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城
公元前6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在汉代，佛教被人们视为神仙方术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获得较大发展，影响遍及全国各地。至隋唐时代，在统治者的崇奉和大力扶植下，佛寺林立，僧尼众多，佛经翻译成果累累，西行佛教发源地求法盛行，新创佛教宗派不断出现，以敦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学艺术空前繁荣，高僧大德辈出，佛教进人全面发展、昌盛的鼎盛时期。
在唐代，上起天子、贵族官僚，下至士农工商，信仰佛教成风，有些信仰智颤创立的天台宗，有些信仰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有些信仰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有些信仰道宣创立的律宗，有些信仰善导创立的净士宗，有些信仰“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的密宗，有些信仰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神秀创立的禅宗北宗，有些信仰信行创立的三阶教，而对法门寺佛祖“真身”的信仰，则是超越以上佛教诸宗派的众多唐人的共同信仰，因为佛祖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祖“真身”，今人谓之佛指舍利，乃是他捏盘后佛教徒崇敬的最高圣物，释迦牟尼的象征。
一、佛教徒虔诚的“真身”情结
唐代扶风法门寺，是以瘗藏佛祖释迦牟尼“真身”着称的寺院。佛教传说：古代印度阿育王，通过神力，一夜之间在全世界建立了四万八千座舍利塔，法门寺是中国境内的十九座舍利塔之一。唐代僧人对法门寺佛祖“真身”崇敬无比。在李唐诸帝历次迎送法门寺佛祖“真身”的法事中，都有高僧大德参与，或做法事，或供奉物品，或重修殿堂，或焚烧肢体以为供养，甚至为护“真身”而不惜生命，虔诚之极无以复加。
不少僧人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前往法门寺瞻礼佛祖“真身”。一位僧人竟从三百里外的京城，“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唐懿宗迎佛祖“真身”这是一位僧人为庆祝唐懿宗三十九岁生日而特意打造的。“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十六个字，既是对生日的祝词，也道出了有唐一代诸帝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的思想动机和真实意图。所谓“圣寿万春”，是祝天子万寿无疆。“圣枝万叶”，是愿李唐皇子皇孙万代相传。“八荒来服”，是世界诸国前来臣服。“四海无波”，是李唐江山稳固如同大海没有波浪。这与佛教徒宣扬的所谓法门寺护国真身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兵戈息、令人生善即国泰民安的说法是一致的。
唐朝皇帝与法门寺结缘始于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法门寺建寺时名阿育王寺，隋开皇三年（583)改名成实道场。大业五年（609)并入京城宝昌寺。义宁二年（618)，李渊应僧普贤之请，命名为法门寺。
有六位皇帝六次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至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瞻礼供奉。
第一次是唐高宗于显庆五年（660)诏迎法门寺佛祖“真身”“至洛阳至长安，一位僧人以艾草覆头顶，称为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僧人号啕大哭，“卧于（街)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
佛教徒以释为姓，自称释子，即释迦牟尼的子女。瞻礼“真身”，等于拜谒佛祖，这是千载难逢的幸事，故虔诚无比。
二、李唐诸帝迎奉佛祖“真身”的主观动机
如果说，佛教徒虔诚的“真身”情结，是佛教思想长期熏陶使然，那么，李唐诸帝对“真身”的崇拜，则在佛教思想影响外，还掺杂着世俗的价值观念和直接的功利内涵。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珍宝中，有一捧“真身”菩萨手捧金匾上錾刻的发愿文曰：
奉爲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爲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1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大内供养”。他认为法门寺塔是阿育王所建塔之一，能得佛祖“真身”，是由于“善因”，如果祈请有祥瑞，就可以开发。从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敕令岐州刺史张德亮开塔供奉至显庆五年，正好是三十年。他的思想动机是为了获得祥瑞。
长安四年（704)，武则天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是已至迟暮之年、政局混乱的这位圣神皇帝，为祈求佛祖庇佑，使其大周王朝长存。“真身”迎至神都洛阳，“万乘（武则天）焚香千官拜庆”。
上元元年（760)，正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在“真身”迎至皇宫内道场时，“圣躬临筵，昼夜苦行”是为了企望佛祖助其早日平乱。与他早在至德元年（756)，从灵武（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密遣使者向在长安的密宗名僧不空寻求平叛的秘密法，不空“常密奉表起居”，“洎收京（城）反正之日，事如所料”，目的相同。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迎法门寺“真身”，是按三十年一迎惯例行事，动机是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其平藩胜利。
