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无疑是中华文明最为鼎盛的时代。
列国纷争，邪说横行，处士横议，政府统治势力的微弱使得人们能自由发表自由的意见。诸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需要各种人才为其效力，于是百家争鸣，各有千秋，著书立传，以扬百世之芳。
按照哲学的分类，对研究政治的称为政治哲学，任公称其为政治思想。
儒家的仁政观，民贵君轻论便是代表，它试图施行一种贤人政治，对于统治者也要求达到贤人的高度，只有道德水平和实践能力都很强大的人才能成为百姓拥护的统治者。对德的重视是其代表，主张教化他人讲道德，遵制度，那样就可以避免战争，避免征伐。它的难度在于贤人如何选拔？以何为标准？贤人是否都存在？他们提出人皆可以成尧舜，只要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努力是可以达到的。在家族本位制的时代，讲究家族的管理，族长的权力，父亲的权力在家庭中都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侵犯的。
道家的无为观和小国寡民思想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君主不应该干涉百姓的生活，君主的工作是治理好国家，对于百姓来说生活生产是他们生存的本能，而具体到耕地，手工等他们都比君主和官员更有经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君主应该施行无为而治，没有任何的行动便是最好的行动了。战争的发生因为争端，争端始于欲望，欲望因为攀比，攀比是因为有可以比较的存在。既然如此，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杜绝人际交往，便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要人人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国家就会相安无事，天下才能达到太平。
墨家的非攻，尚贤，兼爱是极为符合时代的。主要是墨家所代表的力量大多数是平民，是生产者，他们迫切的需要安定的社会氛围来保障它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反对不正义的攻伐，他们主动的有组织帮助守城。墨子无疑是东方的基督，其牺牲精神和奉献自我都值得人推崇，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侠。他主张的平等精神要求人们兼相爱，而不像儒家是有差别的，分阶层的，亲疏远近不同的仁爱观。他们认为无论是人也好，国家也好都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他们虽然也主张贤人统治，但是对天子的选择并非一定出自于家族内部的世代相传，而是和天下大众一样，能者居之，大家共同推举立贤才为天子，设立三公的目的便是为了主持阅贤良知辨慧之人。交相利，他们不回避对利的谈论，但主张一种公平的交易方式，正当的追求利益。他们反对儒家祭祀的铺张浪费，崇尚节俭。
中国的特别在于纵然是无神论，却重视一种叫做祭祀的活动。
法家无疑是最晚进却最有力量的派别，实质上，法家是儒道墨家核心的一次有利组合，很多人将春秋前期的管仲等人也列为法家人物，而且后人还有伪书为据，个人觉得不太合理，理由在于每一个改革者都必然会施行一系列的政策规定以树立地位，发展国力。孙膑曾经也说过，打仗和治国是两回事，他可以治军，但他并没有治国之才能。管仲是王佐之才，却不是一个思想家，更不可能是实干家。
战国时候，各国兼并异常激烈，但是国力不相上下，各国争相扩充势力，都想做最后的赢家，东方六国因为地势原因，不得不短期的进行改革，求速胜。相比之下，秦国相对安全，在经历一系列苦难之后，秦孝公开君主之不敢做之事，为成秦国千秋功业，开始以商君为首组织变法，全面贯彻法家思想。商鞅深知变法的重要性，历史的教训是变革基本上只能存在于一个时期，斯人逝则变法弃，国复衰。所以它从根本上去变法，已达到君主易而法不变。商鞅无疑是成功的，他亦是法家的实践家，战国末的李斯，韩非都是代表人物，韩非更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法家主张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依法治国，全国除君主之外一律受到法的制裁，只有平等的施行法治，才能赢取人心，才能鞭策人力。赏罚分明，有功赏，有过罚。对作奸犯科之人，绝不姑息，绝不放任，用刑罚震慑人心。对于国家机关的运行程序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理，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所有的只为君主一人服务，破除了等级之分后，按照平等的功劳给予相应的赏赐。对于人们之间出现的纠纷一准乎于法，故顽劣之徒，聪慧之人无论其出身如何，当以法评之。国家的标准便是法，而且是唯一的，违反道德给予谴责，但违反法律必须受到处罚。他们反对儒家的伦理，对女性的地位也是给予法律上的肯定的，这在古代中国是极其伟大的创举。法家顺应历史的潮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尽管它没能坚持下去，抛开阶级的是非观点，无论如何，秦国以及秦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法治国家。
当今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法治国家既是国家的建设目标，亦是我们大家应该积极去实践的目标，各位都应勤勉而行，才不负先辈之心志，不负我等人学习法学的志向，愿与诸君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