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罗马教廷的分裂
拜占廷神学主要是指拜占廷帝国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是古代罗马帝国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8世纪中期罗马教皇国形成以前，基督教东西方教会基本上得到了同步发展。公元1054年，基督教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以后，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廷东正教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自奉为正统“正教会”的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方教会，便获得了“东正教”的称呼，西方以罗马为首的教会则自称为“大公教会”。拜占廷帝国有别于罗马帝国的重要方面是确定基督教为国教，因此，基督教在拜占廷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不了解拜占廷基督教就无法了解拜占廷历史。
作为地中海世界广泛传播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在其最初的相当长时期里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信仰体系，教会内部对于主要的信条也存在多种解释，拜占廷神学经历数百年的争论后，直到8世纪才大体形成比较完整、独立和稳定的思想体系。
拜占廷基督教与罗马教廷的正式分裂虽然发生在拜占廷历史的后期，但两者之间的思想分歧和教权之争自始至终从未中断。
拜占廷神学的主要来源是古典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的神秘思想，拜占廷帝国的主要疆域为希腊和希腊化地区，古代希腊哲学在这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于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教区，而这些教区有关神学的观点不尽相同，从而引发了他们争夺最高宗教地位的状况，由此形成大大小小、的宗派，使基督教教会长期陷于分裂。
9世纪以后，各教会之间的斗争更带有个人色彩。在斗争中，对立的各方大都利用神学教义问题为武器攻击对方，实质上并未提出任何新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建树。他们共同的手段是无情打击异己分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东正教内部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当某一宗派的首领去世后，东正教内部斗争就会暂时得到缓和或停止。但是，新的宗派和教派间的斗争随着新大教长的上任而又重新开始。
除了东正教内部争权夺利的教派之争外，教派斗争常常与世俗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相结合。如利奥六世皇帝统治时期，大教长尼古拉斯（901～907年，912～925年在任）为首的宗派则深深地卷入到“皇帝第四次婚姻”的是非争论中。
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的前三次婚姻都十分不幸，皇后塞奥发诺、邹伊和尤多酉亚先后早亡，所生一子三女中儿子也幼年夭折，王朝因此面临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政治危机。
在婚姻问题上，拜占廷人几乎全盘继承了古罗马的婚姻法，但修改了罗马法关于夫权和离婚的规定：允许离婚和再婚。此后，由于教会影响的扩大，教会只承认第一次婚姻的神圣性，谴责第二次婚姻，至于第三次婚姻，教会法加以严格的限制，更别提是第四次婚姻。
利奥担心皇权旁落，因此与其情妇“黑眼圈”邹伊于公元905年生下一子，取名为君士坦丁。但是，当利奥打算明媒正娶邹伊为妻，进而使其子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权力时却遭到教皇尼古拉斯的反对，他甚至禁止利奥进入教堂，因此被皇帝免职。在这一问题上，东正教教会内部再度陷入分裂，支持皇帝第四次婚姻的宗派在新任大教长尤塞米欧斯（907～912年在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利奥皇帝迫害反对派的行动，而尼古拉斯则支持大贵族杜卡家族对皇帝的斗争。两股势立形成对峙局面，相持不下。最后直到利奥死后，君士坦丁的合法地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才得到认可。
“皇帝第四次婚姻”事件说明，东正教的分分合合往往与拜占廷世俗统治阶层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东正教教会参与皇室政治斗争的习俗一直持续到拜占廷末代王朝统治时期，如大教长阿森尼乌斯（1254～1265年在任）因参与拉斯卡利斯家族和帕列奥列格王朝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罢免，其教会也难逃分裂的厄运。
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斗争是基督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两个教振原来都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区，有利益就有冲突，在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两大教区为争夺最高宗教地位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导致了最终公开的分裂。
