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要是想回家，安全地送回去。
八路军绝不说谎话，安心过来吧！
不要死！活着！
到这边来！
向被包围的敌兵的喊话口号之二：
（这可由士兵一齐叫喊）
喂！喂！
不要打！我们也不打！
为父母妻子着想，不要死。
放下武器，到这边来。
不杀你。
弟兄们！到这边来1
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如下命令：
“日本士兵系劳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军阀财阀欺骗与强迫之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
一、日本士兵被俘者，不准伤害和侮辱，其所带物品，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兄弟待遇彼等。我军指战员如有违犯此项命令者处罚之。
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
三、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
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
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予以方便。
六、对战死之日本士兵，应埋葬，建立墓标。”
《关于建立日本士兵墓标的指不》规足：
“日本士兵战死病死以后，必须把他们埋葬在日本军队容易看到的地方，墓标上要写上姓名、年龄和等级等，并以八路军名义用日语写上鼓励厌战情绪的文句。以下列举碑铭的几个例子：
一、你的英灵正彷徨于故国之天吧，但是，为什么未死以前不停止战争而回故乡呢？啊！迟了。
二、一将功成万骨枯。
三、这里长眠的战士，是在重伤以后被捕，经过我们一切治疗无效而死的。
四、你是为了日本军阀、财阀和地主的私欲，牺牲而死。我们要为你报仇，英灵永安！
五、从这里路过的日本士兵诸君！请通知地下战友的家族，八路军郑重地埋葬了他。家里听到他的死，其悲伤可想而知。但是，今天是别人的事，明天就临到诸君身上。不要叫家族哭！停止战争回国去吧！如做不到，到八路军这里来！我们把诸君当作弟兄来欢迎。”
对敌宣传工作的改进、宣传内容的完善，尤其是剔除那些提出过高要求、脱离实际情况的口号和宣传材料，更加贴近敌军士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效果更好。最明显的是，八路军在著名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中，能够大批地俘虏日军官兵，同时也有成批的日军官兵前来向八路军投诚。据1940年12月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百团大战的光辉战绩，除了指出毙伤日军20645人外，“俘虏日军281人（内有副大队长山西绥清，中队长田本石野和小队长木岛等8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47人”①。
① 1940年12月22日《新中华报》。
调查研究是做好对敌宣传工作的前提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坚持调查研究，掌握敌军的内部情况，掌握得愈具体愈深入愈好，这是做好对敌宣传工作和整个敌军工作的前提。
对敌军的调查，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敌军当然绝对不会愿意让我方知道它的任何情况，总是极力把自己的情况隐蔽起来、伪装起来。因此，对敌军的调查，应当采取多种方式，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收集材料；对收集到的材料要认真整理，经过艰苦细致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才能得出正确的东西。不然，调查不确实，以偏概全，以假当真，不仅对指导工作毫无益处，反而有害。对敌军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明敌军的情况，使对敌宣传工作和整个敌军工作有可靠的依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材料必须确实，不确实的则应说明，不可以讹传讹，似真似假；或者对于可作重要参考的，反而忽略过去，不彻底加以查明，这对研究敌军士兵情绪是极为不利的。
关于对敌军调查的内容，主要是：一、敌军组成人员的社会成分，如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学生以及其他各种成分的比例，从中了解敌军官兵中具体的矛盾集中点及战争对于士兵的具体关系。当然，要完全了解敌军内部的正确统计是很困难的，但是求得知道一个大概情况是可能的。二、敌军内部的民族成分。以日本军队及其支配下的伪军来说，应当了解这种军队是纯粹的日本人或还有其他的民族成分，如台湾人、朝鲜人、蒙古人、满人以及汉人。伪满军、伪蒙军以及在华北的汉奸军队，往往都会有两种以上的民族成分的。应当了解这些军队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统治民族对于被统治民族如何实施压迫与欺骗，而被统治民族对于统治者有何具体的不满，等等。三、敌军内部究竟有哪些内在的矛盾，如官兵之间的矛盾，士兵的政治情绪有何不满，如反战厌战、思家思妻、不能忍受战争的痛苦等。敌人对自己的军队进行那些欺骗？对八路军的宣传采取怎样的抵抗方法？四、对于敌军内部有何特殊情形，如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教育，特别仇视和鄙视中国人“落后”、“野蛮”、“残忍”的欺骗宣传等。查清这些情况，都是为了改进对敌宣传工作，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增长敌军士兵的不满情绪，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从而达到瓦解敌军的目的。
总政治部在1940年6月14日的通知中，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提出了对敌军调查的主要内容：一、敌军士兵的年龄、成分，服兵役的时间，其情绪、其战斗力、其被俘的可能性；接受宣传的程度、思想动向等，在前后不同时期有何变化，初来中国与久留中国的部队有哪些不同。二、对我军宣传品有何具体反应，欢迎的是哪一种，不受欢迎的是哪一种，为何如此。三、俘虏初来时的心理及其思想变迁的过程。
四、自动投诚的是否可靠，其投诚经过、投诚表现及其结果。五、对敌军内部各种特殊变态的考察研究，如军官对士兵的控制压迫，士兵的生活情绪及自杀事例的调查等。这些内容都非常具体而又实际，弄清这些情况，对于改进和完善对敌宣传工作，增强对敌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当然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对敌军调查，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
