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玲陈文华
中华民族在食用茶叶历史上经过了四个阶段：食（将茶叶作为食物来吃，如生吃茶叶及茶粥等）、喝（将茶叶当作解毒的药物熬成汤汁来喝）、饮（将茶叶作为解渴、提神的饮料来饮用）和品（将茶叶煎、煮、泡成茶汤来品赏它的色、香、味、形）。前三个阶段只是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只有后一阶段才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求，此时茶叶的色、香、味、形就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品茶也就成为一门生活艺术行为，这就是现代茶文化学上所说的品茶艺术，简称为茶艺。
中国的品茶艺术（茶艺）萌芽于西晋，成熟于唐代，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当时湖州地区的茶人们。所谓的湖州茶人，是指出生于湖州地区的茶人（如钱起、皎然等）和寓居于湖州的外地茶人（如颜真卿、陆羽等）。这是一个文化精英集团，他们对当时湖州地区的政治、文化以及茶文化活动都有巨大影响。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下列诸位：颜真卿、钱起、皎然、陆士修、皇甫曾、袁高、李冶、陆羽、孟郊、裴度、刘禹锡、杜牧、李郢、张文规、皮日休、陆龟蒙、潘述、李萼、崔万、张荐等。
就茶文化活动而言，这个集团中最突出的当然是陆羽，他因撰写《茶经》一书而确立了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茶圣地位，唐代茶艺的成熟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茶经》的问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除陆羽之外，与之同时或者在此之前前后后，湖州茶人们在茶文化活动中不但给陆羽以帮助和影响，也各自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是值得注意并应该加以肯定的。本文的重点不在讨论陆羽的功绩，而是探讨其他茶人的贡献。
总的来说，湖州茶人对中国茶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在二个方面：茶艺(或茶道）、茶会。
我国茶艺萌芽于西晋时期，在此之前没发现有关品茗艺术的文献资料，汉代文献在谈到茶叶时都是侧重其医疗功效，还是把它当作药物来喝的。但到了西晋时期，诗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诗中描述饮茶的情景时说道：“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里侧重的是品赏茶叶的芳香和滋味，而与医疗功效无关。西晋杜育的《荈赋》是第一首描写茶叶的颂歌，涉及产地、生长情况、采摘、取水、择器、观赏茶汤颜色、泡沫形状以及饮茶功效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出，此时的饮茶已不仅仅是解渴、提神、保健的需要，还具有一定文化色彩，开始进入品茗艺术阶段了。陆羽在《茶经》中多处引用《荈赋》的文字不是偶然的。
但是，品茗艺术的真正成熟时期是在唐代中期，由于众多的文人雅士介入茶事活动，他们的思想理念和审美情趣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品茗的文化品位。最主要的标志自然是陆羽《茶经》的诞生。陆羽在《茶经》中用“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整整三章规范了品茗艺术的各个环节，诸如用水、燃料、茶具、碾茶方法、煮茶程序、品茶碗数等等，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要求。《茶经》问世以后，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饮茶之风。正如《封氏闻见记》卷六所言：“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不过，仔细检阅《茶经》，除了对茶汤泡沫有过一段细致的文学描写外，更多的是有关煮茶技艺的详细要求，对品饮艺术方面着墨不多，不像对沫饽（汤华）那样具有诗情画意的描述，这可能与《茶经》是茶学着作的体例有关。所谓品茗，品的是茶汤的色、香、味、形诸方面的诗意感受。《茶经》已经提出有关色、香、味的要求，但仅点到而已。湖州茶人的茶诗中则有一些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作为补充：
色：
唐代诗人们在品茶时已经注意欣赏茶汤及汤华的色泽之美，湖州茶人也不例外，如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提到：“素瓷雪色漂沫香。”这是描写青瓷茶碗中漂泛的茶汤泡沫呈雪白色，即杜育《荈赋》所谓“焕如积雪”。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描写茶汤的颜色是“瑶草临波色不如。”刘禹锡此诗描写的是炒青绿茶（“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煮出的茶汤呈绿色，连瑶池仙草都不如，赞赏之情跃然纸上。如果是饼茶，经烤炙碾碎后煮出的茶汤就会带浅黄色，唐代称为“缃”，《茶经五之煮》就指出其色，缃也。”原注缃，浅黄色。《释名释彩帛》：缃，桑也，如桑叶初生之色也。”而(皎然：《饮茶歌送郑容》诗中一句“烂漫缃花啜又生。”就使人犹如目睹茶碗中缃花烂漫“烨若春蔹”的美丽景象。
香：
关于茶汤的香气，《茶经五之煮》申说：“其馨，欸也。”原注：“香至美曰欸。”上述皎然诗中的“素瓷雪色漂沫香”，除了描写茶汤沫饽的颜色外，还强调了它的“香”气。皎然在另一首《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诗中也写道：“文火香偏胜。”皮日休在《茶瓯》诗中也提到：“苹沫香洁齿。”陆士休在《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的联句是“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茶香已经弥漫全屋了。而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形容炒青绿茶煮出茶汤的香气是“木兰沾露香微似。”指明它的香气是“微似”木兰，形容得非常贴切。看来，追求茶汤中带有花香是唐代茶人们品茶时的一种时尚。更有甚者，他们甚至采取以鲜花助茶的办法来满足这一要求。着名的就是皎然和陆羽以菊花伴茶的韵事。皎然在《九日与陆处士饮茶》诗中具体描述
九曰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这是唐代上元元年（760)秋天，陆羽隐居湖州抒山妙喜寺与皎然在重阳节以菊花伴茶欢度佳节时，皎然所写的一首着名茶诗，看来，他们两人也是菊花茶的创始人之一。菊花伴茶自然有清凉解毒之效，但是诗人在诗中强调的只是菊伴茶香脱俗的雅韵，丝毫不提疗效之事，纯然是品茗赏菊的审美行为，这正是品茗艺术的核心价值。
味：