按照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罗马教会在几大教区中名列首位，其次为亚历山大教会和安条克教会。后来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建成和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堡教会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迅速发展，大有超过罗马教会之势。公元381年基督教第二次大公会议确定其地位在罗马教会之下，在其他教会之上。但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不满足屈居于罗马教会之下，位居基督教世界第二的地位，特别是在古都罗马已经丧失其原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后。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决定扩大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宗教管辖权，并明确承认君士坦丁堡教会享有与罗马教会一样的宗教特权。会议决议第二十八款指出：与罗马教区“同样的特权授予最神圣的皇都新罗马，因为这个拥有皇权和元老院光荣并享有与帝国故都罗马同等特权的城市理应在宗教事务中享有与其地位相符的权力”。由此，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从而增加了与罗马教会抗衡的实力。
而另一方面，罗马教会在日耳曼民族迁徙造成的西欧世界的混乱中，不甘心接受其世界中心地位丧失的现实，于是打起“彼得教会”的大旗，坚持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最高地位。两大教区在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中各持一端，日趋激烈。罗马教会利用君士坦丁堡教会与亚历山大和安条克等东方教区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则利用拜占廷皇帝控制和打击罗马教会。双方都利用神学问题相互攻击，就连细微的神学争议都会成为两大教区领袖借用的武器，从而演化为势不两立的信仰大战。
当大教长约翰（582～595年在任）公开采用“普世的”教会时，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任）立即加以否认，予从公开的抨击，声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教区都不拥有对其他教区的管辖权，自称代表他人的普世的教会就是反对基督。
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双方的斗争进一步加剧，导致了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的地步。拜占廷皇帝决定由驻拉文纳的总督监管罗马教会，并收回罗马教区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财政权等措施，这无疑是进一步加速了罗马教会脱离拜占廷帝国的过程，两大教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当意大利北部伦巴德人进攻罗马城时，罗马主教立即向法兰克王国寻求支持。
公元756年教皇斯蒂芬二世（752～757年在位）接受法兰克宫相丕平的“献土”，开始了行使其教俗君主权力结合的教皇权，而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年在位）在公元800年底为查理大帝的加冕标志着罗马教会最终脱离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不同的文化背景更使它们相互蔑视和仇恨，终于导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开大分裂。
公元1054年7月16日，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派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宏伯特利用在东正教最高圣坛圣索非亚教堂作弥撒之机宣读了开除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1043～1058年在任）教籍的命令，指责“米哈伊尔及其追随者”“犯有使用面包做圣餐的错误和渎神之罪”。米哈伊尔立即在宗教大会上反唇相讥，对罗马特使及其有关教徒处以破门律，指控他们“如同野猪一样来到圣城企图推翻真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两教会的最后分裂。
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分裂并不是一次事件就能促成的，而是双方长期斗争的结果。此后，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分别沿着各自的道路继续发展，在教义信条、宗教礼仪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两大教会之间的对立因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廷居民与西欧骑士之间的矛盾冲突则进一步加剧，直至变得势不两立如同水火。
