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课堂教学外，其他时间是自习和讨论会。讨论会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和读书会三种，其中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如：日本军队的内幕，劳动者努力工作为什么还贫困，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什么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为什么说日本军部是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为什么说法西斯主义是脆弱的、怎样才能打倒它，等等。
这些问题都同日本的实际相关。通过深入探讨，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
不少学员最感到吃力的是政治经济学课，尽管学得比较认真，但对其中的剥削理论和价值规律仍然理解不了，那就靠讨论会来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水野靖夫回忆说：“学生当中，以农村出身者为多。关于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所得中剥削了多少，又支付了多少的问题，工人出身的学生看来很容易就懂了。可是，对于像我这样连一次月工资都没领过的农民出身的学生，就没有身临其境的体会。在小组讨论时，我们就这样一些问题，展开了直言不讳的争论。我就是在争论中像一层层剥纸葫芦那样，才逐渐开了窍。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我很大的触动。”①
林哲校长、赵安博副校长和总政治部敌工部王学文部长、李初梨副部长经常来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林哲校长以日本的情况和事实，对学员提出的不明白问题，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惑释疑，很有说服力。
大谷正学习半年后，就讲到自己的收获，说：“我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了一线曙光，那就是因为我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中国八路军同志对我们真诚的国际爱，和理解了战争的本质、社会发展的法则。”②
1942年5月，第一期学员结业后，小林清等仍回山东根据地从事反战同盟的工作。小林清回忆说：“通过在日本工农学校一年多的学习，我们懂得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瓜分世界的反动本质，了解了自身受剥削压迫的根源，从而使我们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③
赵安博在回顾日本工农学校创办一年多来的情况时说：“‘俘虏’，这个会使自己毁灭的观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已完全被消灭了。现在，日本工农学校的同学们所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到来。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开始感到有意义起来了，而且正是由于现在生活的对比，更使他们感到过去的黑暗。”④
①水野靖夫著、巩长金译：《反战士兵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②大谷正：《我的转变》，1942年7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③小林清：《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在中国的土地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④赵安博：《蜕变——记日本工农学校学生》。1942年6月12日《解放日报》第2版。
学校教育工作有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从1943年9月起，根据学员政治、文化水平的差异，分编为A、B、c三个组。A组主要是新人学的学员，政治常识课的教育内容是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讲由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剖析，由1941年6月入学的梅田照文任教。B组，是比A组程度稍高一些、来到八路军约有一年的学员，政治常识课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由王学文任教。c组，是政治、文化水平最高的学员，主要课程为联共（布）党史课，由冈野进任教。日本问题和时事问题是A、B、c三组的共同课程，均由冈野进任教。
日本工农学校的文娱体育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充满着团结友爱的气氛，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寓教于乐。一口大窑洞作为俱乐部和图书室。课外活动，平时有扑克、围棋、象棋等项目，还有排球、棒球。棒球是日本人最喜爱的一种球类运动。在学校初创时期，苦于没有棒球器具，难以开展起来。
学校当局发现在延安只有女子大
学有一副，而女大学生们则毫不吝惜地将这副器具借给日本学员享用。后来，学员增多了，不仅器具不够，场地也不够。学员们自己动手，自制器具，开辟场地。“棒球的器具都是自制的，球也做得很好。宝塔山下延河的河滩，是比较宽阔的。特别是主流以西，新市场一侧水少，基本上一直是河滩，把那儿的石头捡一捡，地平一平，就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棒球场。”①简陋的球场呈直角扇形，分两队比赛，每队9人。设了4个垒位，攻队队员在本垒依次用棒击守队投手投来的球，并乘机跑垒，能依次踏过一、二、三垒安全回到本垒的就得一分。这项体育活动，在延安简直是新鲜事。每当打棒球时，总是有许多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们饶有兴趣地围观。敌工部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不少同志询问打棒球要注意些什么，比赛时有什么规则。后来，他们索性也拿起球棒，学起打棒球来。有时，中央领导人出来散步，偶尔遇上学员们正在打棒球，也驻足观看，那时学员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呼喊助兴，打得更有劲了。
①香川孝志（梅田照文）：《在延安的日子里》，《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学员中有不少人多才多艺。文娱节目中除了唱日本歌曲外，大多是自编自演的歌剧、舞剧和话剧，很有情趣。每个月有一次娱乐晚会。
欢乐的气氛使得学员们消除了在异国他乡寂寞抑郁的感觉。每逢延安举办群众性大型集会，日本工农学校都有节目登台演出，而且都博得观众的赞赏。学员们演出了不少短剧，有滑稽剧《弥次喜多旅行记》（弥次喜多，日本的唐·吉诃德）、《希特勒的威风》、《某中队长》
等。对于演出的这些剧目，正如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报道中所说，“都非常精彩而又有很好的政治内容”。1944年冬演出的《岛田上等兵》，更是在延安轰动一时。剧本是根据发生在晋东南地区日军独立混成四旅团某中队内部的情节改编而成的，岛田上等兵是被八路军俘虏后释放回去的，他厌战反战、痛恨日军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动员另外两名士兵和他一起勇敢地同中队长开展面对面的反战斗争。①剧中出场的角色，既有日本兵，又有八路军战士，一共十五六人。
①1944年6月5日《解放日报》第4版。
扮演岛田上等兵的是吉田太郎，扮演日军中队长的是梅田照文，扮演八路军战士的是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全剧演出时间约两个小时。导演是鲁迅艺术学院的颜一烟女士。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排练后，原定在边区大礼堂公演3天，因为很受欢迎，延长到一个星期。又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演了5天。结果，前前后后共演了将近一个月。初次公演时，毛泽东也前往观看。他坐在台前，剧情的有些内容由赵安博给他说明。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办了墙报，利用这个阵地抒发感受，互相交流。