关于茶汤的滋味，《茶经五之煮》曰：“其第一者为隽永。”原注：“至美者曰隽永。隽，味也。永，长也。味长曰隽永。”其后又说：“其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苷咽甘，茶也。”可见陆羽强调茶之味要长而甘，饮茶而“嗫苦咽甘”，是指初入口苦涩而饮后回甘。皎然认为要用清寒冷冽的泉水来煮茶其味可称为“嘉味”，他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诗中就说道：“寒泉味转嘉。”而刘禹锡则称茶有灵味，其《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即言：“僧言灵味宜幽寂。”诗中又说欲知花乳清冷味。”其“味”清冷，则与皎然的“寒泉味转嘉”相近，可算知音之见略同。
形：
唐代煮茶是将茶饼烘炙碾碎后烹煮，本无所谓“形”。唐代品茗时所欣赏的形是指观赏茶汤沫饽（汤华）之形状。这在陆羽《茶经五之煮》中有极为形象的描述：
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着曰饽，细轻者曰花。如参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田浮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尭赋》“焕如积雪，焊若春芗”有之。
《茶经》对茶汤泡沫之形状如此欣赏，是现代茶人所不易理解的。但这不是陆羽个人的爱好，而是当时茶人们的共同追求。湖州茶人在诗中往往以“花”、“乳”来形容茶汤泡沫，如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诗：“投铛涌作沫，着碗聚生花。”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诗：“欲知花乳清冷味。”这与陆羽喜欢用枣花、菊花来形容汤华有关。而皮日休《茶瓯》中的“枣花势旋眼”，则是直接引用《茶经》“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的典故。
意境：
唐代茶人在品茗之时，除了欣赏茶汤的色、香、味及泡沫的形状、色彩之外，还会追求超凡脱俗的诗意化的审美感受，经常达到“尘心洗尽兴难尽”（钱起：《与赵莒茶宴》）、“乃知高洁情，摆落区中缘”（孟郊：《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的境界，甚至如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所描述的“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高度，这是品茗的最高境界，达此高度，品茗就不再是日常的生活行为，只是满足人们的生理要求，而是进人艺术境界，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茶在这里就成为人们审美活动的对象，人们在品茗之时就不再考虑茶叶的解渴、提神、保健等功能，而是被当作一种生活艺术的对象以满足品尝者的审美愉悦了。
就品茶意境的追求而言，有两位湖州茶人的茶诗值得我们重视。一是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该诗的全文只有4句：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茶人们在竹林下品饮紫笋茶达到忘言的地步，其美妙的感受胜过仙人们醉饮仙酒。美妙的紫劳1茶汤洗尽了心头上的尘垢，而品茗赋诗的雅事尚未尽兴，此时只听到树林里的蝉儿不停地鸣叫，不知不觉间日影已经西斜了。
这样的茶宴实际上就是诗人们的诗会，钱起把品茗活动的艺术境界描绘得充满诗情画意，茶人此时的品茗没有丝毫生理上的功利需求，而是一次纯粹诗化了的审美享受。仅凭钱起的这首诗就足以证明唐代品茗艺术已经成熟，我们也可以说钱起通过这首诗把唐代及其以后的茶人们引进了品茗艺术的天地。如果我们联系到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谈到茶的功效时仅说：“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则钱起对饮茶品位的提升是值得加以肯定的。钱起卒于公元780年，而陆羽的《茶经》是在这一年才刊刻问世的，那么，钱起与赵莒举行茶会时是否读到《茶经》还是未知数，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可能不是钱起受了《茶经》的影响，而是《茶经》总结了此前湖州地区的品茗艺术经验。如此说来，给钱起以积极的评价完全是应该的。
另一首是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这是中国茶文化史上非常着名的一首茶诗：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全芽聚全鼎。
素瓷雪色漂沫香，好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徒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唆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熟知荼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此诗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品茗划分了三个层次：涤昏寐、清我神、便得道。第一个层次是提神去睡，这在陆羽《茶经六之饮》中就已经指出：“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优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皎然的贡献是品茗时没有停留在低层次的“涤昏寐”，而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清神、得道。这种概括是具有哲学意味，这也是皎然茶诗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后来卢仝的《七碗茶歌》（即《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也难以比拟的（卢仝的“七碗”形象有余，哲理高度不够）。尤其是，“三饮便得道”所获得的是人生处世之道，已碰触到品茶悟道的实质，从而将品茗艺术升华到价值观念领域，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拓性贡献。应该给以高度的评价。
茶艺发展的极致便是茶道。所谓茶道就是品茗所应遵循之道。茶人们在品茗过程中除了对色、香、味、形等感官上的享受之外，还上升到心灵的感受，发展为一种精神境界上的追求，这是一种诗意的境界，也是一种审美要求的满足。与此同时，还伴生着一种哲理上的追求，即在品茗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经常是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而具有一种教化功能。这就是所谓品茗之道，简称为茶道湖州茶人对中国茶文化由茶艺上升为茶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茶道萌芽于西晋时期，杜育《荈赋》中的最后两句为“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所谓“调神和内”，就是说饮茶的功效可以调解精神，谐和内心。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道精神，尽管当时还没有“茶道”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