在拉丁帝国统治拜占廷国家期间，各地东正教教会被罗马教皇所控制，他们残酷地迫害那些坚持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信徒，致使东正教信徒纷纷流亡。但是，深刻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使大部分东正教信徒并未在强压下屈服，他们拒绝承认罗马天主教的信条，拒不承认罗马教皇。他们认为教皇是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幕后支持者。
公元1207年，拉丁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领袖联合致信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明确坚持东正教信条，拒绝天主教信条，声称英诺森所要求的最高宗教领导权应归基督教大公会议。
在拉丁帝国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东正教教会一直采取不与罗马教会合作、不承认教皇领导的态度，直到公元1261年帕列奥列格王朝恢复拜占廷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
拜占廷末代王朝统治的恢复迫使罗马教皇改变了征服东正教的政策，采取了争取联合的政策，而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们也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因此就联合西欧其他国家的君主来粉碎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1265～1285年在位）领导下的复辟拉丁帝国的阴谋。
皇帝米哈伊尔八世（1259～1282年在位）首先提出东正教与罗马教皇重新合并的问题，主动派遣特使晋见教皇，表达其领导东正教归顺教皇的意愿。
公元1274年5月7日至7月17日举行的里昂会议则达成了两大教会联合的决议，米哈伊尔提前签署了《联合宣言》，并且承认教皇的宗主权，他的3名特使在会上宣誓服从罗马教皇。但是，两大教会由来以久的矛盾不可能以一纸宣言就可以解决，相反，它却引起了东正教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各地的东正教组织纷纷表示拒绝联合，就连皇族内部也因此发生了冲突，米哈伊尔的妹妹尤洛基亚公主宣布与皇帝决裂，更有甚者内阁中最得力的大臣则成为公开的反对派。
实际上，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围绕东正教与罗马教会联合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两大教会的宗教问题，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即为了其政治统治利益。因为衰弱的拜占廷国家根本无力抵抗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任何国家的入侵，尤其对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更是力不从心。因此，拜占廷国家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将获救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欧基督教国家。
我们看到的是，东正教的普通信徒对拉丁骑士的统治和民族仇恨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当然不能接受统治者纯粹出于政治目的的宗教联合。而拜占廷末代王朝却深深地陷入两大教会的联合难题，不得自拔。
公元1438～1439年，在菲拉拉——佛罗伦萨举行的两大教会和解会议就是在这种重重矛盾对立的背景下召开的。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1425～1448年在位）和大教长约瑟芬二世（1416～1439年在任）亲自到会，为争取西欧国家的军事援助而接受教皇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承认罗马教会在所有神学问题上的正确性和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但是，正像教皇早已丧失对西欧世俗君主的指挥权而不能组织援助拜占廷人的十字军一样，约翰八世根本控制不了东正教信徒的信仰，联合宣言则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对，极端的反对派甚至认为土耳其苏丹尚且允许东正教保持自己独立的信仰，比剥夺其信仰自由的罗马教会要好得多，这一争论直到土耳其军队攻破君士坦丁堡之际仍在进行。
拜占廷的修道院
拜占廷修道院起源于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禁欲苦修的思想。修道院是东正教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拜占廷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世纪上半叶的亚历山大教区教士奥立金是最早从事苦修自省的人，为了断绝性欲，他自我阉割。被称为“隐居修道之父”的安东尼（251～356年）在埃及比斯彼尔沙漠中开创隐居修道生活的先例，他自愿放弃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条件，进入人迹罕至的沙漠中苦修了整整15年，而后将自己关闭在空墓穴中20年左右。
