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仅仅是阿兰若，僧侣们并不在那里生活。在山崖脚下，在被776年的碑文称之为“前流长河”的一条细流的沿途，应该是曾有过许多寺庙矗立，与现今上寺和中寺的3名佛教居士（未曾受度者）所占据的寺院相似，与下寺的道士们正在建造的寺也相似。我们可以承认，唐代寺院的规模更大和居寺僧的人数更多。在春天，人们在这些寺庙周围享受阴凉，这也可能正是776年碑文的作者在讲到“风呜道树”和“露滴禅地”时想讲的内容。现在不可能一一列举古寺了。许多寺名都出现在石窟的标题中了，但没有任何内容说明，某一座寺院究竟是位于洞窟附近，还仅仅是处于敦煌地区。写本本身并未以它们上面盖的印章，而直接地向我们提供有关的任何内容，因为这些印章五花八门，种类很多，而且许多书可以从一座寺院搬到另一座寺中去，就如同现在收藏于此的道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明显说明的情况那样。我仅仅是出于在某种意义上是统计的原因，才将11世纪于藏经洞中堆积的书归于三界寺及其僧侣。
我于此根本不可能研究我已经搜集起来的散落文献，如卖契、租契、度牒、籍账、差科簿、日常入破历、通信等。我将仅仅向您指出，您会于其中发现唐代敦煌地区整部历史的内容，从有时自称“敦煌王”的地方首领直到平民百姓、普通僧侣、工匠（都料）和耕民。这是我们对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县都未掌握的情况。在那些最有意义的文献中，应该首推题识、碑铭和赞文（貌真赞）等文集。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书。一种残卷提供了一名回鹘高僧的尊号，另一种残卷记载了由瓜州一位吐蕃“论”（blon）向千佛洞所作的布施。在另一部有关使逻些赞普介入敦煌事务的文件集中，也提到瓜州的一名吐蕃节度使。最后一方碑文在提到有关人员令人在石窟中绘制了上师劫的千佛，提到了一个吐蕃大家族的四代“论”。几种札记涉及了接待一个于阗使节。此外，我们还知道将于阗与敦煌联系起来的密切关系。有关佛教著名供像的一披洞壁将数种供像置于于阗附近，而在中国内地仅仅提到那尊著名的“檀木佛像”，我希望有朝一日能介绍其奇特的历史。当然，这种“赞”类文献主要是追述了高官和汉僧们的生涯，5卷相当长的文书便写满了这样的故事。此外，其中特别包括近一打碑文的抄件，这些碑原来应该是全部竖立在千佛洞内，但其中的大部分均不为我们所知。抄件既写得不工整，也不正确，不过它们仍不失其重大意义。我非常惊讶地从中发现了李太宾碑和李明振碑，而且没有现今石碑中的残损处；同时还有851年的碑文。我还要指出张淮深的一篇短碑文。张淮深是张议潮的侄子并在敦煌政权中继任他。对于《新唐书》对张淮深的薨逝而记载的时间，人们以李明振碑文中的一段文字（但已残损）而提出了异议。我们今天可以断言，张淮深薨逝于大顺元年（890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现在应该从沙州千佛洞回到过去曾在中国内地颇受崇拜的佛教遗址上了，特别是五台山。在近代中国的三大朝山进香圣地中，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在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峨眉山，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海岛。唯有第一处才在我们的写本中被提及，并出现过多次。有关在一个石窟中所绘制的五台山图的问题，我已向您指出了与此有关的几种记忆。我发现自己遗漏了一条（一共有近200多条）有关“法照和尚庙”的短小榜题。这是我的一大错误，因为法照是一位著名高僧，恰恰正是他在其传记及其著作中，都提到过五台山。在佛护（佛陀波利）的世系问题上，我们同样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开头处发现一条记述，不过这些文献都存在于“大藏经”中，我暂时不强调它们了。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向您指出其他的写经，首先是一部《五台山赞》，我在两卷写本中遇到了它；其次是对圣山的一篇简志；最后是一名可能是敦煌的和尚前往五台山朝圣行记，他在那里对诸僧伽蓝都绘制了一幅草图。您立即就会看到这里提出了什么问题：是否就是由我掌握其行记的那名和尚亲自绘制，或者是让人绘制了一个洞窟背屏那特别详细的大幅五台山图呢？
