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都有规律可循。人才的成长也不例外。所谓人才学，就是研究人才成长规律、人才辈出规律和人才管理规律的科学。从先秦诸子到当代的人才学家，几千年来曾有不少人对成才规律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许多人都曾提出过自己不同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比较清晰；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全面。令人鼓舞的是，尽管大家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所有探讨这一问题的人都程度不同地认为，人才成长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无数事实证明，规律的探讨是最难的，唯其最难，才成为有志者锲而不舍的目标。为了对诸子人才观及现代人才学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必须对这一难题有所涉及。
二、诸子百家谈到的几个成才规律
1.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实至名归律
墨子在《修身》篇中提出了一条人才成长的重要规律：
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
他认为：“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那些只会夸夸其谈，不注重实际行动的人，虽然能说会道也没有多少人听信；那些花费了不少力气但却喜欢自我吹嘘的人，也往往会费力不讨好，工作没少干但却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说：
“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聪明的人一定会多动脑子而不说废话，多卖力气而不自我吹嘘，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才有可能名扬天下。为此，墨子进一步提出：“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一个人的名誉、名分，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也不是靠投机取巧能够弄来的，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长期的奋斗。墨子称这种现象为“功成名遂”，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至名归律”。无论在古代，在现代，还是在将来，这都是一条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人才成长规律。
军事家只有身经百战，才有可能成为常胜将军；科学家只有攻克了科技难关，才有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文学家只有写出了文学名著，才有可能传之后世；甚至古代的学子，也只有受得十年寒窗苦，才有可能一举成名天下知……每一个希望成才的青年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付出长期艰苦的劳动，才有可能取得一定成绩。我们不应计较一时的名誉，也不应为职称、职位等耿耿于怀，而应牢牢记住墨子总结的这条成才规律：功成名遂，实至名归，功夫不负有心人。
2.同声相求。同类相聚——人才成团律
《战国策·齐策三》记载了一个历史故事：“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说淳于髡在一天内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个人才，齐宣王十分惊讶，问：“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齐宣王认为，在千里之内选拔出一个著名人才（贤士），就算是比肩而立，已经相当多了；在一百年之内出现一个圣人，也可以说是接踵而至，已经不得了了。如今你在一天之内居然推荐了七个人才，这岂不是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物各有畴”。同类鸟兽都是聚在一起的，各种物质也都有一定范畴，人才也遵循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由于淳于髡是与贤者为伍的，因此“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让淳于髡挑选贤士，就好比到河里去汲水、用火石去打火一样，当然会比较容易。当代不少人才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成团律”。
孟子、荀子以及《吕氏春秋》等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探讨。
孟子在《万章下》中说：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凡是善士都是以善士为伍的，无论是一个小地区、一个诸侯国，还是整个天下。善士即优秀人才都是成团相聚的。
荀子在《劝学》篇中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
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
明确提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也是同类相聚、同声相求的。在《不荀》篇中，荀子又说：
君子洁其身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
所谓“洁其身”，即自身道德高尚、见解正确、志趣远大等。
一个君子道德高尚、志趣远大，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就会自愿与之为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们也会群起响应，这就好比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一样，并不是它们有什么知觉，而是因为同类相聚、同声相应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
《吕氏春秋》不仅列举了人才同类相聚这一社会现象，而且还在《召类》、《应同》等篇中对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探讨。比如《召类》篇开宗明义：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故鼓宫而宫应，鼓角而角动。以龙致雨，以形逐影。
它告诉人们，同类相召是一个普遍现象，无论在自然界、在音乐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领域，都是气同则合、声比相应、以影随形的。
《应同》篇则以阴阳五行说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作者认为自然界的物质分为五大类，即所谓五气：土、木、金、火、水；这五气又表现为五色：黄、青、白、赤、黑。人类社会则顺序表现为五德，比如黄帝时为土德，色尚黄；夏禹时为木德，色尚青；商汤时为金德，色尚白；周朝为火德，色尚赤；秦则代表水德，色尚黑。
作者所说的“气同则合”，指的就是这五气，也就是五德，这五气又可以称之为元气。因此，作者认为：“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者同名”。这就是说，同类相聚是分层次、分档次的，同气，即元气相同乃最高境界，同义，即精神境界相同为第二层次，而同力、同居则等而下之。作者主张，君子、贤人、王者，应该追求同气、同义，而不应满足于同力、同居，更不能只求同名。人们追求的境界越高，关系越紧密；境界越低，关系越松散。理想、精神境界才是人才相聚成团的关键。
《吕氏春秋》还进一步论证了领袖人物、某一方面的带头人，对人才聚集的影响，指出：
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
又说：
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则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
鱼鳖聚集的条件是“水泉深”，飞鸟聚集的条件是“树木盛”，禽兽聚集的条件是“庶草茂”，豪杰聚集的条件则是“人主贤”。尧之所以能成为善者相聚的核心，就是因为他是众望所归的贤人圣人。由此可见，理想、精神境界相同是人才聚集的根本，而杰出的人才、领袖人物、某一方面的带头人，也是同类人才相聚的重要条件。
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力与机遇结合律