当时，罗马帝国社会危机严重，人们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避世思想流行，因此其事迹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共鸣，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他们效仿他的榜样，居住在他的空墓穴周围，聆听他的教诲。但是，安东尼及其弟子并没有建立修道组织，他和弟子之间也只是保持着精神和道德上的关系。而后，在发展起来的埃及各地兴起的众多隐居修道中心逐渐发展起修道团体。最早的修道团体出现在埃及尼特利亚和塞特沙漠的修道士中。他们三五成群分散居住在沙漠的简陋茅屋中，只在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集中举行礼拜仪式，由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担任领袖，聚会时主要以讨论《圣经》和神学问题。
对拜占廷修道制度影响最深的是埃及南部的教士帕霍缪斯（290～346年）。他年轻就开始过隐修生活，但他以切身经历深感单独苦修对隐士带来的诸多危险，他感到个人单独隐修反而不利于在精神上的修养，于是便开始将周围的修道士组织起来，在塔比尼西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不久就聚集了数量不少的修道士。
最初的修道院由若干建筑组成，每所建筑集中了大约30～40名修道士，再由-位长者统一管理，平时从事祈祷、瞑思、咏诗和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这种修道方式，很快就为大多数的修道士接受并推崇，帕霍缪斯修道团的人数急剧增加，公元345年时发展成为九所男修道院和两所女修道院，初具规模。
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埃及修道生活的风气极盛，有的城市修士修女甚至达数万人。这种风气又从埃及迅速传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在加沙、约旦、尼西比斯等地的修道中心也孕育而生。大小不等的修道院到处出现，修道士的组织方式和修道生活制度也变得越来越多样起来。
在加沙出现了单独隐居和集体共同修道相结合的方式，这种修道方式非常灵活，称为“拉乌拉”。它是由中心修道院和分散隐居点组成的修道团体，修道院院长为领袖，平时修士们单独祈祷、冥思或从事手工劳动，礼拜末集中举行礼拜仪式。但要加入“拉乌拉”还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年轻的修道士首先需进入修道院修行锻炼三年，经考核获批准后方可成为隐修居士。这种修道方式和隐居与集体修道同样坚持“禁欲、守贫、服从”三原则，但是由于集体修道具有许多优点，所以成为主要的方式，而隐修独居因其更加艰苦而更受敬重。
同时，各地还出现了极端的苦修派别。他们放弃自然修道，认为在肉体能够忍受的限度内修道还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因此采取诸如长期斋戒、长期不眠、严格避世、自我鞭打、自我残害等方式，以求达到修行的最高境界，但这派的修道方式并没有能够广泛流传。
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流行的单独修道风气则在向北方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寒冷天气的不利影响，因此集体修道成为主要的方式。
随着集体修道生活的发展及修道队伍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影响极为深远较为完备的修道制度。
巴西尔（329～379年）被认为是完整修道制度的制定者。在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巴尔西，后来受到他的姐姐马克利娜居士的影响而进入了小亚细亚的安尼斯修道院。为了制定修道生活法规，他先后游历了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考察各地的修道生活方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修道理论。
巴尔西认为单独隐居修道生活不符合人的社会性，不利于个人修行，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施舍环境，大部分单独隐修的居士会因实际生活困难而影响精神上的修道，所以不宜提倡。根据考察的结果，他认为集体修道是最佳方式，但是，埃及等地修道院的人数多，不利于修道院院长指导修炼，安排生活，因此应限定各修道院的人数。他制定的修道生活制度相当完善，以致于细化到了例如修士每天祈祷、学习、劳动、饮食和睡眠的时间比例，服装的样式，修道院必须建立的纪律，等等。
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注意立法工作，其法典以前述巴西尔制定的修道制度为依据，对修道生活的意义和细节作出了相关规定。法典指出：“修士从事静思苦修的修道生活是神圣的事业，它使人的灵魂与上帝相通，不仅为修道的人服务，也对所有人有益。”
法典具体规定修道院的作息时间，修士的居住条件，要求修道院必须以高墙围筑，由可靠的年长者管理，看守大门，不经院长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还要求男女修道院必须分开等等。有了强有力的国家法律做保障，东正教修道制度逐步完善。而《查士丁尼法典》亦成为此后拜占廷东正教修道生活的统一标准。
东正教修道制度有了统一的标准，它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作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修道制度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政治生活中。
