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赞许道：“机制很重要。”3个月后，中国残联送上一份需6000万捐款资助的《长江新里程计划》，李嘉诚欣然同意。后来他又主动追加4000万，捐款达1亿元港币，以扩大受益人数。《长江新里程计划》一经实施，效果显著。
近年来，中国残联多次向李嘉诚提议，举行捐款助残总结发布活动并邀请他参加，均被婉言谢绝。
李嘉诚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国民应尽之职。”
李嘉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世界上要成就每一样真正有价值而且值得骄傲的事，都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为理想和目标付出时间、努力、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精神……大家以崇高的价值观，付出爱心、精神，善用宝贵的资源贡献社会，共同为人生留下美好的种子。”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商海之外的李嘉诚，在生活中书写出了一个立体的、大写的“人”字。
佛学大师赵朴初，临终前，在医院挥毫为李嘉诚题词：“拳拳爱心。”很少题词的李嘉诚，在甘肃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挥而就：“发挥人性中光明与高贵的一面，为无助者提供无偿服务。”同时同地，残疾人送上他们的礼物——在众多残疾人的签名之上，托出一行大字：“您的爱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施以援手，做出贡献，是一个人品质高贵的表现，也惟有如此做人，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如果可以，学习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可以，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拿出一天的时间做做义工。
如果可以，就将你的爱心奉献出来，别让它继续尘封。
要知道，这世界需要我们帮助的很多很多！
6.发达不忘国家
李嘉诚说：“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9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观礼团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用说。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救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香港，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在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有位新住户在门联上写道：“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晚，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到今天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已泪水潸然。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的医疗条件。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芳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万~150万港元不等。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1983年元宵节，家乡政府有多项包括潮安、潮州医院在内的工程落成与开幕剪彩仪式，李嘉诚不愿参加剪彩活动。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开幕前的一分钟赶往医院剪彩。
李嘉诚在香港也是一个大慈善家。
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个国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三间老人院；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东华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香港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几十家机构捐善款逾1亿港元。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他为国为家乡做出的贡献。
李嘉诚有个宗旨，“发达不忘家国”，“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他认为“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要我捐出的有限的钱，能为社会带来较大的益处，我就终身无悔”、“我当努力办实业，只有盈余多了，才能拿出多一些的钱，用于社会”……
7.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李嘉诚说：“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我已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赚钱不是只为了自己。为了公司，为了股东，也为了替社会多做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
许多经商者有时对钱财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创业，挣点儿钱实属不易。而智慧的经商者却把钱财看得很淡，他们解囊相助，慷慨捐助公益事业。他们的这种做法值得经商者借鉴。
香港著名商人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
李嘉诚长期以来怀着这样一种思想，钱来自于社会，应该用于社会。因此，无论自己在生意场上是否顺利，他都将对社会的责任放在重要的位置。
李嘉诚说：“一个发了财的人，不应该只顾自己的挥霍，也不应该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孙！”而“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1992年8月16日，李嘉诚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会晤。他对邓朴方说：“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一亿港元，五年内把内地四百九十多万患者的疾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我国华东地区大雨成灾时，李嘉诚以长实集团四大公司名义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他说：“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的紧急呼吁做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藉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儿引导作用。”
他谦虚地表示：“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还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一点儿好作用。”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说过：“你若要喜爱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爱因斯坦也曾经这样说过：“人只有贡献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工作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把人的社会价值确定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对人与社会互助关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对人的社会价值本质的正确揭示。可见，奉献主要体现于个人对他人和社会需要的满足，即体现于人的社会价值。李嘉诚正是在慷慨捐助一项又一项公益事业的同时，完善着自己的奉献哲学，实现着人生更大的价值。
“只有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附录
1.专访李嘉诚：不停息的变革者
2003年10月13日，无论如何，眼前的李嘉诚都令我略感意外。没错，我早已熟悉这张面孔与他鼻梁上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黑框眼镜。他的热情握手与灿烂笑容，也令人感到舒适。但是，这个温和的人是否真的就是《亚洲周刊》眼中“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人”，或是《福布斯》坐标系中世界排名第五的商业领袖？
“我不是个伟大的人。”在评价自己时，李嘉诚保持着一贯的谦虚，他的真诚表情使人相信，这种谦虚完全发自天性，其中甚至蕴涵着对自己的纯真的想法。几代华商在李嘉诚的鼓舞下成长，他为所有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无法超越的坐标，而一些简单的数字与排名很可能淹没他本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他的财产是100亿还是80亿？他的财富排名是第10位还是第73位？人们永不厌倦地谈论着这些。对于香港人来说，他们不止谈论这些，他们还准备随时追随这位不喜欢乱讲话的商业巨子的每一个行动。在那座700万人口的城市中，他被称作“超人”——在一个由自由市场、民主政体与数码科技缔造的现代之都中，他是“梦想”的制造者，这种矛盾多少令人想起格林斯潘之于美国。没人比75岁的李嘉诚的个人经历更能折射出香港在过去50年的兴衰，从塑胶花大王到地产大王再到新经济的倡导者，他不仅完美地演绎了一个励志的故事，更是华人资本崛起的标志，也是香港面对不同的潮流进行自我转变的折射。
而在更广阔的华人世界，他的意义似乎更为重要。他几乎是惟一逃脱了亚洲商业人物普遍性弱点的一位。财阀，这一不无贬义的词汇，长期被使用在东南亚最富裕的人身上，除去巨额的财富，它更代表着一种家长式、封闭、充满着阴谋与权力斗争的企业模式——没人能说清楚这些财产如何获得，并被如何支配。财阀本人则被抽象成货币本身，他既不代表着成熟的商业精神，也与商业世界的未来潮流格格不入。而李嘉诚则一直致力于塑造另一种形象。他不仅影响着香港经济——经营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面向中国内地的输电线、拥有大量的地产……他还从不厌倦地参与着世界性的商业游戏，他的商业帝国已经遍及38个国家。或许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并购举动仍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但当时间到了90年代，他已成为国际资本舞台最不容错过的角色之一。他在Orange公司上的冒险令人难忘，那次交易使他至少赚取了1200亿港币，当他在2003年收购环球电讯的几次起伏中，所有西方媒体似乎都在惊呼：“我们是否应该害怕李嘉诚。”在电信业的3G之争中，和记黄埔的势力遍布英国、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以色列、奥地利以及中国香港，如果电信业的另一场革命可能到来，惟一的革命者只能是李嘉诚。在2003年9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颇有信心地说：“未来几个月，这种变革即将出现。”总之，通过上个世纪90年代一连串令人瞩目的行动之后，李嘉诚已经毫无愧色地跻身全球最闪耀的商业领袖的行列，在2003年《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的富人榜中，只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排在他前面，而著名的沙特阿拉伯的王储阿尔瓦利德·塔拉尔则位居其后，我们不得不说，将李嘉诚称之为“亚洲的沃伦·巴菲特”多少低估了他的影响力。
李嘉诚似乎不在意这一切，就像他在采访中所说：“我从不担心我在历史中的角色。”他身上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矛盾：他的事业与经历拥有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式的情节——财富、权力、名声与时代风云，但他却以罕见的低调方式行事。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尽人皆知，比如，他喜欢将手表调快15分钟，他自己的住宅没有游泳池，他的两个儿子在上学时只有有限的零用钱。在9月28日的采访结束时，他也不忘抬起脚，提醒我们这双鞋他已穿了多年。在身价百亿之后，他仍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