先秦诸子曾有不少人谈到人与天的关系，有入主张宿命论、天命论，认为天命不可违，人们只能听任上天的安排，“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也有人将天看作是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认为应该“明于天人之分”。天与人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规律，人们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界的规律为人类服务。
《吕氏春秋·慎人》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作者认为：
“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一个人成功立业要靠机遇，但因此而忽视人力的作用也是不对的。从而提出了天意与人力、机遇与素质的关系问题。作者连续列举了几个历史故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
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
悦之，人也。夫禹遏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遏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
作者告诉人们，舜遇尧、禹遇舜、汤遇桀、武遇纣，这都是偶然的机遇；但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靠机遇，还与他们的表现和奋I斗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人也”。当代人才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人才成功是机遇与人力的总和。也有人说，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素质、一定条件的人，才有可能抓住机遇，像舜、禹、汤、武那样，建功立业，名扬天下。
《吕氏春秋》还认为，机遇也不能消极等待，具备了一定素质、胸际壮志的人要善于争取时机，掌握机遇。在《召类》篇中，作者写道：“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圣人不能为自己创造机遇，但他们做事却可以适应机遇，做事适应机遇就能取得很大成功。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作者还专门写了《首时》篇，开门见山就提出了如何掌握时机的问题：“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圣人办事，表面看来不慌不忙，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借以等待时机的到来。作者举例说，文王的父亲季历被商朝人害死了，文王本人又曾被纣王关人监狱，此仇此恨不可谓不大，但由于时机未到，文王只好忍耐。直到武王继位初期还得表面上服从商朝的统治，十二年后才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姜太公本是东夷之人，“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这就是说，姜太公遇上周文王，并不是什么偶然的机遇，而是姜太公早有此心，主动创造的机遇。包括伍子胥见吴王子光，也是伍子胥主动争取的机遇。开始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可得，有人向王子光推荐了子胥，第一次见面也不成功。后来子胥又创造条件与王子光相见，这才取得王子光的信任。“伍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然后王子光才取代了吴王僚，重用子胥，使他得展宏图，成就了一番事业。随后作者对时机与人才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舜是也），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汤武是也），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傅说是也），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豫让是也）。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
有才能没有机遇，不能成功；有机遇没有才能，也不能取得胜利。有所为的人，在没有遇到机遇时，要埋头苦干，积极准备条件；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可能从布衣而为天子，从千乘而得天下，从卑贱而佐三王，从匹夫而报万乘，总之，有可能成为杰出的人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力与机遇是人才成功的两个因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度义因民成功律先秦诸子程度不同地肯定人民的作用，其中孟子、晏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当时与后世都有较深的影响。在谈到人才成功的规律时，晏子讲过一句名言： “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晏子自己概括说：“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我们不妨称之为“度义因民成功律”。
晏子对这种说法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
其谋也，左右无所系，上下无所縻，其声不悖，其实不逆。
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
一个计谋，一种主张，既不受左右亲信的干扰，也不受上下关系的影响。从名义上讲，名正言顺；从实际情况看，也不违背常理。上合天意（自然规律），下合民心，因此必定能取得成功。
这就是晏子所说的“谋度于义”。
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小大，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劳，民有加利。以此举事者必成矣。
权衡利益的大小轻重，完全以人民的利益得失为转移，并且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做。政府不滥用民力，凡事都给人民带来好处，这种事业自然会有所成就。这里不仅提出了选择事业的原则，而且分析了取得事业成功的方法。选择事业或者选择成才目标，首先要符合人民的需要，其次还要有现实可行性，即选择人民急需举办又能够举办的事；目标一旦确定后，则要依靠人民去做，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故而称为“事因于民”。一个计谋，一种主张，符合“义”的要求；一件工作，一种事业，都依靠人民去做，这种谋事之术焉有不成功之理？
由此，晏子概括出了一种规律性的人才现象：
夫逃义而谋，虽成不安；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故臣闻：
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故反义而谋，倍（背）民而动，未闻存者也。昔三代之兴也，谋必度于义，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谋反义，兴事伤民。故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
那些违背正义的阴谋诡计，虽然有可能一时得逞，但终究会不得安宁的；那些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虽然也可能取得成功，但毕竟是不光彩的。正义，应是出谋设计的根据；人民的利害得失，应是办事的出发点与归宿。历史上那些违背正义、背离人民的事业，没有一件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夏、商、周三代兴起时，都是谋于义，因于民；及其衰落时，则是建谋反义，兴事伤民。晏子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历史事实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规律——“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这是人才成败的一个重要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