修道院虽然是避世隐居思想的产物，但是作为东正教重要的组成部分，修道士并非始终远离世俗生活，特别是在有关东正教神学教义的争论中，修士们或是自觉主动或是被迫卷入斗争。在教俗两界统治集团的斗争中，修士们基本上站在教会一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宁可暂时放弃修道院的平静生活，也决不能坐视他们所认为正统的教义和纯洁的真理被世人曲解。例如在拜占廷皇帝反对一性论的斗争中，成千上万的修士一改平常的平和安静，走出修道院，积极参加抵制皇帝法令的暴力活动，他们以丝毫也不亚于普通信徒的残酷手段将反对派主教活活殴打致死。例如著名的修士达尼埃尔在篡位皇帝瓦西里斯库斯（475～476年在位）因一性论问题与君士坦丁堡人民发生冲突时，毅然离开他长期居住的石柱，被民众抬到圣索非亚教堂，劝说皇帝改正观点。再如，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的修士马克西姆（580～662年）公开反对皇帝提倡的“两性一意”理论，因此遭到严刑拷打和流放，但是他始终不改变观点，从而成为著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正是由于修道士在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对皇权构成威胁，使得世俗君主极端的恐惧。
除了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东正教修道制度对拜占廷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值得重视。修道院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为文化水平普遍高于普通信徒的修士修女从事宗教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了契机和良好的环境。而那些具有天赋的修士修女们正是在修道院的圣像画装饰艺术中尽情地发挥、展示他们的才华，他们用美丽的壁画和镶嵌画装饰教堂和饭厅的墙壁，以精巧的插图点缀珍贵的古代手抄图书；也是在修道院的手工作坊里，心灵手巧的修道士有足够的时间精心制作各种贵重的金银宝石工艺品；还是在修道院幽静的书斋里，没有衣食忧虑的修士能够将他们冥思苦想的思想成果写成不朽的文史作品；而修道院相对封闭的图书馆也成为古代文化作品的天然收藏地。
称。学者们以这场运动标志当时的历史，称运动发生的百余年为“毁坏圣像时代”。它是中期拜占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毁坏圣像运动的发展过程极其曲折，这场运动以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在公元726年夏季颁布的《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为开端，至公元843年幼帝米哈伊尔三世（842～867年在位）统治时期，摄政皇后塞奥多拉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为止，一共持续了117年。
在这117年里，毁坏圣像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公元726年到公元812年为第一阶段。其间，利奥三世发起的毁坏圣像运动引发了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的有关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狂热的基督教教徒纷纷以各种形式反对发起毁坏圣像运动的统治者其中不乏流血事件的发生，民众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公元730年，利奥三世召开宗教大会，撤换了反对毁坏圣像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代之以拥护毁坏圣像的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毁坏圣像运动提供了宗教理论上的依据。
利奥三世死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继位，毁坏圣像运动随即进一步升级。君士坦丁五世使这场运动的教义之争演化为对崇拜圣像者的迫害，由此引起了全社会的动荡。君士坦丁五世下令人人宣誓不得崇拜偶像，焚毁了大量的圣像艺术品，并且使用石灰水清除教堂内的圣像壁画，甚至还处死反对派的高级教职人员，关闭由他们控制的修道院，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强迫修士修女还俗。世俗皇帝这一过激的行为促使罗马教皇最终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在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支持下，建立起了教皇国。
毁坏圣像运动到了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继位之初却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摄政皇后伊琳尼为首的反对毁坏圣像者占据有利形势，大举反攻倒算，不仅全面废除了以前历代皇帝毁坏圣像的法令和宗教法规，而且反过来对参加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进行大肆迫害。
公元787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公开反对毁坏圣像，下令人人崇拜偶像，并规定世俗君主无权干涉教务。毁坏圣像派的势力一度销声匿迹，直至米哈伊尔一世（813～820年在位）退位。
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皇帝利奥五世（813～890年在位）的继位。利奥是毁坏圣像派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君士坦丁五世为榜样，重新推行前代毁坏圣像派皇帝颁布的法令，废除了公元787年尼西亚基督教会议的决议，并开始新一轮对反毁坏圣像者的迫害。大批主教和教职人员或被解除教职，或被监禁和流放。这种迫害到塞奥弗鲁斯一世（829～842年在位）统治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反对派的教士被施以酷刑。
