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诉说南京政府的不好，两个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登了一些抨击中央政府的激进文章。这不是有与福建政府相呼应的嫌疑？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对经济控制严格了，对宣传舆论控制也严厉了，例如对广播电台发牌照的控制就严了。像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果扣上一顶“红帽子”，人给抓起来关了、杀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说，这样的政府，能不让文化青年和广大群众抨击吗？）虽然，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是有点背景的，才能办了这么些日子。但这次他们终于下手了，不过有杜重远等人的背景，杜重远后面还有共济会！所以没有抓人，只是查封了周刊，邹韬奋后来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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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作为共济会会长、抗五军军长，谁都对他客气三分。不过越是这样，有些事越要谨慎些，因为他的话会变成“指示”的。财迷在上海，军事、经济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利害，技术方面除了化工机械外，也只是凭另一时空的一点见识，参与一下“指导”。就是这一时空德国、美国和日军都已经有了的潜水艇，他也只能与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讨着研发，可见这个时空最高技术水平已经比他的高多了。
不过以生活水平来说，在这个时空他是过得很不错；论地位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一点，心情也不错。他是国内最有钱的老板，并不是包括共济会的钱，光是科辉的股份、在大华联合银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么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们也挺会赚钱，财迷把这些孩子们的钱也折成一些自己企业的股份，这样，孩子名下的钱也更多了。
现在，搞技术设计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过，在上海的应酬也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年底。他可不光与像张学亮、宋子文这样的人交往，还要与像蒋百里等人讨论一下，与电影界、文艺界的人一起参加活动（还有小凤），与交际花们一起出席一些宴会，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应酬一下。
这儿，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二十九军驻京代表，萧振瀛先生。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闯了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
萧振瀛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虽然当了官，这人还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时弊，出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开东北。
些后经李鸣锺介绍，参加了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罗苏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萧振瀛年纪比宋哲远他们大一点，所以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赖。
本来他与冯大帅的关系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但后来两人闹反了。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受蒋中才的影响，由联苏变为反苏，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
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时期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
冯大帅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中原大战后垮台，冯的部队解体。张学亮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二个师）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的主要组建者。后来西北军刘汝明等人及不少队伍又都去到二十九军，人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出色，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感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感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据萧振瀛说，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入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出面当了个“黑脸角色”。至于为什么老部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小孩看待的。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点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点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点；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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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点。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点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