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三角地带
1997年1月，由于自身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加上个人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南方都市报》，成为一名记者。当时，在所有应聘的人员中，我是唯一的没有本科文凭的年轻人，但我有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特殊经历，有在军地百多家报刊发表的一大叠各式各样的作品，这使得当时负责采访部的《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朱德付慧眼识珠，不顾一些嫌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士反对，力排众议将我破格录取。
朱德付是安徽省人。曾在江西省委党校做过老师，中山大学文学硕士。毕业后分到《南方日报》做了一名记者，稍后进入《南方周末》。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以一系列关心民间疾苦，为老百姓执言义的深度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欢迎。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独自一个前往江西采写了一位长期被地方一恶人强奸的弱女子胡雪梅的不幸遭遇，在《南方周末》以几万字的篇幅发表后，又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南方日报》以新闻连载刊出。此文不但使弱女子胡雪梅的冤屈得到昭雪，更使朱德付在国内外新闻界名声大振。后来他又不畏个人安危，又采写了许多引起社会关注的重特大社会新闻。1997年月日月《南方都市报》改版变成日报后，他又被任命为该报主管新闻的副主编。
朱德付走马上任后，对《南方都市报》采访部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在所有的人事制度方面，他打破了以往的铁饭，所有人员全部实行聘用制，对于拥有正式编制的编辑和记者，一律实行聘用制，公平竞争，同工同酬，不分内外；在工作方面，所有记者均要求每月见报稿不得少16篇，如果连续三个月完不成任务，聘用人员一律予以辞退，正式员工一律下岗；在员工待遇方面，所有人员一律平等，以每月的工作成绩，按质按量计酬，多拿多得，奖勤罚懒。刚开始时，一些平日吃惯了大锅饭的员工以为这不过是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只不过是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的，到时不可能真的按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去兑现。可到了第一个月发奖金时，发稿多的记者多达六七千元，少的却只有几百元，还要接受处罚；一个季度下来后，六名没有完成任务的记者当即被辞退；四名连续三个月无法完成任务的在编记者被迫下岗待业。当时给采访部影响最大的是，一位从北方调入南方日报的女记者，平日工作不力，不是写有偿新闻，就是外出做自己的事，结果自然是无法完成每个月见报16篇的任务，结果，她不但三个没能拿到一分钱的奖金，反而被扣除一大笔工资，也就是说，她连三个月基本工资也被扣光，还要倒巾报社的钱。这一下整得这位一直自以为是的女记者痛哭流涕不止。这也确实让当时报社所有人品偿到了这位精干领导的历害。
从此以后，采访五六十名记者，再也没有敢偷懒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朱德付就很快带出了一支广州地区最有名的，年轻而又精干的记者队伍出来，不由令其他兄弟媒体刮目相看。但朱德付绝对不是那种严厉得令人不敢接近的人，相反，他是一位对人热心的人。我至今还记得，我刚进入报社的第一天，朱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石野，不管人家怎么看待你，但我相信你是一块可塑之材。你的试用期和他人一样，是三个月，按照报社最新规定，记者每月必须发表16篇文章，至少能上一个头条，如果三个月都不能完成任务，你就自动下岗吧，到时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我信心十足地回答：“朱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决不会辜负你的希望！”这个时候的我从部队出来后，虽然也做过保安、文员、保镖，也在《广州红绿灯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纸做过记者，但那大体不固定，说起来还算是一种不稳定的流浪生活。在外流浪了许多年后，此时的我极想选择一家能适合我又能供我锻炼的单位，当时刚由周报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疑是我最热衷的阵地。因此我很珍惜。
从进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满广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处寻找新闻。众所周知，临近港澳的广州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儿的媒体发展和新闻竞争国内外都有目共睹，当时大牌报纸《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了百万份，就是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也办得很有特色，其旗下的子报《南方周末》更是风靡全国，那些报社的记者出门采访时，有关单位一般都不敢小看，他们出门也很风光，但作为一般更改版为日报打入广州市场的新报，《南方都市报》根本不被人看好，不但常受到同行间的挤兑和轻视，有关部门和一些读者更对此不屑一顾，因此，我们这些刚加盟到《南方都市报》的年轻记者的采访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阻挠。
记得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大都骑着一辆自行车外出采访，经常被人拒之门外，一些地方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通知你，全靠各线路的记者自己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闻源。