一、从战场上缴获的敌军文件和敌军官兵日记。从这些文件、日记中，不仅可以获得许多军事上有意义的材料，而且也可以知道许多关于敌军内部的政治情况。这是调查研究敌军情况的主要来源。八路军、新四军规定各部队在打扫战场时，第一是收集文件，第二是收集武器，第三是收集资料。收集敌军文件远比收集敌军武器、资料要重要得多。八路军在响堂铺战斗中，从战场上缴获敌军文件，破悉九路围攻晋东南的企图，从而使我军能从容措置，取得了这一战役的胜利。
陈赓1938年4月4日日记，读翻译日军士兵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同八路军作战简直是视为畏途”；“粮食已是日不得饱，吃不惯中国小米，现在小米都很难得。七人共抽一支香烟，饿着肚子行军，山路更使他们畏葸不前”；“一般均悲观失望，‘不知明日是否还有人在”’。
4月16日日记记载，从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长乐村战斗中，“粘米地旅团为九路进攻之主力部队，其惨败较之其他八路均严重。”①粘米地是日军第一。八师团属下的一个旅团长，在攻占长治、临汾的作战中，曾获得日军大本营的勋章。他亲笔写给女儿的信尚未发出，就在这次战斗中被八路军缴获了。信中说：“天皇因我先人临汾，赐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我的右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从历次缴获的文件、日记中，知道敌军官兵的情绪、敌军编制及其在战术上的变动，这些都是很有用的材料。1939年，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代理部长林植夫在《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中说，从第一支队第二团及第四支队去年（即1938年）底所缴获的敌军前后方通信320封、明信片160张中，可供研究的有79封（张）。从中可以看出新四军游击战对敌军的威胁，敌军士兵深感游击战的厉害。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袭击辎重及过往部队，给敌军造成很大困难和危险；敌军士兵非常厌战，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亲属也盼望前方的人早点回去。有的士兵在日记中记着自己经常做梦，梦想回家，梦见家人。
①《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78、84页。
还可以看出敌军伤亡情况极其惨重，有的一连人出发时有380多人，回来时只剩下290多人；有的在出征时11人中，死伤7人。疾病普遍流行，有的全连患痢疾，有的一个连病倒一半。信中还反映出日本兵源不足，连续征兵，有的一个地方一个星期征两次兵；还有一个村共有13个壮丁，已征走9人。可见敌人兵力消耗之多。①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在大龙华战斗中缴获了一批日军机密文件，其中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器材（毒气）之参考》和日军第一一。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共50多册，厚厚一沓子。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立即派人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回忆说：
“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日文里面有好多是中文字，军用文件又特别严格，用的中文更多。这些文件，我不用翻译基本上可以看懂。那上面很详尽地载明了敌人对我们的计划，对于研究敌人，确定我们的斗争对策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看完这些日军机密文件，写了一个说明，全部送到延安，供党中央参考。毛泽东同志后来对我说，他看到送去的这些敌军文件，觉得非常重要，中央制定的对敌作战的一些方针原则，有的就是据此而定的。”②
①林植夫：《一年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1939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59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页。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司令部曾将敌军文件翻译整理，编印了《对日军事研究资料》和《战术研究资料》两种汇刊；总政治部也曾将部分敌军文件翻译，编印了多期《敌军工作参考资料》。
二、询问俘虏。这也是调查敌军情况的一个经常性的重要来源。
由于被俘的日军，下层士兵占绝大多数。他们述说的材料，往往是零碎的、片断的、具体的，尽管不大可能涉及大的、总体的情况，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对于刚被俘虏过来的日军官兵，他们有的存在惧怕心理，有的态度仍很傲慢，他们所述说的材料，其真实性、可靠性当然需要进一步弄清。
三、询问投诚过来的敌军官兵。抗战初期，投诚过来的只是个别的、零星的，到百团大战中才有一批敌军官兵自动投诚过来。一般来说，自动投诚者是日军中同情八路军的进步分子，他们往往搜集了敌军方面的许多材料带给八路军。有没有个别的投诚者投诚是假，混入八路军实施侦探破坏才是真呢？在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对此有高度警惕是必须的。但是，正如罗瑞卿所告诫的那样：“没有确切的证据，决不能随便诬投诚者为间谍，否则将使敌军同情于我的分子视投诚为畏途，裹足不前，这是于敌人有帮助的。”①
四、派出政治侦察队、便衣侦察员进入敌军驻地或深入敌军后方，从居民中调查敌军情况的材料。广大居民，尤其是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居民，他们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和奴役之苦，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
①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38年11月10日）。
五、从了解敌军情势的人员中取得的调查材料。这样的人员，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调查材料往往具有全面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