办法不新鲜，就是以退为进。
盛唐时代，很多隐士喜欢住在终南山，他们标榜自己厌倦功名，只想在山里修道隐居。其实呢，终南山离长安最近，皇帝一旦听说终南山有哪个贤能的隐士，立马派人接到朝廷做官。真正的隐士是像李泌那样，被皇帝央求还要回山修炼的人。
这种以当隐士为幌子求得官职的人，被讽刺为“终南隐士”。
杨炎认为自己的官小，他也以退为进，当了回隐士。先是辞了官职，宣称自己无心仕途，只想保持清廉的人品和气节。巧在杨炎的父亲杨播就曾是玄宗朝的进士，杨播是个真隐士，中举后觉得官场没意思，回家隐居。李隆基将他调到中央当谏议大夫，没多久他又辞了官，再也没回来。
现在，杨炎辞官隐居，周围的人以为他要“子承父业”，越加佩服杨炎的为人。杨炎的名字一传再传，传到李光弼的耳朵里，李光弼命人请杨炎出山当他的判官。天下兵马副元帅来请人，怎么说也要给个面子吧？杨炎却一口回绝，大家抹抹汗，认为杨炎太牛了。
后来朝廷又命杨炎当官，杨炎再次辞官。大伙又一次对杨炎心服口服，这个人蔑视功名，品德太高尚了！
杨炎可不准备当个隐士，他只是在寻找最好的当官机会。
不久，杨炎的父亲病故，杨炎在父亲坟前建了个草屋守孝。日日哭、夜夜哭，方圆数里都能听到杨炎感天动地的号哭，邻居们感动得竖起大拇指，谁家不想有这么个孝子？
大孝子的美名传到朝廷，皇帝亲自下诏表彰。等到杨炎守孝期满，朝廷又要征杨炎当官，这一次，杨炎答应了。他知道当朝宰相元载也是凤翔人，而且元载喜欢读书人，乐意提拔读书人，是最适合自己的靠山！
在元载的帮助下，杨炎当官当得顺顺利利，很快成为吏部侍郎，如果不出意外，元载死后，宰相的位置一定会交到杨炎的手里。
可意外来了，元载被抓，李豫派刘晏等人审问元载。大宰相被判死罪，杨炎作为元载的同党，也被贬职为道州司马。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刘晏这个人虽然不喜欢元载的为人，却也没有和元载作对的意图。别的不说，当年刘晏负责转运工作，全靠元载的大力支持。李豫让刘晏做审理工作，让刘晏好生为难。
杨炎怎么会考虑刘晏的处境？在他看来，元载对刘晏有恩，刘晏却恩将仇报，害元载被杀，自己被贬。他连个醉汉都要斤斤计较，怎么能放过刘晏？被李适调回中央后，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找刘晏报仇。
想归想，要扳倒刘晏，就必须先得到皇帝的信任。要得到皇帝的肯定，就要做实事、做大事。杨炎在人品上虽然不值得称道，在治国理财上，却是个和刘晏不相上下的天才。他对唐朝和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推行了利国利民的两税法。
两税法
以人品和能力为标准，历朝历代的大臣都可以分为四种：
一、人品好能力也好；
二、人品好能力一般；
三、人品不好能力好；
四、人品能力都不好。
君王选材，最想要的当然是第一种人，像隋文帝有了高颎，天下可定；李世民任用魏徵，君贤臣明。两全其美的大臣谁不想要？但这样的大臣太少了，所以君王更多地选择第三种人。谁也不是圣人，只要这个人不想颠覆皇位，人品上有点毛病，当皇帝的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林甫、元载这些人就是靠着皇帝的偷懒心理登上相位的。
杨炎是第三类人，他也有治国的志向和才能。在任相之初，他集中全力解决国家税收问题。大唐财务在安史之乱后一度混乱，靠着刘晏的手腕才得以维持。杨炎认为刘晏的政策治标不治本，只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成效，国家要长治久安，还是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税收办法。
政府的维持靠税收，改革税收制度是件大事。杨炎谨慎，不敢独断专行，先投石问路，试探李适的意思。
安史之乱以前，国库由太府寺报账，尚书比部核对，国家财产账目明确。安史之乱爆发，各地将领们动不动就要求国库支付巨额军费，当时管理经济的官员第五琦应付不了这些将领，干脆劝皇帝把国库搬入内库，由皇帝亲自负责。皇帝哪里会管钱？管钱的任务就落到太监手里。安史之乱后，国库仍旧是皇帝的私人银行，大臣们认为这举动不妥，又没人敢进谏。杨炎当上宰相后，首先劝李适将国库交回财政部门掌管。
那时李适看不上太监，一心想做大唐明君，爽快地交出了国库。
看到君王的决心，杨炎有了干劲，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两税法”。
两税法，顾名思义，是说一年交两次税。“两税”只是这一制度的浅层含义。
以前，唐朝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是说每个成年男丁都会配给一定数量的田地；租庸调制是指农民每年必须交付地租（租），免费为国家服劳役一定时间（庸），缴纳手工制品（调）。
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无法核实，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没有实施的条件。国家财政吃紧，为了向百姓收钱，代宗立了一个叫做“青苗”的税种，规定只要田地里长出禾苗，农民就要交税。
国家巧立名目，地方上的税也是五花八门，农民被剥削了一次又一次，有些地区爆发了起义。针对这种情况，杨炎提出两税法，废除租庸调制，将各个税种合并，简化为一年两次，即夏税和秋税，夏税在六月之前缴纳，秋税在十一月之前缴纳。政府以钱币计算税额，百姓可以交纳实物折缴。
那么如何确定税额？杨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原则。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国家收入为基准，确定税额，再规定各地必须缴纳的税金。
对于当时人口流窜、户籍不全的情况，杨炎提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
人住在哪里，就在哪里交税，而且根据各家的资产定出等级不同的“户”，然后缴纳金额不一的户税；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交纳地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过去的丁额不变。
对于做买卖的商人，按照商户所在地征收三十分之一的商税。
两税法在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纳税范围扩大，没钱的农民负担减轻，富裕的地主被迫交税。一年两次集中税收，不但节省了政府的人力资源，而且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农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当年，天下税户达到三百万，税钱达到一千多万缗。
杨炎的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但在李适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他心目中有个大计划需要用钱。
这个计划就是削藩，削藩需要用兵，练兵需要军费，怎样才能弄到更多的钱？
农民已经穷得皮包骨，李适把脑筋动到了商人们身上。这一年，李适设置了官吏，专门核查商人财产，规定竹、木、茶、漆这些商品必须交纳十分之一的税金。
别的不说，连茶叶都要收钱，喝茶都要纳税，臣民们怎么能满意？
他们没想到，这次商税只是李适征税的开始，在他的帝王生涯中，每过几年就要搞出个新鲜税种命令臣民上缴。一开始，臣民们以为皇帝征税是出于战争需要，后来他们发现，这个皇帝比大唐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爱财，整天想着怎样聚敛金钱。前文说过，李适有两件事做了一辈子，一件是找妈妈，另一件就是敛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