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这类"俳谐之文"的大体情况：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其中，《杂赋》中有"客主赋十八篇"、"论难"等类。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顾实推断杂赋受《庄子》寓言文学影响，风格多诙谐幽默，是充满游戏趣味的作品。
"俳谐之文"在汉魏晋南北朝曾经十分盛行，比如载于《太平御览》卷589的东汉人戴良七言俗赋《失父零丁》，就有诙谐滑稽的为寻父启事："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为祸。积恶致灾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伤，当以重币用相偿。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捲如胾，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獦狗啄，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齿牙，食不能嚼左右蹉，囗似西域囗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杯。"（注"□"为脱漏之文。）另如《世说新语·言语》篇："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颜之推曾批评这种文风，"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宋书·袁淑传》载，袁淑喜好俳谐，"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喜为夸诞"，因此《全宋文》卷44收录袁淑俳谐作品5篇，即《鸡九锡文》、《劝进笺》、《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常山王九命文》。
当然，这种俳谐文风有其社会生活背景，甚至见于外交活动中，如《陈书·徐陵传》载徐陵"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因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北齐书·许惇传》："诸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正是有这样的社会生活风气，文学热衷于表现这种俳谐，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加以讨论，"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刘知几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孔思尚《语录》等"琐言"对当时士林的嘲戏风尚起了鼓动作用，认为"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总论南朝文学时说："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齐以降，作者益为轻薄，其风盖昌于刘宋之初。......梁则世风益薄，士多嘲讽之文，而文体亦因之愈卑矣。"
所以，中古时期，文学走向生活化、幽默化、游戏化，表明文学与人们的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更加密切，总体上，文学开始下移，这是文学多元化的表现。我们注意到，不光是辞赋、文章、叙事文学在下移，充满幽默、游戏、生活趣味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也呈下移的倾向，如《南齐书·王僧虔传》说王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僧虔上表曰:'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文心雕龙·乐府》篇说:"若夫艳歌婉娈，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钟嵘《诗品》曰："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北朝亦有此风习，《魏书》卷79《成淹傅》载："淹子霄好为文咏，但词彩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
在《洛阳伽蓝记》中也不乏类似趣味的作品，如卷二景林寺载杨元慎的詈骂之辞，"恢谐类俗赋"，"近于俗赋或游戏文字"。
又如卷三正觉寺载元魏君臣的谜语诗三则，写王肃与孝文帝君臣酒宴中的文学创作活动，宴席中孝文帝现场以民歌形式设下字谜："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结果大臣李彪、甄琛分别以七言句作答，"沽酒老妪瓮注瓨，屠儿割肉与秤同"，"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最后彭城王元勰点明谜底："习"。君臣设谜解谜都轻松幽默，富于智慧，应对机敏，语言俚俗易懂。
高阳王寺：雍（元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悕，恶衣麤食。亦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葅。崇客李元佑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九一十八。"闻者大笑，世人即以此为讥骂。写上流贵族之间相互夸富斗富，用对比手法，写不同个性--豪奢与吝啬，用民间语言的谐音、双关手法（韭一语双关：韭；九）尖锐讽刺。这个故事也许受《南齐书》影响，《南齐书·庾杲之传》云："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薤、蒲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
卷四法云寺记关于擒奸酒的谚语，洛阳大市：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逢路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写民间酿酒高手刘白堕的故事，刘氏酒有多个别称"鹤觞"、"骑驴酒"、"擒奸酒"，先叙述盗贼饮酒被擒的有趣故事，引用游侠语"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歌谣浓缩了故事情节，又讽刺盗贼，颂赞了刘氏技艺高超，这个有趣故事、酒的各种称谓连同民歌，完全可以看做是是古代民间广告，是古代民间商业发达的体现。
卷五凝玄寺载：时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常经文远宅前过，见其门阀华美，乃曰："是谁第宅过佳？"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儜奴慢骂！"元谦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传之"。这里生动记录了一则文学活动，记民间文士李元谦与郭文远丫鬟春风的有趣斗嘴，双方完全用"双声语"来对答、对骂，而丫鬟则技高一筹，声名远播。因为凡是对答对骂，相对而言，答方更难，要求应对更为机敏。"京邑翕然传之"，可见京都对此事的浓厚兴趣和充分的关注，这件事将长久传播于众口，为人们津津乐道。（可参见本书《论洛阳伽蓝记所收录诗文》文章。）
这一切都生动表现出北朝人诙谐俚俗的语言特点，可视为构成姜赋诞生的文化背景。
第三，我们再从姜质的身份来看，由杨衒之叙述大体可知：姜质身处社会底层，爱文学创作，"《庭山赋》行传于世"。南北朝人对文学、文学创作有浓厚兴趣，上自帝王贵戚，下到平民，前者如萧纲，他在《与湘东王书》说："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搁笔，有惭技痒，更同故态。"如《魏书·成淹传》记载的成霄、姜质等："淹子霄好为文咏，但词采不伦，率多鄙俗。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诗赋间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闾巷浅识，颂讽成群，乃至大行于世。
"《颜氏家训·文章》载："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击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这条记载后有王利器的按语："疑姜质其人，即颜氏所谓并州士族也。"这几则文字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文学研究价值：北朝确有这一类作家，"诗赋间起"，大体有着相同趣味，且结成群体，近于宋代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的市场和接受群体；他们的作品多鄙俗好笑。这些材料可看出北朝文学是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士为向传统文士的雅文学靠拢而努力，这也是北朝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庭山赋》语言风格有奇险、新异、耸人听闻的一面，这在古代文学史上，如司马迁、鲍照、岑参等人都有类似风格。《南齐书·文学传序》评鲍诗："发唱惊挺，持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诗品》评鲍诗"贵状巧似，不避危仄"，大体可用以评论姜赋的奇险、新异风格，而且二者是可以相互比较和参照的。另外，《太平广记》卷246、《太平御览》卷376都引录了隋代阳玠松《谈薮》这样一则关于徐摛的资料："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所谓"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也与《庭山赋》似乎有相通之处。
顺带提一下，中古时代，辞赋是一种富于包容性、审美趣味丰富、手法多样的文体，在中古文学中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主流文体，在中古文坛、中古文化上的实际地位、表现功能恐怕远远超过今人的认识、评价。王小盾说："由于体裁的宽容性，赋既可用诗的形式，也可用讲唱文学的形式，因此容纳了对话、问答、谐隐、辩难、调笑、夸张、叙事、写物等多种艺术手法。"确有见地。
总之，认识姜赋的文学特色，进而思考北朝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活动，对于深入认识北朝的文学和文化特色是大有益处的。因此，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就兼具对北朝文化和北朝文学两方面的研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