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总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约150名学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和训练，顺利毕业了。这是一批经过强化日语训练，掌握了日语的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马列主义素养和政策水平的人才，非常之宝贵。从训练结果看，毕业学员中63％可担任日语会话，78％可作文字翻译。毕业学员除了50多人留在延安有关部门（军委二局、军政学院、总政敌工部）工作外，其余100多人都被先后分配到华北、华中各前方部队。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都分配去了毕业学员，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分配到华中的有以敌训队谢振华队长带领的20余人。这批毕业学员，对于充实和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各级敌军工作机构产生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可以从新四军第六支队的情况来说明。让我们引述一段王子光、张文华的回忆：“1939年初，游击支队政治部设立了敌工科，科长由宣传科长王子光兼任。1940年初，游击支队改为第六支队，敌工科亦改为敌工部，部长由民运部长刘克刚兼任（后由刘贯一接任），但一直没有配备专职干部。同年6月，赵彤、吕风翔、刘滔、吴振中、张文华和史克在延安总部第l期敌工训练队经过一年半严格的业务训练后，带着总政的指示和整套材料，被派到第六支队从事敌军工作，当时，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都是怀抱着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决心踏上敌军工作岗位的。
张文华和赵彤被分配到支队敌工部，其他同志分配到各旅、团。也正是从这时起，第六支队健全了敌工组织，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调配和训练专职敌工干部，并对部队指战员普遍进行敌工教育。”②
②王子光、张文华：《淮北敌伪军工作片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20页。
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军工作机构逐步健全的同时，华北、华中各战略区地方党委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也逐步健全起来。中共中央指出：
“各根据地由党政军成立统一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分区亦设立同样的工作委员会。地方党书记及军队政治部主任，均须参加此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工作经验，确定工作方针，制定工作计划。军队中的敌伪工作部应加强，受上述委员会领导，地方党应在接近敌伪的地区成立一些对敌伪工作站。”①地方党委设立了敌伪工作委员会、敌伪工作站，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敌军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明确对敌宣传是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正确执行俘虏政策是敌军工作的重要环节，争取伪军是进行敌军工作的桥梁，从而形成了全党全军高度重视敌军工作、全面开展敌军工作的新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①《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7页。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作用
上面讲到了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毕业学员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敌军工作机构的情况，以下对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作用作一些介绍。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加强敌军工作的需要，中央军委指示要尽快培养一批立场坚定、通晓日语、热爱对敌军宣传工作的干部，为瓦解敌军，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1938年11月，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了敌军工作训练队，当时又称日文训练队。学员是从抗大学员中选调，为此总政治部和抗大联合发出了选调学员的通知，规定学员的条件是：（1）中共党员或中共的发展对象；（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年龄为20-25岁；（4）愿意学习日语并热爱对敌军的宣传工作。根据这几个条件，抗大从8个大队中把原来留学过日本的学员集中起来，再选调一批学员，敌军工作训练队很快组建起来了。敌训队在行政管理上归抗大五大队建制，由邓富连（即邓飞）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1939年7月，邓调任抗大三分校第一大队政委，由谢振华接替邓的工作）。由于敌机在1938年11月下旬多次连续轰炸延安城，敌训队开学上课的日期不得不延至12月底。全队学员约150人，连同工作人员、炊事员一共190余人。学员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所有去日本留学过的和日语基础比较好的编人高级班，约20～40人，其余从日语假名学起的都编人普通班。在高级班中挑选一部分比较优秀的学员，为普通班的教员当助教。全队下辖4个区队，共分14个班，每班有男学员12人，普通班每班还有1名女学员。每个队负责3～4个班的行政管理。
敌训队的课程设置和训练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专业训练占70％，政治训练占30％。由于敌训队学员毕业后主要从事敌军工作，学好日语是必需的工具，使学员达到能看、能讲、能写、能翻译日常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的水平，因此强化日语训练成为全队的主要任务和培训的中心环节。日语教员开始时是朝鲜人徐辉，两位日本俘虏吉积清（后改名高山进）、春田好夫教日语发音和会话；后来又从前方调来主任教员江右书。江在日本留学多年，对日语造诣较深，教学方法好，深得学员们的赞扬。开学半年后，随着日语教学的开展和学员日语水平的提高，敌训队提出“日语口语化”、“日语生活化”的号召，要求学员在日常生活中，由起床到就寝包括出操、站队等都要使用日语。每逢开联欢会，都用日语演出，先后有日语活报剧的演出、日语故事会、日语演讲会、日语歌咏比赛等，形成了学日语、用日语的浓厚氛围，这对学员们日语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政治训练，主要是听政治报告和政治课教学。组织全体学员参加在延安的党政军群各机关各院校召开的群众大会，聆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讲话。这类活动比较多，听的报告也不少，从抗日战争的形势、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到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涵盖面广，内容非常丰富，受到的教育非常深刻。除了听政治报告外，敌训队聘请专家学者给学员们系统地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和培元讲哲学，吴允中讲中国现代革命史、联共党史，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还请总政敌工科长刘型讲如何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和敌军工作的纪律等。教学采取教员讲授和学员自学相结合的方法，规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矛盾论》、《实践论》和《联共党史》、《论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通俗讲话》等为必读书籍。在教学中，还进行了革命气节和民族气节的教育，使学员进一步增强革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组织学员积极投身于延安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既解决了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也培养了学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敌军工作训练队就是这样成为培养造就大批敌军工作干部的摇篮的。
开创敌军工作的新局面
由于全党全军对敌军工作的认识不断提高，三年来积累了敌军工作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敌军工作的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由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用的中国名字：林哲）于1940年3月26日秘密到达延安，敌军工作开始有了日本人的帮助；更主要的，当然是由于敌军工作机构的逐步健全，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区有了一批经过培训的敌军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形成敌军工作系统，保证了对敌军工作政策的全面贯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科扩大组建为敌军工作部，领导力量加强，担负了指导、督促、检查八路军、新四军敌军工作的职责，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从而开创了敌军工作的新局面。
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建立后，处理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听取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关于敌军工作的汇报。这次汇报由刚到任不久的敌工部部长王学文主持，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重视。王学文回忆说：“1940年7月间，八路军一二。师派敌工部长陈钟同志来延安汇报工作，由我同他谈过后，一起见了王主任。然后由我起草了给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复信，这封信经王主任审定后，由陈钟同志带回。
王主任认为，一二。师请示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便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二卷七期（1940年7月25日日出版）发表了，发表时略去贺、关的名字，作为总政治部给一二。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①《指示信》指出：在战争目前的阶段上，开展敌伪军工作，使其能够获得应有的成绩，已成为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对于敌军宣传的中心，在于提高敌军士兵思乡心理与厌战情绪和阶级意识，使其了解战争的本质，走向中日士兵交欢；我们的传单和标语等，应根据日本士兵现在的认识及觉悟程度，根据他们的切身要求，提出他们能够接受、能够行动的口号。
①32学文：《王稼祥同志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一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