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诸子百家论人才的社会作用
1.用人思想的转变
自从夏启确立王位世袭制,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就是我国的先秦史。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国社会完成了两次大转变,一是由“天下为公”向“天下为家”的转变,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二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用人思想和用人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天下为公”相适应的古朴的、民主的“进贤与能”原则,已不能适应巩固私有制的政治需要了,经过反复斗争,王位世袭制和世卿世禄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奴隶主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造就人才、选拔人才和任用人才,在人才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狭隘性和片面性,出现了埋没人才、压制人才、摧残人才的现象。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世卿世禄的用人原则又逐步被否定,任贤使能的主张在新形势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从此,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对立和斗争,尊重、信任、帮助人才和排挤、压抑、迫害人才的对立和斗争,就延续和贯穿了我国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斗争的成败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们都十分关注人才问题,曾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才的作用、人才的选拔、任用和管理以及如何鉴别、考核人才等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用人思想。这些思想主张对当时的政治斗争起了一定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和整理,批判地吸收其中的民主性精华,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事业带来许多好处。
2.不同层次的人才有不同作用
人为万物之灵,“才”为人中之英,各种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先秦诸子把人才分为不同的层次。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孟子将人才分为“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庄子将人才分为真人、神人、圣人,这是他理想中的人才;而将现实人分为四类:“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又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也是将人才分为四类。荀子将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称为“知者”、“辩者”、“察者”、“善御者”、“善射者”。商鞅则称他们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当时对人才没有统一的称呼,层次的划分诸子百家也各不相同,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即最高层次的理想人,包括庄子所说的真人、神人、圣人;老子所说的圣人;儒墨各家所说的圣人、仁人、圣王等。现实人中的最高层次者:天子、国君、王者。第三个层次即贤人、君子、士。第四个层次即有各种特长的人,统称为能者、能士。商鞅曾说:天下就像一个大住宅,而各种天资、禀赋分别赋予不同的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但却像圆圈一样,把每人的特长集中在一起,则样样天资的人在人间都有。
先秦诸子认为,不同类型的人才都有各自的用处,也都能发挥作用。“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功无不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干虑,必有一得。”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孔子也说:“无求备于一人。”还认为,对于君子,不应让他们做些小事,而可以让他们接受大的任务;对于小人,不可以让他们承担重大任务,而可以让他们做一些小事。韩非强调要大量任用一般人才,他说: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
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一,生来就十全十美的人也很难找到,但社会上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才,这就需要发挥那些一般人才的作用,用“隐括之道”即用教育改造的办法提高他们。
又说,世上千里马极少,而一般的好马却很多,如五十里换一匹马,一天也能跑一千里。我们不必等待古代的千里马,而应让现在的好马发挥作用。他还说:“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现在的社会不能等待古代的圣贤尧舜等人来治理,中原的落水者不能等待千里之外的越人来拯救。
先秦诸子对各种人才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基本上承认他们在社会发展中都能发挥一定作用。
3.天子、国君、王者的作用
《尚书·商书·盘庚上》指出,国君的职责是“重我民”,“施实德于民”。《无逸篇》则说,国君的任务是“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咸和万民”。它反映了周朝的“敬天保民”思想,认为天子是代天保民。吕尚则说:“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认为国君对国家人民起决定作用,但在天意和人事的关系上,他突出了人事,这也有一定进步性。管子说得更明确:
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
他认为国君是人们效法的榜样,国君和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实际上,从管仲时起,五霸迭兴,当时的人们已不再强调国君的决定作用,而逐步突出了选贤举能的作用,管仲本人也有许多关于贤能决定国家兴亡的言论。这说明他的思想也处在转化之中。
在儒、墨、道三家中,儒家对王者、国君的作用估计较高,墨家、道家都不认为国君起决定作用。法家也重视贤能的作用,商鞅说:“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君、臣、民都要服从道,服从由贤人制定的“法”。但到韩非时,君主专制政治已发展成熟,他强调国君的绝对权威,国君的作用又被大大突出了。