我至此只讲到了宗教经文或具有地志价值的文献，但俗文学也在该藏经洞中拥有其代表作。首先是那些交到小学生手中的童蒙课本。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很熟悉的，如《千字文》或《感应章》（更多地则称之为《感应篇》）。其他的著作似乎根据公众的喜乐而被更换过，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诸如《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和一种佛教《千字文》。只有一卷的《孔子修问书》是一部问答式论著，但将它算在孔子身上，却缺乏任何根据，此外还附有同样也不太真实的周公的注释。我们特别是从中发现了多册《开蒙要训》。《天地开辟已来帝王记》是一篇简短的历史概要。还有一部非常具有教诲意义的《百行章》，此外还有有关算学、星相学、勘舆和解梦的手册，整整的一批民间药典。这些著作都写在普通纸上，由于经常使用而被揉皱，或者是被撕成了破片，表面很不美观，但我极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搜集在一起。我对于其他得以遇到的经典著作残卷，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这并非是由于我相信，我的写本能够修订那些自汉以来和特别是在唐代，被雕刻在石板上的石经著作。但由于附于其中的注释，我们至少将会看到，在朱熹学派于12世纪进行改革之前，对经典的诠释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将指出何晏《论语集解》的卷一、卷三和卷六，而且它们也于本朝，根据在日本发现的一部稿本，而在中国出版；《毛诗》常用版本的卷九；《栢舟故训传》卷三，其中包括《诗经》同一文本（《毛诗》）的《国风》章，附有郑玄注；《书经》、《易经》、《礼记》的残卷；《春秋》的大段书录以及《左传》与《榖粱传注》；或者是还有663年的一卷《榖粱传》写本，附有汜宁对于闵公和庄公执政年间的集解。《孟说秦语中第二》是《国语》一节的一部很漂亮的写本。我作为最后一种汉文古文献，将提及《庄子》卷一，还有包括《文子》卷五在内的一部751年的写本。
除了教学著作和经典之外，还必须为字书保留一席重要的地位。于10世纪末出使吐鲁番（高昌）的王延德指出，那里的僧侣们拥有《大藏经》、《玉篇》、《子韵》（《唐韵》）和《经音》。敦煌的情况显然也一样。汉文字书中的“元老”是《说文》，自从由于印度的影响而使“反切”的用法可以使人用文字为每个字的发音记音以来，它便从日常使用中消失了。新方法首先应用于顾野王的《玉篇》，它是按部首分类的；其次是被运用于陆法言的《切韵》中，其中的字是按韵而排列的。这两部字书均早于7世纪。唐代孙愐改编《切韵》而成《唐韵》，宋代又作新的修订而成《广韵》。最早的《玉篇》很久便已成佚书，但25年前在日本发现的一部残书，却可以使人复原其原有的编排。人们根据同样在日本发现的几册，而发表了《广韵》的两种文本。陆法言的《切韵》和孙愐的《唐韵》似乎未曾留传给我们。然而，我于此发现了这两部字书的相当长的篇幅。此外，由于我有一次还发现了《孙愐切韵》的标题，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所以它会使人联想到，孙愐在《切韵》获得《唐韵》的标题之前，曾对它作过初次修订。我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的一篇有关《古逸丛书》的论文中，曾经非常简单地阐述了使用反切的中国字书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汉语语音史至关紧要，我应该在新基础上重新研究它。我必须沿同一思路前进，必须使用另一种新文献，这就是由一个和尚在后凉时代写成的一小部语音学论著。
