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于１９１２年创作的，它给读者的第一个突出印象，就是荒诞不经。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公司秘书主任为他没上班找上门来，父母和妹妹也急来询问情由，都见状大吃一惊。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终于受尽亲人的冷遇和折磨而死。
作者用精细的写实手法，逼真地描绘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在言行习惯、饮食起居和生理器官等各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活画出一只巨大的甲虫———“老屎蜣螂”的丑恶形象。
人，突然变成了甲虫，这够荒唐的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保留着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是一只地道的甲虫，却具有美好的人性。外形丑恶，内心善良，如同《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加西莫多。虫形而人心，这是比加西莫多还要奇特的一个艺术形象，小说就是以格里高尔这样一个“怪物”为中心人物，写他变形后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基本情节神秘而离奇。
但是，作者并不是为荒诞而荒诞，其中存有深意。这就是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其意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变形记》里所表现的“人的异化”，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人本身来看，“人”变成了“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的大生产，“物”，也就是财富、机器、生产方式，在生产者眼中具有它自身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内容，异化为统治人的、与之敌对的异己力量，把“人”变成“物”的奴隶，最终使人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可见的现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要表现的。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在生活的重担与职业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他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患了重病，如精神分裂症，瘫痪，或出了事故，成了残废，或染上不良嗜好，不可救药，或有了什么过失，出了问题，等等，那我们就一点不感到奇怪了，作品的主旨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在小说中，人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是一种象征手法。既然人可以变成一只甲虫，当然也可以变为别的什么。这如同一种代数公式，可以代入不同的数字。甲虫式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异化”或“物化”的一种象形符号，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独特的典型概括，也是一切倒霉人孤独和悲哀的象征。这样看，才更能见出其深刻的普遍意义。人物变形，这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一些人物最后不是变成兽类，便是变成鸟形，或者花、草、木、石。卡夫卡的《变形记》不能说没从此得到启示。但奥维德的《变形记》的变幻，纯出于偶然，缺乏社会的必然性内容；而卡夫卡《变形记》的人物变形，则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
我国的《西游记》极写孙悟空等神怪之多变，他们可以自由地变来变去；而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则不然，他之变形乃身不由己，突兀莫名。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图景。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其深刻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无妄之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灾祸之来如同一场噩梦，等你清醒过来，人事已非，身同隔世。格里高尔之变形就是如此。这变化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可索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灾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象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作者只变格里高尔之形，而不改其受压抑的小职员的身份与性格，正是为了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普通人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悲惨。
再从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人成了陌生人，和一个敌视他的陌生世界处于对立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小说借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境遇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格里高尔变形前，维持着一家宁静温饱的小康生活，家庭同他的关系挺热火的；一旦变形，这种热度就急剧下降，以至冰结。格里高尔还是那个格里高尔，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因为一具甲虫的躯壳，就被一家人视作异类。昨天他们还是那样相知的亲人，今天已是另一番眼光和面孔，彼此之间如此隔膜，言语不通，思想不通，感情不通，中间隔着一道无法打通的玻璃墙。生活在亲人之中却举目无亲，孤苦无合，这该是一种多可怕的孤寂！小说从格里高尔的角度展开故事的叙述，一切从他的眼中见出，通过他的心理活动的折光来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孤独感。诚然格里高尔的亲人也曾为他着急，希望他能够好转，但这主要还是怕他丢了差使，影响一家人的生活；也怕他成了“家丑”，有损他们的名声地位。及至好转无望，则视为祸祟，唯恐其不死。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与其说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已失去了使用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格里高尔不死于车祸，不死于疾病，不死于战争，亦非死于他人的迫害打击，而竟死于自己亲人之手，死于他所全心爱着的人们之手，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吗？作者以犀利的笔力，透彻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撕开了笼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幔，露出其血肉淋漓的现实本相。骨肉至亲尚且冷酷如此，其他关系可想而知，作者愤世嫉俗之情不言而喻。
《变形记》所提出的问题，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以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中也有所反映。这些作品有的也极尽夸张之能事，但都采取了比较接近现实生活的形式，而卡夫卡为什么偏要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严肃的问题呢？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作用：其一，是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视为正常。直至有大跌宕，把涂在生活表层的粉饰剥落，才现出其全部荒谬性来。让人物变形，就是卡夫卡用以去粉饰、揭矛盾、表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的一种特殊手法。试想，如果不是因为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怎能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的极端虚伪性及其利己主义本质。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其次也是为了强调，使问题显得特别尖锐突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在《变形记》中，由于这种不无怪诞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异化世界被置于使人们能够理解它的新奇光芒之下。人变成了甲虫，这是对人的“异化”的最形象、最通俗的表述，再也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唯其荒诞之中有真实，涵深义，才能使读者如此震惊，久久沉思。
由于作者力图寓严肃于荒诞之中，《变形记》在艺术上相应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１）现实与虚幻的结合。人变成了甲虫，这是虚妄而不可能的。甲虫而具有人的思想感情，这更是不可思议。然而就构成这样一个特殊甲虫的材料而言，又无一不是现实的，写得真实生动，活灵活现。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总的说来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用写实的手法叙述反现实的事件，让非现实的人物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中，现实的因素与虚幻的因素如此紧密地粘合在一起，构成《变形记》新奇怪诞的风格。（２）借虚妄写真实，于“正常”见反常。格里高尔不幸变甲虫而死，这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悲惨命运。格里高尔死于自己亲人之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坏。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善良的人，他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各有不同，但随着格里高尔的病态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逐渐变得一致起来。这说明，不论什么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问题的严峻性就在这里。作者把这种冷酷的利害关系写得这么平平淡淡，合情合理，正是为了揭露人们都已习惯了的“正常”关系的反常性，以引起人们的觉悟和思考。（３）叙而不议，含而不露。《变形记》是一个悲剧。可是作者在叙述格里高尔的不幸时，却采用了四平八稳的笔调，不动声色，不带感情，不发议论，也不作任何评价，这种客观冷静，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却使这篇小说收到了深刻地震撼读者心灵的效果。由是我想起高尔基致契诃夫的一封信，高尔基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风雪一样的冷。”可就是《万尼亚舅舅》这个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卡夫卡并不像有些作者那样重视作品的共鸣作用，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唤起读者的思考，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作品中不倾注自己的感情。卡夫卡把自己的爱憎溶入人物自身的血液中，如水银泻地，不露痕迹。他竭力隐蔽在自己所描绘的图画后面，用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体系给读者造成一种悲惨压抑的总印象。难怪我们读后就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似的。（４）鲜明强烈的对比。一是爱与憎的对比。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再是变与不变的对比。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这也是一种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评析。由于以上特点，使得《变形记》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当然，《变形记》也有不足之处。作者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然而他所注重的只是“结果”，却没有正面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原因，更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这与卡夫卡在创作上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以及他世界观中悲观厌世的思想分不开的。他说：“我着重的只是进行写作的那些瞬间”，因此，“凡是落入我的眼帘的东西，都只是从半腰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原原本本地落入我的视野的”。他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厌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他说：“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这些思想上的弱点，使他的作品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但是，卡夫卡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现实，为被损害的孤苦无告的受难者呼唤着同情、怜悯和援助，提醒人们重视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