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伊德的童年是幸福的，所有能在索马里出现的最新的、最好玩的底线，只要他想要，他就能得到。而且，1991年以前的摩加迪沙，非常繁华：“有很多国家的人去那里做生意，表演。”在摩加迪沙，有一个中国大戏院，里面有中国剧团常年驻场演出，但是内战爆发后，一切都没了。中国大戏院如今只演枪战片了，演员随机，表演时间不定。原本，福伊德一家是要移民到欧洲的，但是他的父亲最终决定来到博萨索，“这里是我们的老家，我们的根在这里。”
于是，他们用积蓄在这里建造一所价值五万美元的房子，这基本上也是福伊德家所有的财产了，福伊德的生活变得不再优越。2000年，福伊德终于决定当兵。“因为我发现，除了当兵，我完全无法找到一份工作。我长大了，我得承担养家的责任。”他上了当地的一所警察学校，两年后毕业，进入军队。在他的士兵生涯里，从2004年开始担任前总统海思的贴身警卫，为期两年，而后成为一名机场保卫部队的士兵。
福伊德的英文是在他的童年时学的，在索马里，只有家庭条件最好的孩子，才有机会学习英文。不过他笑着说：“我的英语都还给我老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抽烟的时候脑子特别好用，但是一年前我戒烟了，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对于未来，福伊德也有自己的憧憬。我记得有一次在晚饭后和他聊天，我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他笑着说：“我想在明年再娶一个老婆。”老实说，我也想，可能每个男人都想，不过只有在部分国家可以实现。福伊德第一次结婚是在2000年，但是一年以后就离了。“我们完全无法相互理解。”2004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老婆于鲁布（Yurub），“她很漂亮，我很爱她。”说完，开始拿出照片给我献宝，确实挺美的。这哥们儿太不知足了，要给我这么一幢别墅、这么一个老婆，我啥都不想了。前提是——在上海。
“再娶一个，然后呢？”
“生他一堆孩子！”
“一堆是多少？”
“起码20个！”
我听得汗嗒嗒的，我很想建议他再多生两个，以后自己家里就能分队踢足球了。
“快出来！我的中国朋友来看你们了！”进了院子的大门，福伊德大声说着，朝里面走去。他说的索马里语，不过我猜就这个意思。但是挺丢人的，就一个姑娘出来了，羞答答地站在一边：“这是我阿姨。”福伊德说。他老婆带着半岁的儿子回娘家了，很可惜，没能见到这个索马里美女。
用一个词来形容福伊德家，那就是外强中干。华丽丽的外表下，是残破的内饰。在昏暗的灯光下，跟着福伊德走进客厅，房间里只有简单的几样东西，一张地毯、一张沙发、一盏电灯、一个收音机，他家的窗户很有特点，不是玻璃的，是名副其实的两扇铁窗。福伊德的母亲坐在地毯上，缩在房间的一角，用一床大大的毛巾被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看到我们，努力地让自己笑出来，打了个招呼。
不一会儿，福伊德的大儿子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他今年刚刚两岁半的儿子也叽叽喳喳地跑了过来，突然看到我们两名中国人，马上害羞地躲到爸爸身后。
“小朋友，叔叔带你去看金鱼哦！”我试着对他说，他没理我。
“要不要吃糖？”阿尔卑斯的棒棒糖，连我看了都爱，别说是福伊德的儿子了。
在糖的引诱下，他最终还是站到了镜头前。倒是福伊德的阿姨十分大方，见到记者后熟练地用英文聊起天来，福伊德的妹妹始终犹抱琵琶，看到闪光灯亮起时，才偷偷地从门里探出半张脸来。有意思的是，福伊德最小的弟弟今年才14岁，刚好比他儿子大了一轮。
在福伊德家作客的时间很短，一方面家里有病人，不太方便，另外一方面，他家里人感觉挺尴尬的，我们也挺尴尬的，索马里人似乎没有中国人喜欢串门的习惯。其实现在的中国人也不大有这个习惯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你说在索马里，有很多具体的情况，不串门也就算了，中国社会如此和谐……唉。
回来的路上，我问福伊德想再娶个什么样的老婆，“人品好的，长得好看的。”我心说，除了性别不对，我倒还是蛮合你胃口的。他是一边说着，一边在摇头。
“神马情况？”我问他。
“现在的索马里女孩子……”
“别抽抽。”
“唉，好多人还是喜欢嫁给海盗。”
不管索马里人是否承认海盗的社会地位，海盗除了给各国商船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外，也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影响着本国的社会。这群先富起来的人让很多其他的落后者羡慕嫉妒恨。像福伊德这样的当兵的，在那里已经算生活不错了，每个月还有几十块美金好拿，偶尔遇见我们这样的冤大头，一天的外快就相当于干一个月，当然，他们要不要向自己的老大上交保护费我不太清楚。他们况且在内心隐隐羡慕着海盗的生活，更遑论其他人？
“那你干嘛不下海，你有能力，当过兵，有文化，还跟两个中国记者是朋友，更重要的是，你长得那么帅，都能当海盗形象大使了，不可能没人拉过你。”
“有，当然有，邀请函都发了好多次了。而且这里面有我曾经的朋友，他们以前也过过很好的生活。他们到了埃勒，没过多久就给我打电话，说钱多、人傻、速来。”
我怎么就没摊上这样的好事？在我离开中国之前，知道我行踪的一些朋友除了关照我外，也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你究竟是采访海盗的，还是去投奔海盗的？”我必须否认，否则这本书的导向会有问题。
“我喜欢稳定的生活。”福伊德说，“而且，你看，中国军舰都来，他们就和兔子的尾巴一样，长不了了。又有一比，仿佛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看出来了，福伊德小时候真的念过书。