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迎“真身”时不到三十年，提前两年举行这一盛大法事，是与他当时已取得平定吴元济等藩镇的重大胜利，感谢佛祖保佑李唐从此国泰民安。
咸通十四年（873)，唐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唐懿宗也病人膏肓，但他不顾朝臣以宪宗皇帝迎“真身”而驾崩的故事极谏，以“但生得见(真身），殁（死）而无恨也”的决心，操办唐代诸帝最隆重的迎“真身”法事，供奉大量珍宝，名义上为“为万姓祈福”，而实为自己“圣寿万春”，社稷平安永存。
同年十二月，新即位的唐僖宗，虽亲见懿宗未得佛祖保佑而驾崩，但仍执迷不悟，在送还“真身”时，又供奉不少珍宝。
其余没有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的皇帝，并非不需要上述发愿文所祈求的佛佑心愿，而是各有原因。
三、臣民崇奉佛祖“真身”的思想渊源
李唐诸帝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是唐代礼佛的最大规模的法事活动。迎奉法事确定后，先做一年甚至数年的各种准备，如制作献给佛祖的供奉品等。正式迎奉时，由皇帝下诏，命朝廷大臣和宦官、高僧大德组成的迎奉使，前往扶风法门寺，在寺中以隆重的法会将佛祖“真身”请出寺塔，护送至长安或洛阳，在皇帝亲自拜谒供奉后，再从皇宫中迎至长安或洛阳诸寺，供僧人和广大百姓瞻礼。“一城之人忘业废食”，佛刹幢幡遮天，佛声振地，竞施金钱如雨，肘行膝步，截发断臂，呜咽流涕，痴迷若狂。从长安至扶风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甚至地处西北边陲大漠腹地的敦煌，也传诵着《李相公叹真身》和《赞法门寺真身五十韵》写本诗歌。
广大臣民崇奉佛祖“真身”如此狂热，首先是由于受到李唐诸帝崇奉佛祖“真身”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唐宪宗迎佛祖“真身”时，韩愈在《论佛骨表》里就指出：百姓“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其次是企盼佛祖保佑自己及亲人免灾得福，并为已逝祖先祈求冥福。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大批题记，披露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唐人，特别是唐懿宗、僖宗二宗时宦官、文臣武将、僧尼、工匠、入唐中亚康国人和少数民族等崇敬法门寺佛祖“真身”的历史真相，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社会思潮的广泛存在。如咸通十二年（871)，唐口口所造宝帐镜花，为将迎法门寺佛祖“真身”而作发愿文一篇，写在镜花木底上：愿“一切先世父口解脱”，又发无边愿，愿无边众生心中一切愿早实现，普度众生，出生死海。其他人的题记，除姓名外，不少还题有“一心供养”四个字。
四、某些士大夫对崇奉佛祖“真身”持保留看法
在唐人浓重的崇敬法门寺佛祖“真身”的社会思潮中，有一种不可忽视的不和谐的声音，那就是有些士大夫不仅没有参与君臣百姓迎奉佛祖“真身”的活动，而且以谏诤的方式阻挠，甚至公开唱反调。唐代士大夫受佛教影响很大，喜欢游览佛寺，在寺里读书，观壁画，赏花卉，听佛乐，与僧人诗歌酬唱、对弈品茗，谈经论道，为名僧撰碑作传等，这些活动文献记载多如牛毛。而他们与法门寺佛祖“真身”结缘的信息，却凤毛麟角，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出现这种现象，或许有多种因素，其中之一，也许与士大夫们不大喜欢佛教“灵迹”之类的东西有关。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迎法门寺佛祖“真身”时，作为士大夫代表人物的韩愈，公然把佛教信徒视为圣物的佛祖“真身”斥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认为不宜迎人皇宫供奉。欲将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在他看来，君民崇奉佛祖“真身”，是一种“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但它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不是小事。他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所以韩愈把毁掉佛祖“真身”，视为断绝天下后代疑惑的根本。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将佛教视为夷狄之一法的，这是两种思想与信仰的碰撞，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已发生过多次。仅就韩愈《论佛骨表》而言，他笼统地排斥佛教，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从后来他在潮州与大颠和尚的交往，以及其他文章来看，韩愈的思想也受到佛教的影响，故其反对佛教不可能彻底。
张或《大唐圣朝无忧王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张或《大唐圣朝无忧王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
〔注释〕《唐阙史》卷一〇。
《杜阳杂编》卷下。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元年十三年十一月，《佛祖统记》卷三九。
《金石萃编》卷一〇一，《金石萃编》卷一一，《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
《杜阳杂编》卷下。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迎凤翔真身德音》。
