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信》说，总政治部因为敌伪军工作的重要，已将过去的敌工科扩大组织为敌工部，已开始进行工作，并根据上述方针，草成几种宣传品（传单、标语和小册子等），“希望你们详细讨论其内容和使用方法，并将宣传的经验和其结果告诉我们，以便我们根据这种经验再改进我们的宣传。”关于干部问题，“我们已经派了一部分敌训队毕业生到你们那里去”；关于干部的教育训练，“我们正在起草工作大纲、工作手册和日语教材等，限期完成，完成时对于你们方面工作是有帮助的。我们还准备在三个月后再开办日文训练队，希望你们迅速地派学生来。”
《指示信》提出，“希望你们能于最短期间成立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由负责同志亲自参加领导，定出一定研究计划和研究提要，定期进行研究，将来对于敌伪军工作的开展是有帮助的。”“希望你们在最近将来开全师敌伪军工作会议，讨论总政电示及本指示信，改进敌伪军工作。”②《指示信》中概括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对开创敌军工作新局面提出的要求。
②《总政治部给一二〇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1940年7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7期，1940年7月25日版，第114—116页。
总政敌工部组织编写了敌军工作的资料、小册子。主要有：（一）《日本便览》（1941年1月），内容是介绍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二）《敌工手册丛书》（1941年），包括怎样建立组织、怎样进行教育、怎样对敌宣传、怎样整理材料、怎样处理俘虏等专题。以怎样对敌宣传为例，就包括宣传内容、注意事项、如何散发宣传材料、如何火线喊话、如何对敌联欢，并要求检查工作的效果等。（三）《敌国汇报》，着重介绍日本的近况，供给干部了解日本问题和对敌宣传的一些材料。（四）日语教材。这些材料，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提供情况，作为对敌军工作决策的重要参考；同时也为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进行培训，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提供重要帮助。尤其是《日本便览》，在延安的敌军工作干部人手一册。总政敌工部常常在星期六召开以《日本便览》为主要内容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会日语的。据刘国霖回忆，在座谈会上，“主要讲话的是林哲同志，然后展开讨论。我记得内容有‘军部’、‘八绂一宇’、‘大政翼赞会’、‘太平洋战争日本的一机一舰战略’、‘元老院’、‘天皇制’、‘明治维新’等。在这样的日本同志指导下，学了许多有关日本的知识，真有拨云见天的感觉。做日军俘虏的思想工作，争取日军俘虏，改造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这些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像我这样没有去过日本、只学过一些日语的人，在座谈会上用日语发表政治见解，当然会露怯的，林哲就一次次鼓励我们大胆发言，还幽默地说：
‘你们来开会不要只带耳朵哟！’引起大家一阵发笑。林哲还常为我们这些做敌军工作的干部做政治报告，我们政治性日语的听力也随之获得提高。”①
①刘国霖著译：《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总政治部把在延安各机关各院校对日本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集中起来，组成日本问题研究会。王子野回忆说：“王稼祥同志很注意敌情的研究，他从党校把政治经济学教员王思华同志调来专门研究日本问题，要我给他当助手。这工作靠两个人来做当然是不够的，因此又把抗大的教员杨宪吾同志、总政敌工科的刘型同志、军委编译局的曹汀同志吸收进来，组成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第一次成立会是他主持的，以后的讨论会他工作太忙，不能来参加，但他经常关心这种工作，常出题目要我们写文章。他给我出的第一个题目是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一年半的敌军伤亡情况。我从各种报刊上收集了一些资料，写出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他审阅后批给萧向荣同志，让他在《军政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一连写了好几篇有关敌情分析的文字，都在《军政杂志》上发表。”①成立敌工部后，日本问题研究会就是在敌工部领导下的高级智囊团。史坚回忆说：“日本问题研究会是王稼祥同志管的，实际工作主要由王学文、李初梨、王思华等同志在做，当时都住在王家坪。”②延安日本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和成果，推动了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单位日本问题研究会的组建和开展工作。
①王子野：《从一份提纲想起——回忆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132页。 ②史坚：《王稼祥同志和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下设敌军工作科、伪军工作科。指导思想明确，工作中心不仅应当放在伪军方面，而同时应当放在敌军方面。这是因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队伍是它本国的军队，伪军只是起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伪军工作，因为伪军易于瓦解，而且经过伪军可以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王学文回忆：“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经王稼祥同志批准，敌工部派往日本一个干部、派往敌占区一个干部，后来他们都忠实地完成了任务。”③在《解放日报》第4版开辟“敌情”专刊。从1941年9月27日至1945年3月31日，共办了66期。开始时，是半月刊，占半个版面；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后，“敌情”占第4版一个整版，刊登的容量大为增加了，每期刊首都设有“敌情半月谈”（后改为“一月敌情”）栏目，用几百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半个月（或一个月）来的敌国敌军的态势。第17期（1942年5月17日）刊登时事座谈会特刊“日寇是否要进攻苏联”，第43期（1943年9月27日）刊登“东北沦陷十二周年纪念特刊”，第53、54期（1944年6月26日、27日）刊登“日寇人力动员研究”。“敌情”刊登的稿件，面向读者，把日本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普及到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中去，推动各地党政军民共同做好敌军工作。
③王学文：《王稼祥同志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1940年秋，总政敌工部在延安宝塔山上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学员全是中I垂IA），一所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全是Et本人）。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是以培训路军、新四军敌军工作干部为目的，日本工农学校是以教育改造训练日本俘虏为目的，学员是从前方选送来的。关于日本工农学校，本书将另设专题介绍。
创办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当然敌训队办学的成功经验可供继承和发扬，敌训队的毕业学员有的被分配到敌干校来工作。敌干校的日语主任教员仍是江右书。前面讲到的那位刘国霖，在敌干校毕业后，又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了几个月，被分配到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当日语助教。不过，原来的敌训队在行政管理上归属抗大五大队建制，后来敌干校则直接归属总政敌工部领导和管理了。把两所学校办在一个山头上，校址相邻，说明总政治部和敌工部领导考虑周到，慧眼独具。这就为两所兄弟学校互帮互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冈野进经常给敌干校学员讲课，敌干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员也在日本工农学校授课。尤其是敌干校学员和工农学校学员结成一对一的朋友关系，好处很多。这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年代，延安宝塔山上凝结的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更是传为历史佳话。香川孝志（梅田照文）在回忆当年敌干校学员和工农学校学员一对一建立朋友关系的情景时说：我们之间“不仅互相学习语言，而且互相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想方法、感情、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同我结成一组的是王晓云氏。”讲到王晓云，他更是满怀深情：“我和王晓云结为朋友关系，假日经常到街上散步。他的日语是在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学的，他很用功，经常和我用日语交谈。正因为如此，我很少有机会讲中国话，我的中国话没有进步。解放后，他是中国外交部的干部，任亚洲司副司长，对建立日中邦交，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了贡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人很朴实，和蔼可亲，这一好友于1983年6月逝世，我感到十分悲痛。”①
①[日]香山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吴从勇译：《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9页。
由觉悟了的日本俘虏创建的日人觉醒联盟、日人反战同盟等反战团体，也由总政敌工部支持和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由于有了这些反战团体参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