在此情况下，我独辟蹊径，不靠主线路，自己寻找新闻源，这样虽然劳累，但容易抓到好的新闻，更能发现许多独家新闻。这样，我就主抓社会新闻，四处流意本地的一些绪如火灾、车祸及大小医院里的急诊室情况。同时我还积极的与各单位通讯员建立友好关系，认真留意兄弟媒体的见报新闻，分析他们的追踪动向。每天，我都要逼迫自已至少完成两篇稿件，争取一篇见报。我刚进报社的半个月时间里，就已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各类新闻报道16篇，第一个月的任务我就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到了月底，我总共发表各类文章34篇，头版头条3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让人刮目相看。我这个月的成绩位居几十名记者的第二名！
朱德付看到我的成绩十分高兴，他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进行了肯定：“没想到你这个小伙子真能干，不愧是海军陆战队出来的。我真是没有看错人！”
我感激地说：“没有朱总对我的热心帮助，我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的，所以在此我首先得谢谢您！”是的，这位热心的朱总对我帮助一直很大，他不但在新闻业务上事无具细指点我，而且更在生活方面体恤我、照顾我。当时，由于我四处流浪，在经济上几乎一贫如洗。有时还得靠朋友的接济过日子。
进入报社的十多天后，有一次，朱德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门关上后，对我轻声以不至于令我难堪地说：“我听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的经济比较困难，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算预支工资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说罢不由分说，硬是将500元钱塞到我手中。
1998年上半年，朱德付先是被调到南方日报出版社当副总编，后来又离开了《南方日报》，对此，新闻界的同行们纷纭说：朱德付在南方日报是靠自己出色的新闻才能脱颖而出的，他的离开是报社的一大损失！3年后，我也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只是没有想到，又是3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2001年4月，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的另一主管发行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高薪从南方“挖”到北京，成为《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后为升为总编辑兼副社长。此次，我也加入其中。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张菱，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新闻败类邓世祥(曾用名保罗、涂龙、邓子龙)长期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三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这场官司困扰着我，时间先后长达有三年，令我身心疲惫。当年6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
由于我的成绩突出，只一个月的试用期，我就度过了试用期。在此后数月间，我和众多才华横溢的同事在工作上相互学习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我以自已的吃苦耐劳和兢兢业业的实干精神，创有多页记录，受到同事和领导一致称赞。
1997年底，我根据读者举报以及采访部的安排，我的目光投向了位于广州客村立交桥下欣欣向荣蔚然成风的“野鸡部落”。当时我正住在相距不远的客村大江宛，对这股肆虐的黄风不算陌生。
一般来说，人们平常所谓的客村立交桥并非指纵横交错的完整立交桥体，而是指立交桥中间专供来往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的过道。那顶上是横贯东西的新港路，在下面则是贯通广州大道直通市郊番禺的主干道。
据我观察，这里虽比不上闹市区的霓虹闪烁纸醉金迷，但由于此处地处郊区，主要是外来人员的栖居地，人流量丝毫不逊色于广州繁华地段，特别是，那些混迹于各类生意人群之中或是站立在桥底不时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女人们，更为这里增添了不少神秘而暧昧的气息，成为一道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景。她们一个个身穿薄如蝉翼的夏装，领口从肩膀滑下一半或是裸露着雪白的或粗黑的大腿和双臂，有的手捏香帕不时掩口而笑，三两个上了年纪的半老徐娘，往往还手持竹扇周身上下拍打蚊蝇，有些对仪态不甚讲究的，手抓甘蔗边啃边向男人频抛媚眼，把劣质炒瓜子皮嗑得满天乱飞，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具备学养的男人而言，大都会恶心地转身而逃，但对于这附近的民工们来说，却是极其富于挑逗的。
来广州以前，我曾流浪至海口一带，见识过公然操着皮肉生意的女人们形同瑰丽的鬼魅，幽灵般在穿梭于夜市和城市大小人流集散地，对于这样的场面我也是见怪不怪。然而，每当我骑着单车从这必经之路走过，当那些女人与那些浑身散发出汗臭味的民工肆无忌惮的喊骂和讨价还价声刺入我鼓膜，一切只是沉浸在汗臭和廉价香水浑浊气味里赤裸裸的色情交易，毫无伦理道德和廉耻可言，这一幕幕活生生上演的丑剧还是深深震撼了我。
直指客村野鸡部落的举报信一天天增多起来。报社主任任天阳关注到这一情况，他几次与我商讨怎样将客村盛行的卖淫嫖娼之风以暗访形式予以曝光。由于《南方日报》社新建的宿舍大楼正位于客村不远的广州大道南，任天阳的家也就在那儿，他的岳父母一家也在距离客村不远的珠影厂旁边购置了一套五居室新房，任天阳就像我和罗斯文及曾华锋等人一样，每天都坐车来往于此处，对这儿的有关情况自然也已是耳闻目睹了，所以对于许多热心读者来信来电反映这个“红灯区”的情况，任天阳主任早有此设想，只是每当一提及暗访此类地下性产业计划，听者无不面有难色。第一次与任天阳交流这个新闻选题，我也顾虑重重。不可能全无这方面的考虑甚至是畏缩，将报道全面、客观、深入地采写出来，势必要对这一“雷区”进行全方位、近距离调查暗访，谁能够保证在任何采访环节上不招惹非议，谁又能够保证在报道出来以后不会节外生枝呢？并被人授以把柄？
任天阳给我打气说：“作为恪尽职守的记者，你们只是把这些肮脏腐败的社会现象揭露出来，引起有关职权部门的足够重视，我们报社领导是每个记者的坚实后盾，记者手中握有新闻监督职权，报纸也为记者们敞开呼吁空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肃清社会风气，这篇报道势在必行！”同时，任天阳还提出，此次暗访由新来的同事罗斯文配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