4.贤人、君子、士的社会作用
对贤人作用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夏、商、周虽然都实行“亲亲”政策,实行世卿世禄制,但周文王、武王为了推翻商朝,已开始实行礼贤下士的政策。《诗经·大雅·文王》篇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还有不少诗篇总结了西周前期的情况,认为人才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强调人才是国家的柱石,人民的保障。有的诗篇甚至提出“无竞维人”,认为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得到贤人,才能“四方其训之”,“四国顺之”,才能无敌于天下。对于西周后期周厉王、幽王迫害人才,导致国家衰落,《诗经》则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周礼》、《礼记》还描绘了西周选拔秀士、造士、进士的制度,说“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精神。这虽然是出于战国时人的假托,当时官吏的选拔主要还是世卿世禄制,这种所谓“上贤崇德”的选人制度,充其量只能是对世卿世禄制的一个补充,但它说明西周已出现了尚贤政治的萌芽。
到春秋初年,尚贤思想已进一步发展,经过二百来年的争霸斗争,世卿世禄制已大大动摇,许多有才能的人进入各诸侯国的备级政权。诸子百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孔子的思想反映了这个转变时期的状况,他一方面主张“举贤才”,说:
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蚜斩而复行者何,以辅足众也。
依靠贤才国家就不会陷入困境,发展经济国家就不会贫穷,百足虫砍断了几只脚照样行走,因为还有许多脚。有了众多的贤才,国家才能繁荣昌盛。
但同时,孔子又主张“亲亲”,认为“亲亲”才是仁人的根本。如何处理“亲亲”与“尊贤”的关系呢?子思来了个调合折中,他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一方面要求尊贤,另一方面又要求“亲亲”,这就只能在“亲亲”的范围内尊贤了。因为“亲亲”讲的是血缘关系,尊贤讲的是实际才能,二者本是对立的。
孔子、子思却要把二者合二为一,这是因为他们以行仁义、复周礼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复周礼就不能违背“亲亲”的原则,所以要尊贤就只能以周礼为标准来选择贤人了。孔子希望自己培养、推举的人才为克己复礼服务,但他培养的人又不都是王公贵族,他的“学而优则仕”也不符合“生而优则仕”的“亲亲”。
原则,这是孔子遇到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孔子死后不久,我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尚贤政治和尚贤风气逐步普遍化,因此以后出现的各家基本上主张选贤举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贤才的作用。
(1)贤才乃为政之本
墨子说:
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将尚贤使能、尊重人才明确提高到治国施政的根本原则的地位。
(2)贤才对制定路线政策有一定作用
荀子专门写了《致士》篇,强调了贤士的重要作用,其中说:
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
在这里,他既突出了“道法”,即路线、政策、法律是国家的根本,同时又明确指出,路线、政策、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因此贤人君子又是“道法之总要也”。
《商君书·更法篇》也从这一角度强调了贤人君子的作用: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贤者更法,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路线法律是人制定的,变法政策的制定需要“不和于俗”、有远见卓识的贤者。荀子还说过:“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进一步论证了人才与政治路线的关系。
(3)贤才有辅佐国君的重大作用
墨子说:
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孟子说: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这是一个国家“无敌于天下”的五个条件之一。
荀子说: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
国君不能一人治理天下,国家的强固荣辱关键在于选相。国君和相能力高,就可成为王者。国君能力不高,却能寻找贤人做辅佐,国家也会强盛。自己不能干,还不努力找能干的人任职,却一味信用那些吹牛拍马之辈和左右亲信,这就只会日益衰弱,直至灭亡。
(4)贤才能使国富兵强
荀子说,贤者得进,能者得官,“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涝方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任用合适的人才就能得天时、地利、人和,使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社会财富就会像泉水一样从地下涌流出来,像江河大海那样多得无法计算,像山脉丘陵那样到处堆积,若不及时焚烧,就无法储存了。荀子在两干多年前就设想可能出现生产过剩,正因为他相信广大人才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积极性。
孟子也说: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从反面说明了贤才对国家富强的作用。
孙武说: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吴起说:
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
军事人才关系到军队的命运,因此他主张:“陈功居列,任贤使能。”
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发展经济、加强军队战斗力也得实行任贤举能的政策。
(5)贤才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墨子说:
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
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孟子说: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不用贤国家就会灭亡,即使想削地图存,也是办不到的。
《管子·五辅》篇说: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是个历史规律。又说:
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
荀子总结了前代和当时的经验,也概括出一个规律:
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