在这一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身边的这群士兵身上。我们是来索马里干什么的？回到这个老问题吧。我们当然是来找海盗的，采访海盗的。但是我们也想揭示是什么样的环境和社会，才滋生了海盗。这段看得眼熟不？我直接把最前面的复制粘贴了一下，智商高于50的肯定都记得。我们要深入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这基本上不大可能，因为有福伊德们的监管。但是，他们五个人正好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而且，作为一个战乱国家的士兵，他们是相当重要的一份子。所以，从认识他们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决定，要为他们贡献至少两个版面——要换成广告，这相当于好几十万人民币呢。
从哪里写起呢？让我想想……
我觉得，拿起枪的时候，他们是五个训练有素的士兵，非常职业，虽然……从来没开枪杀过人，这是从职业角度出发的，反之，他们的身上会更加具有新闻性、故事性。而在放下枪的时候，他们就是五个性格各异的普通人。有点小爱好，也有点臭毛病。
老艾是五个人里年纪最大的，但是他只当了6年兵。老艾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身上的毛病最多，但是又最生动。他有点臭不要脸，自恋、自大，也有点爱贪小便宜，是个老油条。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可能偶尔会有点生气，但是一旦分别以后，你能想得最多的，反而是他——嗯嗯，现在轮到我臭不要脸了，其实老艾有点随我。
不过，老艾应该算的上是这群人里最聪明的，他对待敌人的时候很讲究战略战术。这五个人里，老艾和福伊德是军官，他们俩人经常吵架，我姑且认为是在讨论我们的安全问题。福伊德喜欢怒火滔天地冲着老艾吼，但是无论如何，老艾总是气定神闲，不紧不慢地回上两句，就那表情都能把人气死。
大大咧咧的老艾其实也很心细。记得那天看完电影，老艾在走之前一个劲地对着门锁比划，我表示“哦了”，把他送走，刚躺下的时候他又来了，问我钥匙在哪儿，我出示了钥匙，他又走了，刚躺下丫又敲门了！搞了半天我才知道，他是要我用钥匙把门从里面反锁。锁吧，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门锁在响，有人在撬，我问了句谁，老艾回了句没事，分把钟以后，老艾确认门真的撬不开了，丢下一句“OK”，终于肯让我睡觉了。
老艾看起来很凶，但是当了六年兵一个人也没杀过。他向我解释：我不喜欢杀生。
萨伊德是这群人里看起来最精灵的，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电话，但是回想起来，最没有特点的人反而是他，因为他总是在打电话……电话……话……话……以至于我每次想到萨伊德，我就会马上联想到打电话。
跳过跳过，生平最讨厌的事之一就是打电话。总是来得那么直接，让我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我反应本来就慢。
我最喜欢的人是大耳朵，因为他憨憨的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不喜欢和比我聪明的人来往，其实人都是这样，你去看看，那些漂亮的女孩子总喜欢找一些绿叶来衬托自己，太坏了。你看看我身边的人也能发现这一点——我确实不喜欢和比我聪明的人来往，所以我的好朋友是张源、是折翼、是天秤、是七星、是疯子、是老赖、是乌龟、是锅、是阿king、是童沁、是张家琪、是余志辉、是坚萱、是嘉嘉，没一个比我聪明。好了，我终于把你们的名字都提到了，别说我不记得你们。
当然，我找的领导都是比我聪明的，这记马屁拍得绝对到位！
现在该称呼下人家大耳朵的大名了：他叫阿彼迪。事实上，在那里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叫他阿彼迪，只是在走之前的那天黄昏，我和他坐在国际村的栏杆上，聊着天。阿彼迪的聊天方式尤为特别，他总是指着一样东西，用索马里语说一下名字，然后看着我，等着我用英语翻译。他所有的习惯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了，我估计让一头驴学三年英语，它掌握的词汇量也会比我高一倍，所以我总是拿着电子词典跟他聊天。终于，他指着自己，扯着自己的耳朵说：“big ear.”
优素福我也很喜欢，这是一个典型的好男人，顾家，他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跟随在我身边，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后……其实他也挺没特点的。
等等，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我记得仿佛福伊德跟我说过，老艾只有28岁，也就是比我大10岁，那么，我曾经稿件里写过一个37岁的老兵，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思维和记忆都在混乱了，唯一不乱的是，这些人那么清晰地在我生命中出现过。他们是那么的鲜活，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即便……即便索马里的现实是那么残酷，穷人只能期待老天多下点雨，富人仍然要依靠层层保卫才敢踏出家门，而海盗们则继续着他们躲躲藏藏、当一天海盗抢一天船的生活。
终其索马里人的一生，也许都没有机会走出去看看世界。后来回到上海，我经常在幻想一个场景，五个索马里雇佣兵和我们徜徉在南京路上，把我和张源围在中间，呈战术队形，他们保护着我们，我们带他们去喝星巴克，去吃马大姐、吃小龙虾、去爬东方明珠——这个好像有点贵，可是，除非哪一天我真的求包养成功，这对我，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