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工农学校是总政治部为了加强敌军工作，改造和教育日本俘虏而创办的。冈野进到延安，促成了这件事。日本工农学校以对日本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为主要目的，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为改造思想的熔炉、培养反战人才的摇篮。学员是从前方选派来的，毕业后大部分又分配到前方。后来又在华北、华中办了几所分校。
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
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加强敌军工作的需要。抗日战争经历了3年，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英勇顽强，战果累累，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政治工作本身也有巨大进步，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而对敌军工作仍然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分析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对敌军工作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外，同对敌宣传未能适合当时日本士兵的觉悟程度、同缺乏这方面工作的干部和工作经验有很大关系。在对敌宣传工作中，往往混淆了宣传口号和行动口号，有的把在敌军中建立反战组织、鼓动敌军士兵参加八路军，或者鼓动敌军士兵回国参加革命等作为中心口号。在干部方面，虽然八路军、新四军中有一批留学过日本、懂日语、了解日本国情的人才，但毕竟人数很少；不少军政干部具有国内革命战争中对敌军工作的经验，但对于现在的敌人是难以适用的。因此，必须掌握敌国、敌军的情况，掌握得愈充分愈全面愈好，才能切合实际，取得实效，这是加强敌军工作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在战场上俘虏或投诚过来的日军官兵的工作，化敌为友，对他们中间有了觉悟的人进行教育训练，将会在敌军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在用心思考的问题。冈野进的到来，促成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
抗战三年来，从初期在战场上很难捉到一个敌军俘虏，到现在已经可以成批地俘虏敌军，而且时有敌军士兵前来投诚，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据八路军抗战三周年的统计，俘虏日本官兵1074名，投诚19名。按照对日军俘虏的政策，除对他们的优待和宣传外，他们之中凡是愿意回去的，经过短期的宣传和谈话，使他们知道日军的宣传是欺骗他们的，然后一律放他们回去；凡是不愿意回去的，禁止强迫他们回去，把他们送到附近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教育训练。1940年6月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师、各纵队、各军区、各战略单位应力求训练出几个进步的俘虏，帮助我们对敌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不应轻视。”“对俘虏之训练，应注意多分配事情给他们做，如参加敌军工作训练队之日语教授，参加宣传品之起草，参加对俘虏之训练，自愿地写信回国给其亲友等等。过去对俘虏工作之困难，是因为没有日本人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能训练出几个同情我们的俘虏，则今后对俘虏工作及一般敌军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创办日本工农学校，采取了边筹建边办学的办法。1940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日军俘虏中“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时期的训练”，还规定指标，下令晋东南、晋察冀军区、一二。师各选送三名“最进步的日本俘虏来延安受训”①。同年7月，军委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部）在《给一二。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关于俘虏，除了需要短期间（三日或七日）释放者以外，我们希望选择几个比较好的（出身成分较好，有训练成为干部可能的），送到延安来训练。”②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
①《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1940年5月6日。
②《总政治部给一二〇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1940年7月。
校名的确定，一开始有过各种各样的建议。本来这是一所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学校，但是却完全不用这样的含义来确定校名。为什么要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主要因为入学的日本士兵大多是工农出身，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他们被迫服兵役，被灌输“武士道”精神，继而被推上了侵华战争的前线；而在被俘后经过八路军的短期教育，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日本工农学校的校名，是由冈野进同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人研究后提出，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确定的。
校址选在哪里？至少环境要好一点；尽管当时经济困难，不可能大兴土木，至少在物质条件上也要尽可能好一点。这是一个颇费踌躇的问题。当时在宝塔山下，由总政治部办了一个敌军工作干部学校，而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相邻的抗大东北干部培训队，有几排窑洞，面积大，空闲在那里。宝塔山（原名嘉陵山）地处延安城东南部，高（距公路面）189米，同地处东北部高180米的清凉山、地处西部高209米的凤凰山在延安城周围环峙。宝塔山两旁依着自北向南而入的延河，环境清静，风景优美。山上有始建于宋代的七层宝塔，塔高44米，是延安名胜古迹之地。这是一处可以利用的好地方。在选址过程中，有人担心宝塔是延安的最高处，容易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目标，怕不安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再三考虑，反复权衡，还是决定把校址定在这里。延安历经日军飞机狂轰滥炸，1938年10月21日、22日，日军每日出动7架次连续轰炸，城内不少地方变成废墟，死伤百余人（其中死亡30余人）；1939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0架次轰炸，投弹50枚，炸伤5人；1939年9月8日，日军出动46架次，投弹200枚，伤亡50人。日军飞机正是把宝塔作为搜索延安的标志性目标，而宝塔则免于一劫。道理很简单，当时在延安，没有哪一处是绝对安全的地方，而目标最明显、看起来是最危险的地方，倒反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1979年，曾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的香川孝志专程从日本到此故地重游，对宝塔山的景色仍赞叹不绝。他写道：“从窑洞前的院子看去，延安的夜景是很美的。正前面的小山上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窑洞；那远处的小山上，有马列学院；再前面是民族学院。向右看去，延河的对岸是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右边就是抗日军政大学……每个窑洞里都闪耀着灯光，宛如客轮停泊时一样绚丽多彩。”“顺着羊肠小路向上进到宝塔里，大吼一声，就会有许多蝙蝠飞出。再顺着山梁往上，时常还有野鸡从草丛中惊飞。”①