谷川写了一篇《在食堂里》，写道：“饭桌上摆满着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的号令一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就伸到‘牛锅’（‘牛锅’是日本人最爱好的菜）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就大叫说：‘美极了！这真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又喊着：‘我们真是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坏似一天，连肉都吃不上，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①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基本成员。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主办的《士兵之友》刊物，以及几十种宣传品、小册子，大部分都是由学员们撰写的。延安广播电台每周两次对日军的广播，也主要由学员们供稿，森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延安的各种群众性集会，作为总政治部所属的一个单位——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也要参加或者派代表参加并在会上发言。遇到日本的重大革命纪念日，如1918年8月3日“米骚动”、1928年3月15日日本统治者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事件等，就以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名义，在日本工农学校召开纪念性座谈会，引导学员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来。
①《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第3版。
培养反战人才的摇篮
日本工农学校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学员把改造世界观落实到行动上，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反战人才。
在华日人的各项反战活动，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是骨干力量。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由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日本工农学校民主选举松井敏夫、大山光美、原清志等六人组成日本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场里贴着用各种文字写着的各种标语，主席台上放着琳琅满目的赠品，特别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图表和统计显得宝贵。”当大会主席阿里阿罕致开会词、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讲话后，司仪宣布下一项议程是“日本兄弟宣誓参加八路军”，“全场人士经过最初一秒钟的惊讶，继即起立欢呼，狂热鼓掌，成队的日本兄弟和朱总司令同时走上讲台。日本兄弟神采奕奕地挺立着，向朱总司令敬礼。”由日本工农学校的代表宣读参加八路军的申请书：“我们是日本士兵，在过去，我们曾经拿了枪和中国弟兄打过仗。但是，正当我们快要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时，正义的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八路军救了我们的性命。在八路军友爱的、热心的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是一两年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认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20多年的被欺骗和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我抱着最大的喜悦和希望，参加八路军。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日本工农学校学生35人。1941年10月26日。”
朱总司令答词略称：“我们八路军热诚地欢迎亲爱的日本弟兄参加反法西斯的八路军。八路军始终为了人类自由幸福平等而战争，八路军是人民的武装，也是为东亚各民族服务的一支军队，日本兄弟劳苦群众受着贫苦和压迫已经很久了，因之你们的要求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共同消灭法西斯匪徒后，中日两国人民将会永久和平共居，共建人生的乐园，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亲密和友爱。”①1942年8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在延安召开。会场和会议代表驻地，都设在日本212农学校，会议的主要报告、文件（《日本士兵要求书》等）的起草，会议产生的领导机构成员，几乎都由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承担。会议期间，士兵代表大会主席团推举梅田照文报告日本军阀长官在华北的罪恶暴行。他以亲身经历，以耳闻目睹的确凿事实，痛诉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暴行。“当梅田报告完毕后，大家都十分激动。大会‘向军部抗议’的宣言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情绪下，全体代表们倏地都举起了手，立刻一致通过了。” ②1944年1月15日至2月16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紧急动议成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日本工农学校立即行动起来，于2月7日、8日连续两次召开日军暴行座谈会，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中国施行的种种暴行，那血淋淋的杀戮、放火、掠夺，残忍狠毒，令人惊心动魄，令人非常愤恨。1944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座谈会的记录，并发表了《向日本弟兄们致敬》的评论文章，说：“由日本弟兄的口中，把亲身经历的日军暴行揭露出来，那意义是很大的，这对于全世界是一个有力的控诉，对于中国的抗战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①
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1941年10月27 151《解放日报》第2版。
②《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昨闭幕》，1942年8月19日《解放日报》第1版。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生活待遇也受到特别的优待。除了同延安各部队、机关、学校一样，在吃穿住方面生活必需品享受供给制外，津贴费按八路军连级干部待遇，每月3元。而那时延安的物价：猪肉一市斤5角，鸡每只5角，香烟每盒1角，肉丝面每碗1角3分。3元津贴费是很可以派一点用场的。据香川孝志（梅田照文）回忆，发了津贴费，“有的人在星期天就到街上去喝两盅高梁酒”。“我在假日里，经常和当时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王晓云一起逛街散步。我们很少喝酒。有一次，他说：‘咱们去吃点新鲜东西。’我跟他进了饭馆，看了桌子上摆着一个整羊头，吓了我一跳。但我们不是吃羊头，饭馆里的人另外给我们端上来了羊肉。”②在伙食供应上，延安各部队、机关、学校以小米为主，对日本工农学校则以白面、大米为主；通常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学员们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慢慢地也都学会了包饺子。
①崇基：《向日本弟兄们致敬》，1944年2月28日《解放日报》第4版。
②《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