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景乐寺记幻术故事
剥驴投井，掷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景乐寺作为天堂般的尼寺：佛殿"堂庶周环，曲房连接；轻条拂户，花蕊被庭"，像辇"雕刻巧妙，冠绝一时"，曲折反映女性的温婉细腻和优美情怀，这里最为著名的是各种精彩绝伦的文艺演出，有音乐舞蹈，"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有杂技幻术，"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
寺由显贵创立，佛塔、佛像豪华高贵，写佛教节日"行像"盛大热闹场景，洋溢着浓厚的域外--主要是西域文化色彩，各种幻术杂技、表演艺术，让游观现场的所有人共同参与，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浓烈的游乐、奇幻之情，从而增进对佛教文化、域外文化的向往与崇敬之情。佛教十分长于灵活多样地宣传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善于调动各种文学、艺术手段，善于研究民众的接受心理，充分利用佛教节日，将民众聚集在一起，利用各种文艺手段来充分吸引民众，让民众在如痴如醉、集体狂欢中不知不觉接受佛教的洗礼，从而渐进地扩大社会影响范围，加深民众对佛教、对佛教文化的熟悉与热爱。佛寺成为民间表演艺术的舞台，成为异域文化的展示平台，成为佛教节日这一聚集众人、沟通民心的媒介，在节日中泯灭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界限，从而造成全民对佛教的崇拜、信仰。
在漫长的中国中世纪乱世中，整合人心成为一个特别艰难而又十分重要的社会话题，对以后的大一统社会有深远影响。虽在历史短期来看，似乎杂乱无序，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这些杂乱无序其实是有序的，历史并非无序、非理性的，西方史学中的年鉴学派倡导从长时段来看待历史中的人事，意义重大。
这里只用一句话、一个词写幻术片段，"剥驴投井"、"掷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这些片段的叙述，可以大段展开，形成后代如《西游记》中的斗法故事母题。
关于幻术话题，古代史书、子书、笔记等多有记载。"幻术"包含了丰富的意趣：它与民族好奇心理、向往异域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外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包括民间宗教、早期佛教、道教）、与民间娱乐等都有关系。《魏书·乐志》就描述了包括幻术在内的百戏盛况："（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百尺、长、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
幻术与民族好奇心理、向往异域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外文化交流有关，比如班固《汉书·张骞传》"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羁縻眩人献于汉"；唐人颜师古注曰："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种瓜种树，屠人截马皆是也。本从西域来。"张衡《西京赋》也描述了西京长安"角抵百戏"的盛况。
幻术与佛教传播有关。佛教在传布中土早期，也重视以幻术来宣传佛教的神异，扩大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密切与民众的关系。慧皎《高僧传》将僧人传记分为十门：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名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其中"神异"两卷，描绘佛图澄志等"神僧"形象，极度夸张描写他们预言、射覆、分身、隐形、化物、秘咒、交通神仙、役使鬼物、治疗痼疾等法术，含有不少志怪小说的因素。《高僧传·唱导篇·论》曰："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纶，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
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导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其中，"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等，这些论述十分接近于后代罗烨对小说教化、审美效果的评述："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所以，佛教文艺特别重视宗教宣传、宗教传播的手段、效果，尤其在面对庶民百姓时，讲究用形象、直观的方法打动听众。佛教文艺在接受美学上有着许多值得今人重视的地方，在漫长的佛教传播中，佛教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谈祝师幻术时称其"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人力所为，尚能如此；何况神通感应，不可思量"。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引卢文昭曰："《御览》载孔伟《七引》云：弄幻之术，因时而作，耕瓜种菜，立起寻尺，送芳送臭，卖黄售白。"佛经中有大量记载，兹举一例。《经律异相》载，菩提树还能"大枝长十肘，复有五枝，枝各长四肘，五枝各生一子，复有千小枝"，并且能在虚空中停留，为龙王拜为王，种种变化，令众人惊叹欣喜。"是时摩哂陀与僧枷蜜多王及国人民，来集于菩提树，时众人见北枝有一子而熟，即从枝堕落，以奉摩哂陀，摩哂陀以核与王令栽，王即受于金盆中，以肥土壅，又以涂香覆上，须臾之间即生八株，各长四肘。王见如此惊叹，以白伞覆上，拜小树为王。......以菩提树故，国土安然无有灾害。"
清人赵翼论佛教，说："盖一教之兴，能耸动天下后世者，其始亦必有异人异术，神奇灵验，......能使人主信之，士大夫亦趋之，是以震耀遍于下，而流布于无穷，不然则何以起人皈依也。"汤用彤云："佛教之传播民间，报应而外，必亦藉方术以推进，此大法之所以兴起于魏晋，原因一也。"任继愈亦云："佛教传入中国所以能被接受，首先不一定是他们那一套'安般守意'的禅法及般若学，看来他们的方术更能吸引一部分群众。"所以，《洛阳伽蓝记》中有不少报应、灵验故事。
