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
东瑞是香港文坛的资深写作人，出版的小说、散文集已超过一百种。
近年来又常受邀为香港中小学学生做有关微型小说写作和文学阅读的讲座，他还有很高的热情创作青少年文学、创办少年文学刊物。这种文学与教育紧密结合的经历，使得东瑞的微型小说创作在取材方面相对固定，在立意上又非常“阳光”（对青少年有较好的教育意义），在手法上突出有多元的探索和创新的意味，这都为我们勾勒东瑞的微型小说个性和成熟的微型小说作家形象提供了方便。
说东瑞作为资深写作人和成熟的微型小说作家，是我首先感觉到只要你翻开《相逢未必能相见》，随手就可以看到，他的微型小说文体感很强，几十篇作品里，有幽默的生活智慧，有独特的微型小说哲理发现，有对先锋微型小说很有分寸的“把玩”。那篇《岁月的错体》描叙儿子与父亲相见，弄得儿子像大哥，父亲像小弟，而在这种错位原因和人物心理的叙述中，却体现了微型小说文体特有的幽默和机智。那篇《幸福的故事》和《古迹》，以微型小说的超常规的奇特想象，演绎了现代人的幸福观和文化观。但，我觉得从这些常规的角度去研究和评说东瑞的微型小说，还是不够到位。说东瑞是用微型小说的方式来概括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也还是很一般的、很皮毛的说法。
其实，东瑞用微型小说的方式勾勒香港人形象和叙述香港故事是有他特定的文学视角。东瑞的微型小说实际上是现代商业社会里的一种底层叙述。作为现代商业社会的底层叙述，它又分别从现代商业社会的人情美和和人性丑两个角度具体展开。
东瑞的微型小说首先从现代商业社会里底层人的生活真相的揭示开始。《大相片和小热狗》写老林夫妇在游园时，为买上便宜的“热狗”一而再、再而三地选商店，商业社会中底层人的捉襟见肘的寒酸在幽默的叙述中有力地透出了；《生活的质量》里老辈人的艰辛生活却由少辈人的死要面子的奢侈反衬着；到了《九十分》，更是从“新移民的子女”被歧视写出那种不仅是物质生活，而且更是精神生活的“贫困”。很多人忽略了的、现代商业社会仍有在生活平均线下挣扎的底层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真相，在东瑞这里，成为了他敏锐的发现和带有体温的人文关怀下的裸现。
在这个基础上，东瑞用他那颗敏感的心灵并从仰视的角度发现了许多“捉襟见肘的贫困生活”中仍有人情美的闪烁。我比较喜欢《一双绣花鞋》。不仅仅是它从芸姐的心灵感觉到阿旗的一个出门摆鞋的细节给她内心情感带来巨大的撞击（这是真正的微型小说的细节描写），而同时这个细节还蕴涵着现代国际大都市里那些为温饱所困的底层人的人性中还有着如此圣洁、动人的人情美。它打动了芸姐的心，也给了我们去感受和发现现代商业社会中难得的人性之光的心灵和眼睛。我还喜欢《再度搂抱》。
一对有情人被生活捉弄，一个远嫁美国，一个独守香港，但十年后，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仍然会让这一对小人物圆梦。底层人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他(她)们的情感和精神却是充实的，它：是人勇敢地面对生活挫折而不屈不挠坚守着的力量源泉。东瑞的微型小说艺术地发现了那些现代商业社会里难得的人情美，并充盈着动人的情愫，即节制又饱满还不动声色地演绎着这种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人性之光和人情：之美，这构成了东瑞微型小说特有的一种“底层叙述”姿态之一。
与此同时，东瑞并不放过现代商业社会的人性丑。在展示并抨击、嘲讽现代商业社会的人性丑时，东瑞有两种情况可：分别来谈。有时，东瑞批评的商业社会的人性丑是一种现象，并没有具体的人物。《更上一层楼》比较典型。做珠宝生意的人逼得一条街的铺面都变成了连锁的珠宝店，人性中那种为利为私的劣根是产生这条珠宝街怪相的根源。有时，东瑞批评的商业社会的人性丑具体到人了，但这些人物虽然有名有姓，但人物还是过于类型化、脸谱化。《君子报仇》是写人性中的报复心；《横扫行动》夸张了入的贪欲心；《匿名事件》里的经理下作到亲自撰写、散发无数的匿名信，这象征的是一种“见不得别人好的红眼病”。
正是从这个解读角度，我感觉到东瑞的微型小说在写商业社会的人性丑时，还是需要像他自己写商业社会的人情美那样，要具体塑造一些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微型小说人物来，创作中的批判性立意仍然需要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来承载。脸谱化的、概念化的微型小说“坏入”不难写，但要获得艺术生命，对这种否定性的，或者说既有否定部分又有肯定部分的复杂微型小说人物来说，这确实是微型小说创作的难题，也是东瑞微型小说创作需要突破的地方。
微型小说作家的评论最好也是微型的，就此暂时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