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春节可是财迷难得在家里过的，过得很热闹。老的熟人、经济界、文艺界、共济会的人，都欢聚一堂，就不提了。老关系户，西北军、十九路军、绥远军、东北军的，礼尚往来，也不用说了。一些南洋的洪门兄弟、四川的袍哥之类的，也都来凑热闹，也是要应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吴铁城等人，他们以为才弥先生听从了他们的劝说，没有参加福建的事件，给了面子了；中央从共济会的一些事情看，发现才弥先生是可以争取的，这过年就人来礼往的，想进一步联络感情。而财迷对他们怎么也要应付一下的，让这些人更觉得为蒋中才争取才弥先生的事，还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节来的上海人中，还多了一些人，他们是前清官僚的后人、上海的没落贵族这个圈子的，例如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联系王亚樵杀了赵铁桥，蒋中才大怒，但没有什么证据，对王亚樵又没有办法。最后派宋子文对招商局查账，发现一些问题，正式通过法院，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李国杰以码头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虚报价款、欺蒙政府（这两条确有其事），判了李国杰八年徒刑。王亚樵还是念这个老乡情，让财迷有机会捞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也来共济会走动，也向财迷“捐抗日款给抗五军”，数额也可以，要知道，这时李家只是个“瘦死的骆驼”了。于是，当年前宋子文来提福建事件的事时，才弥先生提了一句“听说李国杰在狱中身体不太好”，第二天，李国杰就被通知“你被才弥先生保外就医了”。
他这一放出来，也要到科辉医院住两天调理一下。他家里人更加是要到才弥先生这儿来感谢一下。“物以类聚”，李家与在上海的类似家族，如盛宣怀的后人、上海道台聂缉规的后代，也是有联系的、有亲戚关系的。他们的前辈是搞洋务的，当过官也有不少钱，在上海也有一些实业，如聂家的恒丰纱厂等。但他们与江浙一帮搞实业的生意人又不一样，在他们眼里，这帮实业家属于“暴发户”，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根底。
当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当时被聘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书，见到七小姐后，主动要求当她的英文教师，随后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门户太低，一致反对！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对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广东给孙大总统姐夫帮忙后，遇上他人娶了，负了他南下前对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对而言，这一个圈子的人当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来的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门龙头大哥才弥先生，最多比这些流氓排得高一点，算入江浙暴发户一类吧。
不过，他们的企业要做生意，要贷款、要运输，所以还是要与共济会打交道的。现在例如李国杰之类的事，也是要与才弥先生打交道的，几次接触下来，发现才弥先生他们与杜月笙他们确实不一样，特别是才弥先生本人，与他们想像中的帮会头子不一样。
才弥先生对各个民族企事业都蛮照顾，而不是像这个时候的有些风气，只照顾自己的同乡、关系户，打击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华人已经有的企业，财迷就不再投资兴建，避免自相残杀（财迷对另一时空中，各地中国企业自己竞争压价非常不以为然，什么产品只要有几家中国企业生产，那就一定要把这产品压到没有利润为止！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济会的运输、商业网点等，已经有垄断企业的样子，但从来不因此把利润率搞得太高，也不压制同类小企业。当然，在这些官僚后代看来，不特别照顾某一个地方的人，是因为共济会已经发展到了全国多数地方了。
这个松散的没落贵族圈子，内部也有争斗、有矛盾，但毕竟气味相投，通婚也往往在这个圈子内，在上海也形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圈子。这帮官僚子弟中，不能说没有人希望傅仪再当皇帝，让他们家再兴起。但有这样想法的人绝对没有要我国富强进步的人多，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以后的年青人。
财迷与他们有接触后，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像李国杰这样，为了争资产、争权利就不择手段的。这些家庭中的子弟，以“华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最多，也有个别玩世不恭、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但这些家族的后人更多是在商业、实业、工程技术和艺术上有成就的。他们也学了一些家传的国学，也接受了一些国外的文化，家庭正在没落，但他们中觉得国家应该改革、应该进步的年青人不少。
这么说，他们也有些认同共济会的一些做法的，向抗五军捐款，也不完全是巴结共济会。在现在已经是抗五军老战士、九一八后到东北去的“上海青年抗日团”中，也有几个是这些家族的年青人。
奇怪的是，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对当官并不是特别热衷的。例如聂家的家规就是让后人不许当官！而另一些家族至少也有什么不许加入任何帮派团体之类的家规。这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家族可都是靠当官起家的！因为这样，这些人与共济会的人挺熟了以后，仍旧不加入共济会，只能算是共济会的朋友吧。
而一些上海的实业家，对这个圈子的人又有点不以为然（你们挣钱的本事没我们大，还摆什么臭架子？），但在好多地方，比如生活方式等，却要去学这些人的样子。老上海独特的地方味道（海派？），受这个圈子的人的影响不小。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形成，总是与这个地方的历史、经济有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