直至塞奥弗鲁斯之子、年仅六岁的米哈伊尔三世继位时，摄政皇后塞奥多拉重申崇拜圣像教义，全面复辟，重新颁布反对毁坏圣像的《尼西亚法规》，同时她再次确立皇权对教权的控制和对教会事务的干涉权。为了平息因毁坏圣像运动引起的社会动荡，她实行宗教安抚政策，为过去因这一运动受到迫害的教俗人士平反，从而使这场在拜占廷帝国持续了长达117年之久的浩劫宣布结束。
毁坏圣像运动有着长期的宗教教义争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力图摆脱犹太教和古典的希腊罗马哲学，并最终形成独立的神学体系的结果。毁坏圣像运动的发起，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及经济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的利害关系极为复杂。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在拜占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毁坏圣像运动给帝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运动是宗教统治者和世俗统治者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如此一来掌有军权的世俗皇帝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武力来镇压狂热的圣像崇拜者，而在教会内部也存在两股相互对立的势力，他们水火不相容，争斗也在所难免；在世俗君主之中不乏支持崇拜圣像的一群人，他们所发起的反攻倒算也不甘示弱，毫不亚于毁坏圣像运动的手段，他们对毁坏圣像派教士大肆迫害。
毁坏圣像运动在军事方面的影响是与其政治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毁坏圣像运动爆发以前，帝国各地教会对如何对待圣像问题就有两种意见，其中西方省区支持崇拜圣像，而东方省区则相反。英明的拜占廷世俗统治者利用了毁坏圣像的主张稳定了东部军区的军心，鼓舞了士兵的士气，从而使得拜占廷军队在东部前线节节取胜，成功地实现了当时的军事进攻和战略目标。
毁坏圣像运动还成功的遏制了教会产业急剧膨胀和有效的防止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在帝国经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世俗统治者面对经济实力甚至雄厚于自己的教会，特别是在帝国连年战争、瘟疫不断、人力资源消耗严重、国库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借毁坏圣像运动之机，通过颁布法令，有效地实现了从经济上打击教会的目的，大幅增加了国家的税户和收入。
毁坏圣像运动在拜占廷文化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间，虽然有大批教堂修道院和一些早期宗教艺术作品被毁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世俗风格的民间艺术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v现了世俗艺术和宗教艺术同时发展、同时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是阿拉伯帝国在军事上趋向于衰弱而文化上趋向于发达的时期，拜占廷和阿拉伯文化有了经常的和平交流，从而在拜占廷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区同时出现了西方所不能达到的文化艺术繁荣。这种文化艺术繁荣为后来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准备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朱利安复兴异教
在基督教的胜利和异教的衰亡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侄子朱利安（361～363年在位）复兴异教活动的失败。朱利安的父亲与君士坦丁皇帝是亲兄弟，他的父母早亡，幼年时受过严格的古典教育，对他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导师是著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学者马尔多尼乌斯；著名的阿里乌派主教是他的圣经教师。因此，他同时接受了古典哲学和基督教的经典教育。虽然他年轻时已经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但他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只是为他提供了一层保护自己真实信仰的外套，他骨子里却是完全的“异教”徒。