《太平广记》卷五四《韩愈外甥》、《仙传拾遗》。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咸通十四年三月。
李斌城：《法门寺地宫题记考释》，《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此宝帐镜花发现于法门寺地宫后室顶部石质帐盖下。原件藏法门寺博物馆。
《全唐文》卷五四八《论佛骨表》。
参阅《旧唐书》卷七九《傅卖传》、卷九六《姚崇传》、卷一O-《辛替否传》，《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唐武宗《拆寺制》。
(原载李斌城着《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隋唐五代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李斌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佛舍利庄严奈良博物馆编着王竞香译。
一、印度佛舍利及佛塔的建立
传说公元前480年（一说为前386)2月15日深夜，在接近尼泊尔国境的中印度拘尸那迦城外跋提河旁的娑罗双树之下，佛祖释迦牟尼在弟子阿难及比丘们的看护下进入涅盘，结束了八十年的伟大生涯。
关于释迦入灭前后的事迹，《大般涅盘经》曾有详细描述和记载。据说佛祖的遗体由拘尸那迦城的摩罗族人当场进行盛大供养，到第七日由城北门进入拘户那迦城内。随后，将佛祖遗体安置在城外东郊的天冠寺，等待大弟子摩诃迦叶的到来。不久，燃烧香木以荼毗，荼毗之后的灰烬即是释迦的遗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舍利。
佛舍利随后受到摩罗族人的隆重祭祀。与释迦关系特别密切的国王及部族的人们（摩羯陀国的阿阇世王、毗舍离城的离车族、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遮罗颇国的跋离族、罗摩伽国的拘利族、毗留提国的婆罗门族、波婆国的摩罗族）也要求再次分配遗骨，但拘尸那迦城的摩罗族人拒绝分配遗骨，围绕佛舍利引起了八国即八部族之间的战争（分舍利战争）。最后，由香姓婆罗门仲裁，劝息诸王战争，均分舍利（八分舍利），八国各请回一份在各自地域建造瞻拜、供养佛舍利之窣堵婆（佛塔)。
一种说法是当时处于中介的香姓婆罗门得到了分配佛舍利之际所用的容器（瓶），建立了瓶塔；迟来参加分舍利的毗帕立巴纳的摩利雅族则收集佛祖荼毗之后的残余灰烬而归，建立了骨灰塔。
据上述可知，连同舍利八塔共建有十座佛塔。佛教徒们尊崇礼拜这些佛塔，以思慕释迦生前事迹。把佛塔当作佛祖本人来信仰，这就是佛舍利信仰的开始和佛塔的起源。
舍利八塔建立后，在印度造塔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就是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前268~前232)弘法的功德事迹。传说阿育王从佛灭度时修建的八座佛塔中，取出由于天龙守护未能开启的罗摩伽国塔外七塔的全部舍利，重新瘗埋，在各地新建八万四千座佛塔，虔诚供奉。
事实上，建造如此众多的佛塔，到底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如今已不得而知。在印度以桑奇大塔为首，推定为当时的古塔遗址存在的相当多，加之阿育王一一巡礼佛迹并在那里建造佛塔的传说，可以说，至少证实了他造塔的历史故事是足够可信的。
以上就是印度的佛舍利信仰，它启示我们当时舍利供养是如何盛大而隆重，与此形成为一体的佛塔崇拜，促成造塔即功德之举的思想，导致后来走向异常繁荣。
释尊涅盘后，诸如荼毗、八分舍利、起塔供养等事迹也引人赞扬其伟大生涯的佛传美术中，成为主要题材。
表现佛传故事最古老的遗物，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营造并引人注目的巴尔胡特佛塔栏楣上刻制的浮雕。其伞状石上的大象头上置有仿佛是圆形的舍利容器，使人猜测为佛舍利搬运图；而在1世纪的桑奇第一塔西门横梁上，以浮雕展示着围绕舍利分配的壮观争夺情景。
有关佛塔建立、舍利供养等表现佛塔的事例可以说枚不胜举。以舍利分配的调停者香姓婆罗门为中心，配有舍利容器、参与分配舍利的人物场面的浮雕，如拉赫尔博物馆的罗尼加特出土品、比哈尔邦博物馆的藏品等，推定为二三世纪犍陀罗出土的塔基装饰片岩制浮雕遗物较多。
佛传美术随着佛教的东渐自然波及中国、日本，1902~190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从西域的库车周边、克孜尔千佛洞第三区摩耶洞请来的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灰泥壁画香姓婆罗门像，正如看到的与有胡须的耶稣相貌相似、和伊朗族王国的库车之地相符，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开创新纪元的佛教美术遗作。画面上香姓婆罗门手持盛装舍利的容器，正是分配舍利争夺战的场面。当初周围是手捧舍利容器、等待分配舍利的八国人物、配备军事力量的分舍利图，为描绘围绕主室回廊涅盘前后佛传图的一部分。那些成为其后德国的鲁考克探险队搬走的东西，由德国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相传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烧毁。分舍利图的主题是表现向东方的涅盘中心艺术的开端，肯定了与我国保留较多遗物的八相成道等的关系。
(一）舍利容器及其庄严
佛塔建造不可或缺的精髓是佛舍利，印度旧制的覆钵塔虽不一定有平顶部、塔内空间、基础、基座等部分，但是大约在塔的中心线，或者其近处设置有小室，或并不建造小室直接安放，这是通常惯例。
当然对佛舍利要包裹、保护，在塔中为了供奉、安置，需摆放舍利容器，这应是小形骨藏器。因此，我认为当初的舍利容器比较简单，佛塔周围配有塔门、栏楣等建筑物。其次，与施以佛传图等各式各样的装饰雕刻一样，舍利容器因装藏释尊遗骨，也施以相应的庄严，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集中展示各个时期工艺技法精华的优秀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