对于其余问题，我只能根据发现的偶然性，向您提供某些不连贯的陈述。我将引证《文选》卷二、卷二十五、卷二十七以及李善的通行注释；一部按类别而分的类书的文词；一部似乎叫做《冥报记》的传记词典的残卷；一部《新集文词九经抄》，其例句与其书名相反，并非仅仅是摘引自经典著作；《新集文词教林》卷一，也可能是其全部；法律文献；唐代两年的详细历书；诸如《秦人吟》那样的哀歌，诸如《鹦子赋》那样的诗歌描述；由李若立所著的《略出籯金》；由乡贡进士郁知言所著的三卷本《记室修要》；《辅篇义记》卷二；编纂于敦煌本地的两卷本《新集吉凶书仪》，其中作者的名字付阙如。
另外一本册子为我们保留了引自《唐礼图》中有关殡葬礼仪的节录，此书由《通典》的作者杜佑以15卷而刊行。我还从未看过此书的完整文本，但它引证的《开元礼》却为人所熟悉。此书于数年前首次出版，我们在河内收藏有一册。我们对此应该感到遗憾，我们的所有图书馆都不拥有唐、宋、金、元、明的巨部礼仪书，在中国尚存在有不少册刊本或稿本著作，这是我希望尽快能于北京弥补的一大缺憾。
《阃外春秋》是由李荃于8世纪中叶左右刊行的一部史书，我发现了其涉及上古时代的卷一、卷四和卷五是有关两汉时代的。
《故陈子昂集》值得特别提及。我发现了这部凡10卷著作的卷八末、完整的卷九和卷十全文。这是生活在唐代的政治家陈子昂的一部文集。他的奏议和书信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我还将引证有关从吐鲁番出发的各条道路的一部小残卷。您可能不会相信在寥寥数行文字中含有的所有新内容。有关甘肃西部的一部文件集于其最后一部分中讲到了龟兹和北庭。一卷相当长又很不完整的写本，论述了帝国的水与桥。最后，我发现了一部舆地书的部分篇幅，它既不会使人联想到《旧唐书》的地理志卷，也不会使人联想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绝不可能于这个时代传到此地，更谈不到《新唐书》了。它很可能是贾耽那已佚的《十道志》的组成部分。
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整个藏经洞主要是一座写本图书馆。唐代的僧侣们不时地为他们的大藏经编目，记载所缺的卷帙，然后将经目传播开来，以使其信徒们以抄写新经卷来为自己积累功德。这些新的抄经要修订两三次，但仍不能杜绝其中仍经常有不确切之处。供养人（施主）有时于写本之末签上一个时间及其名字，并要求以其辛劳而获得的功德，能转移到其家庭某位已故成员的身上，或者是转移到在三道和六道（五趣）中受苦的人身上。于此期间，中国在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逐渐传播开了，但这项新型工艺的困难和价格，似乎使人在某段时间内仍然更偏爱抄本写经。如果说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抄经的话，那么素描绘画画家却始终都很稀有。人们很快就承认了印刷的高质量，以便忠实地和大量地翻印图像。我们在库车就已经发现了一小块木板，很可能是8世纪时的，它明显曾被用于印制一种佛像。我于此搜集到了更多和更好的整整一小批10世纪的汉文印刷品，做工非常精巧，似乎完全是出自当地匠人的作品。那里一共有20多种不同的刊本，其中某几种各自有10～15份。其主人翁主要是三大菩萨：文殊师利、普贤和观世音；其次是陀罗尼（dharanì，咒）经咒，有的仅仅使用汉文，而更多的则是同时使用汉文和婆罗谜文。但仍然碰到翻印外来文字的困难，可能是使用了木版印刷术。一部陀罗尼共有在同一块木板上并列翻印的7页，系根据曹元忠的命令于天福十五年（950年）雕刻的；依然是根据曹远忠于晋开运年间的丁未年（947年）下令，完成了一版托塔天王像，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像和一版文殊师利菩萨像的雕刻。曹元忠是人所共知的人物，这位敦煌的统治者是我上文已向您讲过的曹议金的儿子。另外一卷陀罗尼经被断代为开宝四年（97l年），全文由宝安寺原籍为“西天”（印度）的吉祥、阿闍梨复审。我自信确实回忆起来了，这一位天竺僧曾作为宋初生活于中国的人而出现在经文中。仅有惟一的一部著作与这些佛教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发现了字书《切韵》的片断，但它却是该书不同的几种刊本。我觉得，该书很可能是被人从中国东部带到这里来的。这一小批刊本由于其时代而格外珍贵。我过去已经提到过在日本发现的一种古籍的刊本残卷。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那么它就基本上应该与我们的残卷是同时代的，但我们现在仅仅得到了一种翻刻品。对于在吐鲁番出土的刊本文献，就我目前所知的范围来看，我觉得绝不能断代为12世纪之前。因此，敦煌的刊本是我们可能从来未曾拥有过的最古老的刊本。