在君士坦提乌斯（337～361年在位）掌政后期，这位皇帝非常害怕自己的亲人觊觎自己的皇位，因此将有资格继承自己皇位的亲属都杀害了，朱利安是惟一的幸存者。于是，朱利安的整个青年时代都笼罩在死亡和恐怖的阴影中，他完全听命于君士坦提乌斯随意地摆弄。他时而被流放到遥远的边疆省份，时而被调进君士坦丁堡受到君士坦提乌斯的严密监视。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朱利安在流放地研习古典希腊文化巨著。在这方面，当时著名的修辞学者、希腊文化运动的代表、卡帕多细亚人马尔多尼乌斯对他影响颇深。在他的同父异母兄长仍卢斯被君士坦提乌斯杀害后，朱利安被流放到雅典，更多地接触了柏拉图的学说。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狂热地恢复古典宗教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公元355年，君士坦提乌斯正式封朱利安为恺撒，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并派朱利安去高卢抵抗步步进逼帝国领土的日耳曼人。朱利安在阿根托拉图姆也就是今施特拉斯堡取得了对日耳曼人的胜利后，驻军于巴黎塞纳河上的小城卢特提亚。朱利安凭着自己的赫赫战功，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爱戴。君士坦提乌斯担心朱利安的权力太大，于是在公元360年的冬天命令他率领其最好的兵团向波斯前线增援。而这样一来朱利安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帝国都承认的奥古斯都。
公元361年，朱利安众望所归地继承王位。朱利安成为帝国主宰之后不久，就立即把他恢复异教崇拜的政策付诸实施。他通过颁布法令的方法来强化他所崇尚的信仰，宣布异教神庙必须全部开放，人们对众神的献祭活动也必须恢复。但是这时的君士坦丁堡的异教神庙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些献祭敬神活动只好在基督教教堂进行。朱利安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许多基督教徒的反对。但朱利安不以为然，顽固地实行自己的既定政策。朱利安充分地认识到，在基督教的优势地位已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自己不可能完全恢复那些早已经被铲除的异教神庙和神像以及祭拜仪式，他能做的就是使异教崇拜仪式能与基督教的崇拜仪式相竞争。
因此，他将基督教中的许多组织原则引入多神崇拜中，如他按照基督教的教阶制制定了异教众神祭司的级别；按照基督教教堂的内部装饰模式来装饰他的罗马众神殿；将基督教在会堂内讲经传道的方式引入罗马多神崇拜中，甚至将基督教中信众们唱圣诗的传统也引入了异教崇拜中；他还要求异教神殿的祭司们像基督教主教们那样过禁欲的生活，违背圣规者也以开除教籍作为最重的惩罚等等。
实际上朱利安所致力于恢复的罗马多神崇拜，就是基督教化了的异教。
朱利安在即位之初，就打出了宗教宽容者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为他的异教政策服务，而对于基督教信徒这样的宽容令他们消受不起。朱利安发布了一些赦令，召回原被君士坦提乌斯流放的基督教异端派。他还推行了鼓励人们脱离基督教会的政策，使尽各种办法诱惑人们脱离基督教会，以此瓦解基督教会的力量。不久，基督徒们就纷纷被排斥于他们本来工作的政府部门之外。君士坦提乌斯时期制定的军旗符号旗上有基督二字的希腊文字头也被取消不用，士兵们盾上的十字符号也被异教众神的符号所代替。
更过分的是朱利安下诏：基督教教徒不得参与教育工作。他认为，这些不信仰古典宗教的人们，无权在课堂上讲授荷马和赫西俄德、德莫斯蒂尼、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这就等于变相的宣布，在帝国范围内担任教师者，如果不放弃基督教，将失去其基本的生活来源；这也就意味着，基督教徒的子女也不能去这样的学校念书。
因此，这一举动不仅受到了基督教徒的抵制，就连一些异教学者，如阿米亚努斯、马赛林努斯等，也对这些政策感到不满。之后，一些专门为基督教徒学龄儿童使用的启蒙教材问世，由此在拜占廷文化发展史上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朱利安的为所欲为在各省人们中引起了更深的不满，这在他公元362年视察东方各省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位皇帝处处受到冷落，没有看到他想象中的鲜花、仪仗队，也没有歌声和欢笑，只是在他即将拜祭的安条克城郊达福尼阿波罗神庙前，有一位祭司怀抱着一只从他自己家里捉来的鹅，在等待着皇帝的光临。不久，就发生了达福尼神庙失火事件。恼羞成怒的朱利安开始改变其对基督教徒的“宽容”态度，下令关闭各地的教堂。安条克的基督教堂内的珍藏也被洗劫一空，帝国境内的其他教堂也遭到厄运。与此同时，基督教徒也组织起来破坏异教殿堂，反抗朱利安的暴行，形势变得日益严峻起来。
不久，朱利安在向波斯远征的途中被暗杀。由于朱利安在位期间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并不得人心，所以在他死后，他所致力恢复的异教也无人再去扶持，基督教随即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朱利安恢复异教活动的失败深刻地证明了历史已经前进，社会已经发展，任何以一种行将死亡的意识形态来挽救世界命运的倒行逆施者都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古典世界的灭亡和基督教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宗教习俗
拜占廷基督教有一些独特的宗教习俗，如护身符、偶像崇拜、圣餐、生命传接仪式等。通过这些宗教习俗，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拜占廷人的社会与宗教生活。
护身符
护身符的习俗来自于拜占廷人对鬼怪的畏惧。拜占廷各阶层的人都普遍相信世上存在着鬼怪，认为它们是堕落的天使，横行世间，引发灾难。许多人间不幸都被认为是鬼怪造成的，从疾病到饥荒、风暴和庄稼欠收，无不是由鬼怪引起。
拜占廷人为了保护自己，各种基督教武器都用上了，包括香、神像、圣水、十字架、圣经和祈祷。而最受拜占廷人喜欢的驱鬼方式是佩戴圣物护身符。
护身符上装饰着各种形象，其中有基督、圣母以及宗教圣人，他们的形象最终取代早期的非基督教人物，被人们用链子挂在脖子上。它们的保护价值与制作材料的价值有关，因为许多护身符同时还是昂贵的珠宝饰品。它们的魔力可以靠在其中放置小小的圣物来提高，信徒们经常会把他们认为的真十字架的碎片、殉教者的血或圣人墓里救治人的土装在隐藏在护身符中的小洞内，这些东西会保佑他们不受游荡在世间的看不见的鬼怪的伤害。