第一批学员11名，于1940年11月20日上课。②这11名学员中，除了前方送来的9名日军俘虏外，另有2名是当时在延安的森健、高山进。森健原名吉积清，1915年生于日本福冈县。他原是日本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工人，1938年2月被八路军俘虏。到延安后，在抗大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教日语，参与筹建日本工农学校，既当该校的干部又主动要求当学员。高山进原名春田好夫，在正太路上作战负伤被俘。1939年3月由八路军一二。师送来延安后，也在抗大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教日语，参与筹建日本工农学校，既当该校的干部又主动要求当学员。据当时在敌军工作训练队学习的刘国霖回忆，春田好夫“比吉积清年轻，他的口音和吉积清不大一样，那时我听出他的话比较标准。”③
①香川孝志（梅田照文）：《在延安的日子里》，《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页。
②日本工农学校第一批学员上课的日期，不少回忆录写为1940年10月。这里是根据郁文的报道：《介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8日《新中华报》第3版。
③刘国霖著译：《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办校宗旨，开始时规定了十个字的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①。后来又制定了《日本工农学校总则》，一共有九条，简明扼要，清楚易懂。全文抄录如下：
①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第1版。
第一条本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第二条本校以对日本士兵施行政治教育为主要目的。
第三条本校的教学科目如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汉语、时事问题，其他根据需要另定之。
第四条本校的修业年限为一年。
第五条本校学生需经学生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推荐并在人学申请书上签名者方得入学。有关学生守则另定之。
第六条本校隶属于第八路军政治部。政治部任命由五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理事会对本校行政具有最后的决定权。
第七条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命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和学生主任。
校长统辖校务，副校长辅佐校长，或代替校长统辖校务。
第八条理事会根据需要可设立学生审查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或其他委员会。有关委员会之任务及组成另定之。
第九条学生得享受学习上必要的方便和生活的保障。学生应严守本校规章。如有违反者得处以开除的惩罚。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应从事一定的生产。
学生得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可就学习、纪律、保健、娱乐及其他方面的改善问题进行自治性的协商，然后向本校当局提出建议。②校训和总则的制定，对于营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习氛围，实现办学目的无疑是重要保证。
②水野靖夫著、巩长金译：《反战士兵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88页。
校长、副校长和教员人选的确定。日本工农学校创办伊始，由八路军政治部任命林哲为校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又任命赵安博为副校长。
当然，林哲当校长，是唯一合适的人选。由于他当时的真实身份不公开，对外称校长是王学文，以致有的学员还真的以为王学文是他们的校长。当第一批学员开始上课、学习的那天，林哲前来视察学校、看望学员并作学习动员。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到了开始讲课的那天，我才第一次到学校去。这时我已经习惯了骑马，于是就骑着马很快地到了学校。…‘最大的窑洞被当作教室。教室内部的墙壁上涂上了白粉，因此显得很明亮。狭长的桌子和长板凳有十排左右。
在我到来之前，学生们都在怀着好奇心等待着，不知道来的是怎样一位校长。我进入教室的时候，他们看到我时的表情是复杂的。要知道，他们除了觉得自己是俘虏以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不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抱着偏见和憎恶的心理，同时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是感到不安的。…‘但是在我讲话当中，他们的表情渐渐地变得缓和了，里面还有人开始热心地倾听起来。”“从此就逐渐地开始了一项艰巨的工作：把军国主义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和平与民主的革命家。”①副校长赵安博，1915年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原在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任敌工科科长，由于创办日本工农学校的需要，总政治部把他从前方调来延安。赵安博回忆说：“1940年11月，王震同志从延安开会后回到绥德，他告诉我，总政治部要我去延安，做教育日本俘虏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总政治部领导下筹备建立日本工农学校。”②赵安博协助冈野进，具体负责学校的各项工作。到校不久，即大抓学校建设工作，发动大家在窑洞前面的平坡上用土坯砌起一排大约200平方米的平房作为教室和食堂，这比原来的教室和食堂要宽敞多了。赵安博在副校长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半，成绩显著，1943年4月被调往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
①野坂参三：《延安回忆》，《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7-208页。
②赵安博：《自念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教员除林哲外，还有王学文、李初梨、赵安博、何思敬、江右书等人。王学文等中国教员，早年都留学日本，都会讲日语，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经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了。这些教员都是兼职。
何思敬当时是抗大教员、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央党校研究室研究员，江右书是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教员。有的一周讲一次课，有的两周讲一次课，有的一个来月讲一次课。讲课一般都用日语讲。这些中国教员的日语水平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也够学员们倾倒的了。有位学员回忆说，江右书的“日本语极为流利”，“在延安，教我唱北原白秋《枸桔之花》的正是江右书氏。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这首著名的歌。
枸桔之花盛开了，开出了雪白，雪白的花。
枸桔之刺好痛呀！
蓝蓝的，蓝蓝的针一般的刺！
在延安蔚蓝的天空下和中国友人一起合唱这支歌，回想那年轻时代的岁月，真是不胜感慨。”①
①香川孝志（梅田照文）：《在延安的日子里》，《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隆重的开学典礼
日本工农学校在边筹建边办学的过程中，八路军前方部队陆续送学员到延安来。到1941年3月，学员人数由原来的11名增加到25名。
学员入学，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要了解学员是否有入学的要求，是否具备了入学的条件。这项工作，时间大约需要一个月，由学校委托森健去做。森健对入学学员逐个了解、逐个谈话，做得很认真。
除了对大多数经过审查同意入学外，也有的未被同意入学，也有的一开始先作为候补生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