在这封信中，我已经提及在汉唐时代雕刻的“石经”。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避免抄经人抄错并保持文献纯洁的一种办法。人们很早以来就想到了以白纸黑字来为这种雕版的文献制作拓片。事实上，可能正是通过与之相反的手段，把文字刻成阳文而不是阴文，最终才实现了木版印刷术。无论如何，拓片并不是仅限于用来传播一种经典的权威文本。书法家们以其最漂亮的毛笔，抄写用于勒石为纪并制作拓片的常用文献，整个帝国中的青年文士巧动脑筋地使之与原文同样优美。这种制作拓片的习惯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根了。在家庭中亦悬挂它们。但长此以往，拓制会损耗和腐蚀石版。由于收藏家坚持搜集最古老的拓本，所以他们擅长于鉴定它们。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像中国人那样，能断定拓片是在北宋或南宋、元代或明代拓制的，但我几乎从未听人提及有能上溯到比北宋更古老的拓片。所以，北宋的一名业余爱好者必然会疯狂地追求谋取我于此发现的漂亮拓片，它系唐代根据著名作家和书法家柳公权书写的《般若婆罗密多心经》，而制成的拓片。另外一种同样也很美的拓片却不完整，不会使我联想到任何熟悉的史实。我还搜集了一二种较小的残卷。
早从乌鲁木齐开始，我就知道在藏经洞中与写本同时，还发现了绘画。裴景福先生在经过甘肃时曾见到过其中的某几种样品。但这位大收藏家在声称写本肯定应上溯到唐代的同时，又承认绘画并不会早于明代。他大错而特错了。绘画往往都是普通的宗教画片，只具有一种画像价值。裴景福先生在那里没有发现其藏品中的那些大师在创作中所习惯的创意和绘画的质量。此外，这些文献是以一种罕见的鲜艳色泽之状态留传给我们的。这就足以解释一位行家里手的失误了。这种失误是确凿无疑的，绘画与写本是同时代的。我从中带走了相当数量的绘画：绢画、纸画、帛画、水粉画那罕见品种的一二种样品。其笔法更应该是出自一名称职的匠人，而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明显未被携至甘肃。除了这些绘画之外，还应该提到用小彩色画作装饰的写本，我带走了两种，它们表现了地狱的场面，其中之一确实以其图案和画面的种类而别具意义。我仅仅随笔提到巨大而又令人厌烦的千佛佛名画卷。它们符合一种初级的心理状态。供养一尊佛是一种乐善好施的行为，但供养千佛就是一千次的善行了。所以，人们并不坚持传统的“七佛”像，而是创造了上师劫的千佛像。当能够使用的名称都被用罄时，人们又想到应该有整套的同名佛。沿着这条思路发展，便再没有限制了。这种虔敬行为畅行于石窟中，正如您通过我的照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应将“千佛洞”的现名归予这种虔诚。人们在石窟中绘制的这些千佛像，有时同样也被绘在纸上。最后，印制术使事情简单化了，僧侣们珍视善男信女的心态，即借助于某种布施，将同一尊佛，用一种木印在绢纸上印刷无数批。
作为怪异物品，我还将向您指出几种“印字版”和剪像，以绘制佛像的侧影；两三个织锦或刺绣丝绸的书札封套；几种单独的织锦；一卷黑底白字的不完整写本；另外一卷同样也不完整的黑底金字写本；尤其是 《佛说斋法清净经》的漂亮的短小卷子，完全是以一条小链子的顶尖书写，写于白色丝绸上，裱在一块蓝色的方巾上。最后，我上文已向您讲过，有人向甘肃的官吏们分送了在洞窟中搜集到的小铜像。我有幸又找到了整整一小褡裢各种小铜像，我将要把它们带回去。