同样，幻术与道教更是有密切关系，如葛洪的《抱朴子·遐览》："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成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为也。"《抱朴子·对俗》："余数见人......隐形以沦于无象，易貌以成于异物，结巾投地而兔走，针缀丹带而蛇行，瓜果结实于须臾......而此术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也。"注重以各种幻术来吸引民众，来传教布道。
纵观《洛阳伽蓝记》中的志怪小说，有这样一些特点：
（1）多为篇幅短小之作。长于人物心理、环境、景物、气氛的刻画渲染。叙述简明流畅，语言清丽，几乎全用散文方式来写，这与作者写佛寺园林、描述佛教圣物圣迹多用骈文句式形成对照。
（2）情节诡谲奇异。作为志怪小说，往往又兼有志人小说的特点、手法，作者长于用写实手法叙述离奇情节和塑造诡谲的人物形象。
（3）虽为志怪小说，题材上多与佛教、佛教传播相关。作者能够一笔尽写佛国与尘世两个世界，这正与《洛阳伽蓝记》二重复合主题与全书总体内容契合。志怪小说对佛教传播功莫大焉，所以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认为，"佛教入中国一千八百余年，今日虽极衰落，然昔曾深入社会中心，佛教何以能得此，佛家说是佛力广大，有人说是帝王提倡，据我观察，有三种原因：一、能利用文学；二、能利用美术；三、能利用园林。"所见的确是高屋建瓴，契合古代社会文化生活实际，颇能启发思考。
志怪小说往往源自民间口传文学，有着比较浓厚的宗教趣味，与佛教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但是宗教故事的背后往往寄托有作者对北魏王朝命运、对民众命运的关注，所以，志怪小说的终极指向是人世间、是北魏王朝，这样使得志怪小说往往超越了佛教的藩篱，超越了单纯追求游戏、追求趣味的束缚，变得更为深厚，更加耐人回味。
佛教传入中国，大大影响了国人的思维、想象，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所以范晔曾经感叹，"然（佛典）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辨，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鲁迅在《百喻经》的题记中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
所以，《洛阳伽蓝记》在中古小说史上、在文言小说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重视。
最后，我们结合前人论述，来看看志怪小说研究的意义：
清代杜甫研究专家浦起龙认为："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比较史家、诗家的不同，二者相互补充，就能全面看到事迹、气运（这里的气运，我们大体可看作是人心）。志怪小说与诗一样，能真切流露出人的内心世界。
梁启超认为："须知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明确了小说能够真切反映所处之环境和当时的背景。钱锺书曾比较史书与小说之写法异同："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剧台之上，只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缺略之故，初非一端"，"小说家言摹叙人物情事，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于是挥毫洒墨，涉及者广，寻常琐屑，每供采风论世之资。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什一，馀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
"这与梁启超看法很是接近，认为小说能够展现人物、事件背后的"衬境、布景"，"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梁、钱二位先生都谈到小说等叙事文学对理解古代社会文化生活背景的重要意义。《洛阳伽蓝记》中大量的志怪小说，或长或短，都能让我们管窥到北魏社会风情、亲切体认洛都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让人觉得北魏似乎离我们不远。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也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作品（包括诗文、辞赋、小说戏曲等，"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的知识，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象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植根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割断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感，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中去的能力。
缪钺文史兼通，他说："各种古书所记载的多是史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史书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代表着这一个时代的心声。"借文学作品（当然包括小说）我们可以体会人物的心声，体会一个时代的心声。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这里的"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掘琐闻轶事和游记"十分近于小说，这些民间琐碎、神秘怪诞的叙事却能"显露社会的面目"、写出人物众生相，这就是志怪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所以，通过阅读《洛阳伽蓝记》中的志怪小说，我们确能看到人物众生相，看到各种有趣的故事，能见出北魏社会丰富的社会生活场景、社会背景，所写社会生活之广泛、有趣，能够让人小中见大，亲切感知北魏社会风貌。
《洛阳伽蓝记》值得我们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