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哥们”叫林鸟。我们时常会聚一聚,要么就是打电话“骚扰”。在这个城市我没有什么朋友,回想她对我的关照,漂泊的我心里会有一种疼疼的温暖。
忘记了我们是怎样开始的。有一次她就坐在我的对面,有些调皮地看着我,我像琴键上的乐谱被她挑逗,她语言的节奏炒豆子一样在桌面上蹦。那时候我刚来这个城市,因对这个城市的生疏更多了一份木讷。我像在梦里一样被她调动着话题,我竟也没有顾忌地讲起来。我记得那天她穿一身蓝套裙,头发凌乱得有些飘逸,说走的时候话题像突然停电一样戛然打住。
后来呢,我们不见面的时候肯定就有电话,彼此把对方的号码都烂熟于心。她的电话是包月的,大都她给我打来,要不就是我按捺不住等急了的时候给她打去,她会把我的电话挂了再打过来,我们就一递一搭地在电话里交流,在电话里调侃,谈到深处,会传来她毫无顾忌的笑声。久而久之我对她的声音就有了一种依赖,不见人的时候就想着她的声音。周末的时候是约定不打电话也不见面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艰难的忍耐。盼到周一,又往往在一周开始工作太忙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才会打电话过来,我对她说:“你为什么才刚打来?”“忙啊。”她说。我感觉到一种窃笑,一种暗自的得意。我知道她的调皮,她在故意逗我,在故作矜持。她再打来,我就把电话挂了,那一周我一连挂了两次。果然她周四的时候就跑来了,她一见面就夺我的手机:“为什么我一打就断,嗯?你说!”那恨劲,恨不得把我的手机摔了。
我们很静很近乎地倾谈,守着一种坦然的朋友关系。有一次我对她讲我的经历,在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时候,她竟然毫无顾忌地放起声来,然后把头埋在桌子上,一只手翘出来,接我递过的纸巾。
她停薪留职,去南方帮她的父亲搞一项经营,临走的时候她把钥匙递给我,她说:“去给我看房吧!别再住在那个可怜的小屋了。”我租住的小屋她去过,给我送过生活用品。她递钥匙的样子很诚恳,我知道对她拒绝就是对她的一种伤害。我含泪接过钥匙,我说:“还会有电话吗?”她说:
“有!”
两年后她从那个城市回来,我和她坐在一个茶厅里,一种叫丁香的茶徐徐地漫着热气,我被茶的浓香泡醉了,在醉后我对她说:“我有……我有一个愿望。”我看见她的眼睛在等着我说:“我一直在想我的生活里有一个姐姐,真的,哪怕是只比我大一岁大一个月大一天的姐姐,在我痛苦或者欢乐的时候能见到她,或者偎在她的身上大哭。我郑重地求你一件事,帮一个忙,给我找一个姐姐。我不求美丑,不求富贵……”然后我静静地盯着她,我的话很虔诚。我说:“我真的想有一个姐姐,从我懂事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拜托了!”我站起来,向她鞠了一躬。
几天后,她对我说:“你去荷花酒吧等我,找一个叫翩跹的房间,我会告诉你一个关于姐姐的消息。”
她久久地坐在我的对面,和我喝酒,满脸找不到一丝调皮的气息,她可能和我在卖关子,我就一杯接一杯地喝,和她对饮,慢慢地她的脸红了,眼丝被烧成了红色,好像就要爆炸了。她举起一杯酒,郑重地站起来说:“其实,我就是你姐。我比你大,大整整一岁。”
“不对,”我摇摇头,“不,你说过,你比我小整整一岁,你是我的妹妹。”
“不,我骗了你,我罚我一杯!”她一仰脖,一杯酒一饮而尽。她说:
“我没有哥哥,我一直想找一个哥哥,所以在你面前我故意少报了一岁,不知怎么的我就少报了一岁。真的,我想有一个哥,像你说的那样,在我痛苦的时候他给我安慰给我支撑,平常的时候给我鼓励,能听我说话……现在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听得发愣,我手里的酒洒在地上,我说:“我不相信!”
她竟然要亮身份证给我,我不看,我……我对她说:“我还想做哥!
真的!”我定定地望着她。好像早有准备,她的语气沉下来,她一字一顿地说:“桉子,我们达成个协议吧!”她伸出指头和我拉钩:“逢双月你做哥,逢单月我做姐姐。”她的眼亮亮的,像一潭湖水。她和我的指头勾在一起,很紧,那一刻我们像回到了童年。然后我听见一声颤颤的喊声:
“哥!”
那是一个双月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