您现在对于我在千佛洞搜集到的物品，所知道的情况已经与我一样多了。我还希望对此作一种更加完整的描述并最好地利用它们。但近两年来，我生活在远离书籍的地方，我已经忘记了许多，希望您能原谅我在向您通报情况时的遗缺，可能还有谬误之处。至于这批藏经的意义，我不相信自己有所夸张。我以波格（Pogge）那样的热情在藏经洞中工作，他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瑞士修道院中，偶然间触及了一大批希腊和拉丁作者的古老藏书。没有任何出自个人私心方面的考虑使我这样做，因为我在这一发现中毕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我看来，这些写本为汉学提供了两种新内容。首先，汉文写本是在我们的图书馆中基本不存在的一个新类别。在中国也可能存在着稿本著作，而且是重要的稿本著作。地方图书收藏家们都在访求它们，我自己却很少了解印刷业，从而很难寻找未刊本，除了人们可以在巴黎、柏林和河内找到成套的双语合璧的字书与文集之外，我在欧洲所有的图书馆中，仅知道两部具有史学价值的汉文稿本著作，这就是《元典章》和《明实录》，它们连同威妥玛的藏书而一并入藏剑桥大学。我还应该补充说明，这都是一些相当近期的稿本，而且尚没有任何人敢于利用它们。但我们今天发现，稿本或刊本传统并非是无可指责的，在汉文中就如同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必须对行文进行考证。对于这样的著作，千佛洞的宗教或世俗写本都会对我们大有用途。它们不仅仅由于其中包括的文献如此，而且还向我们指出了唐代在楷书或草书中所使用的字形，它们往往还为我们提供不受质疑的变形或使我们觉得无法解释的原因。第二项新鲜内容是，我们在汉学研究中，可以说是首次能利用档案文献进行工作了。我由此可说，当地的科学始终都会使我们直面其成果。我在将书籍彼此对照比较中，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些成果，但这些书始终都是事后写成的。我从未掌握原始的独立文献，其目的也从不是为了供传播用。我们这一次可以通过私人札记、契约和书信，看到在中国7—10世纪的一个边远省份真正的宗教生活或世俗生活的实况，我们此前却只能从其基本特征和教理著作中而知道这一切。出于这些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王道士的修葺使我们获得了数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一批汉文写本，使我就像获得了一种不应得到的财宝一样。非常令人高兴的是，在藏经洞被发现的8年之后，这些写本还在等待着我。
（译自《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908年》）
高地亚洲三年探险记
[法]保罗·伯希和
1909年12月10日，伯希和先生受到了法属亚洲委员会（Le Com ité de L'A sie Fran？aise）和地理学会的隆重欢迎。应邀参加的客人有4000多名，他们占据了宽敞大礼堂中设有的全部席位。这次报告会由法属亚洲委员会主席埃米尔·塞纳尔（Em ile Sénart）和法国地理学会主席罗朗·波拿巴（R oland B onaparte）王子联袂主持。在主席台上于他们身旁就座的名人中有：高教局长和公共教育部部长的代表巴耶（Bayet）先生，因为教育部长由于身体不适而于最后一刻请求原谅，不能按照他曾答应的那样莅临大会了。此外还有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佩罗（Perrot）先生，法国科学院常务秘书达尔布（D arboux）先生，玛希厄（M assieu）夫人，吉兰（G uillain）先生，埃狄纳（E tienne）先生，勒邦（Lebon）将军，巴黎市政府市长，外交和殖民地事务部部长的代表，商业地理学会会长勒格朗（Legrand）先生，科学促进会主席加里埃尔（G ariel）先生，里尔地理学会会长克雷比（C répy）先生，国防部长米尔·德·维莱（M yr de V i-ers）先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报告会期间，殖民地事务部长特鲁约（T rouillot）先生于大会主席身旁就座。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路易·瓦扬（Louis V aillant）博士和夏尔·努埃特（C harles N ouette）先生。他们在分担了该探险团那艰苦卓绝的工作，为这次探险的圆满成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之后，又分享全社会给予其团长先生的荣誉。
在宣布开会后，埃米尔·塞纳尔会长发表了如下致词。
女士们，先生们：
自从科研不再那么严格地局限于书籍以来，它便习惯于直接触及现场和古籍文物的残余，它竭尽全力地从它们之中揭示奥秘，赋予它们某些文献传统始终都很吝啬地拒不为之提供的资料。我们相继看到，我们国家的许多角落都走出了被遗忘的处境，就如同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一样，而这些角落过去似乎被遗弃于默默无闻的浪潮之下了。中国新疆在时间上成了这些“幸免”于黑夜与寂寞的地方。
不久之前，新疆还被认为是无法进入的禁地，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就足以使旅行家一生都变得大名鼎鼎。西域比中非在更长时间内和更大程度上都更加神秘，俄国军队最终为进入那里廓清了道路。从此之后，地理大发现和考古大发现便接踵而至，成果层出不穷。这两种发现当时在那里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而且往往又都是集中于同一批人身上。
这两种发现又以其强烈的趣味，而把更多的人吸引到那里去了。
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探索亚洲大陆的这一心脏地域，以确定这块辽阔盆地的地理构造和社会制度。那里以其海拔高度及其地貌而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另一方面，这是为了重新发现这样一个地区：它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充作西方与远东之间一切陆路交通的走廊。首先是上古社会文明，其后是基督教社会的影响，都曾向那里渗透。征服成性的游牧部族不知疲倦地相继而至并互相冲突。从斯基泰人（Scythes）到蒙古人，都经由那里而不停地向西攻击。
一旦翻过帕米尔与喀喇昆仑（K arakorum）山口之后，便使贸易和宗教活动从印度向北，向中国中原流通传播；在相反方向上，则是从中国赴印度的佛教摇篮和僧伽蓝方向的取经进香活动。
沙漠中的黄沙神奇地成了文物古迹的保存神，保存了所有这些文明、所有这些荒蛮、所有这些已遭毁灭的悠久历史。沙漠中该保留下了多少珍贵的历史遗痕啊！这就是最早的考察尝试所证实的内容。它们激起了强烈的兴趣和极为普遍的希望，以致从上个世纪末起，便诞生了一个西域和远东探险国际联合会。
该机构的法国分支委员会所抱有的希望比它所具有的资源更加丰富。它充满激情地希望，在激励所有从事科考大国的一次激烈竞争中，可以确保我国能占有与其名望相适宜的份额。经过一段相当长的等待期之后，伯希和终于以其精力、学识、很高的文化修养及其在远东的经验，而被选定去完成赋予他的这项使命。
伯希和的积极主动精神，使他福星高照地聚集了许多珍贵而又强有力的协作者和赞助。法属亚洲委员会和地理学会从第一天起，便对这项事业产生了强烈兴趣。我们的这两个学会一如既往，团结在一种友好的同行友情中，即它们很喜欢为科学和法国的利益而尽义务。今天，我们的这两个学会都高度地认可了已经获得的成就，共同协调，准备了邀请在座诸位先生参加的欢迎会。我们首先想到的事，便是将那些在不同程度上，却又以始终如一的热忱，为这次探险做出贡献并理应接受公开致谢的人，都邀集到自己的周围。
我们首先要感谢国家、法国政府给予了慷慨大方的鼓舞，并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赞助了这项事业。我非常荣幸地于此向公共教育部长先生当面致谢。由于他在最后一刻，突然间感到身体不适，使我们不能在列位之中看到他的风采。我们对此深感遗憾。但我们庆幸地看到，他指派非常赞成和支持我们的高教局长代替参加。前天，外交部长先生已经非常友好地亲自出席第一次会议而使我们无限增光，那次会议是由亚洲委员会为我们的探险团成员而召开的。殖民地部部长先生也派代表以他的名义来参加，以等待他有机会能亲自接见我们；国防部也向我们派来了一名特别代表，向我们表达了鼓舞人心的盛情。继政府的代表之后，还请大家允许我向以下机构的代表表示欢迎：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代表，借助于本笃·加尔尼埃（Beno？t G aenier）基金会的帮助，该科学院才得以对于它非常喜欢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表现得如此乐善好施；法国科学院和博物馆的代表，他们的帮助使该探险团在自然科学中具有某种合法地位；巴黎商业地理学会主席、里尔地理学会主席、科学促进会主席等人。我不想遗忘任何人，但我也不能太长时间内拖延你们的等待时间。
说实在的，我感到很难严格地局限在主持人的角色中。我更愿意试图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伯希和先生及其忠实的同伴们——路易·瓦扬博士和努埃特先生表示敬意，因为他们以其学术性很强的准备工作和最骁勇的热情去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但这可能是侵犯了今天晚上应属于你们的那些掌声的特权。况且，在座的所有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由庄严的任务主宰的高度热情，过去曾针对同一片地区，搜集了与外国名流——斯文·赫定（Sven H edin）、勒柯克（von Le Coq）和斯坦因等一大批人员同样的资料。你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评价他们的工作与辛苦。这一次，他们同时赢得了你们这些好奇心十足的人的钦佩，也触及了你们这些法国人的心灵并激起了你们的高度兴趣。
塞纳尔的欢迎致词博得了阵阵热烈掌声。于此之后，公共教育部高教局长巴耶（Bayet）先生开始致词。他对于公共教育部长因突然受阻不能莅临这次隆重的欢迎会表示遗憾。巴耶先生提醒大家注意，尊敬的部长先生的这些抱歉是特别真挚的，尤其是他强烈地关注远东事务，因为他了解这些国家并曾在那里生活过。
尊敬的部长以其崇高的权威，将有机会分享伯希和先生及其合作者们理应获得的赞扬。到那时，他会表达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对于这些勇敢的和不知疲倦的探险团成员们的谢意，他们从其探险中携归大批宝藏，这是一批使法国在拥有古代东方诸文明，首先是在中国的考古学和文献学财富方面，能置身于列强之首位的宝藏。由伯希和先生带回的许多写本和艺术作品，至今仍是这些类别中的绝无仅有者。
最后，公共教育部长应该不会放弃这一机会而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这些法国青年美好的勇敢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无所畏惧的精神，甚至是精明强干的精神。他们继其他许多人之后，继那些著名的外国探险家之后，还在这条半沙漠的亚洲腹地大道上，使人开始尊重法国并酷爱法国的名声。国家的代表者应该感谢伯希和、瓦扬和努埃特先生，他们为法国带来了这种受人敬仰的证据和赞扬，因为他们都是为科学及其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
这些讲话激起的阵阵欢呼掌声尚未停息，便轮到伯希和先生站起来开始作报告了，主席台上和大厅中的听众，向他致以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当恢复安静时，伯希和先生作了下面一篇精彩报告：
多年之前，当颁发旧统考奖状时，我曾经首次来到巴黎大学大阶梯教室的院子里。我当时就毫不怀疑，人们将来总会有一天会同意让我在这里讲演。所以，我开场白的几句话，将是感谢法属亚洲委员会和法国地理学会，它们使我的同伴和我本人感到了极大的荣幸，组织了今天晚上的这场欢迎会。我同样也坚持向派员出席这个仪式的各部和学会表示感谢，他们形成了已使我感到了自己的全部价值与享受这种尊重的证据。最后，我要向你们所有这些熟悉和陌生的朋友们，向今晚成群结队前来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前来是为了向一个法国探险团表示你们友好的青睐。我谨此坦率地向你们表达我的感动和感谢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