偶像崇拜
偶像在反对者的眼里，是一种违背旧约禁止“雕刻像”规定的偶像崇拜。但偶像崇拜的支持者却认为，偶像只不过是天国的窗口，是祈祷的工具，是接近上帝的途径。
偶像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肖像”，它描绘的是圣人和圣事。大部分刻在木头上，也可以用珐琅、象牙或贵重金属雕刻，还可以制成镶嵌画。有些偶像很小，可以手提；有些是巨幅画像，用来装饰教堂。
自4世纪起，这些圣物已成为拜占廷公共和私人礼拜的必需品。在-些特殊的场合，人们拿出它们供拜，并拿着它沿城墙走一圈，以保护居民。在教堂或在个人家里，虔诚的人们在偶像前点起蜡烛、焚起香炉，通过偶像向上帝传达他们的祈祷。
到8世纪早期，经过一场地震和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一系列进攻后，皇帝利奥三世相信上帝被使用偶像激怒了。于是，便发生了前文所述的“毁坏圣像运动”。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偶像崇拜一直被禁止。
最后由摄政的塞奥多拉皇后结束了这场争端，公元843年，教会用东正教节日庆祝恢复偶像，人们搬着圣物走过君士坦丁堡大街，运到圣索菲亚教堂。东正教至今每年都还在庆祝这一事件。
圣餐
东正教的宗教仪式大多在很富戏剧性和令人心生敬畏的场合举行。对许多虔诚的教徒来说，这些宗教仪式甚至让人惶恐，教堂里香火缭绕，神像在盯着人看，仿佛可以触摸到上帝的存在——这种感觉在举行圣餐庆典时尤甚。
圣餐虽然只是一种进餐仪式，但这种仪式却被看成是建立基督与其信仰者之间精神与肉体的结合神圣的宗教礼仪。和西方人一样，拜占廷人认为圣餐中的面包和葡萄酒是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吃了圣餐，信徒就等于和基督一起分享十字架上战胜死亡的快乐。
圣餐的举行过程是非常严格的，仪式开始时，一位副主祭手持福音书缓步走过教堂中殿。然后是朗读圣经，领唱赞美诗，众人齐呼“哈利路亚”，圣坛上的一位祭司献祭面包和葡萄酒。然后这位教士从圣像屏帷的开口处走进去，圣像屏帷画有基督像和圣母像，是用以分割圣坛和教堂其他部位的屏风。“诚惶诚恐地走近上帝。”教士大声说，向前举起圣餐杯。
但对有些集会者来说，惶恐的成分要比诚意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接近上帝，能坐在座位上感受上帝的垂爱就足够了，更别提接受基督身体和血液的献礼。
生命传接
东正教尽管和皇室有诸多联系，但在普通拜占廷人的生活中也占据了中心位置。基督徒从生到死，一生中的大事都严格由教会组织庆典和仪式加以纪念。
拜占廷的婴儿出生不久，就要接受洗礼——在圣水器里浸泡三次——标志着被教会接纳。仪式后，大家一起吃圣餐。然后由一队亲戚朋友，手举燃烧的蜡烛，唱着赞美诗，把婴儿带回家里。
除非一个人宣誓为僧，否则结婚仪式便构成其生命中的下一个宗教传接。结婚那天，新郎和戴着面纱的新娘接受牧师的祝福，头戴婚冠，互换戒指。然后由手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在音乐的伴奏下，陪伴新娘来到新郎家里。新娘到家后揭开面纱，招待客人参加婚宴，而后新人进入洞房。
基督教葬礼是拜占廷人的最后一个传接仪式，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向死者告别的仪式，同时也是帮助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国的必不可少的仪式。妇女们为死者整容后，尸体被抬到家中的躺椅上，面朝东，向着耶路撒冷，手中握着一个圣像。这时候，哀悼者痛苦悲伤，为死者唱起赞美诗，以求他的灵魂不受鬼怪侵扰。守夜过后，死者被人们抬着最后在尘世走过。人们抬着死者走向公墓，沿途路两边点着灯、烧着香，以驱除野鬼。
肩负传教使命的两兄弟
公元862年，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要求君士坦丁堡派出教师，并要求用斯拉夫人的语言讲授基督教的真义。皇帝迈克尔三世清楚地认识到这对于拜占廷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也抓住了这一机会。这一机会不仅能传播东正教的教义，而且能毫不费吹灰之力的将拜占廷的政治影响扩展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另外，迈克尔有这一工作的绝佳人选，他们是兄弟俩，都是卓有成就的年轻学者、神学家和语言学家，历史上称为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斯。
兄弟俩早在出使黑海东北部地区的哈萨尔人时，就已名声在外。西里尔和美多德斯将外交和传教结合在一起，建立起拜占廷和哈萨尔之间的良好关系。他们到斯拉夫也是不负众望，传教很称职，因为他们是在希腊东北部的塞萨洛尼基长大的。
迈克尔说：“所有塞萨洛尼基人都讲纯正的斯拉夫语。”但斯拉夫人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西里尔经过不懈的努力，为斯拉夫人发明了-种文字，主要是基于希腊语，现代西里尔字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给斯拉夫人带来的不仅是基督教，还带来了文化。可以说，他为斯拉夫人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拉斯迪斯拉夫和他的人民热忱地欢迎来自拜占廷的两兄弟，他俩开始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传教，建造教堂和学校，并将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他俩的成功感到高兴。许多年来，德意志的传教士们一直想让东南欧洲的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但他们耻于使用斯拉夫人的“野蛮语言”，只能用摩拉维亚人听不懂的拉丁语传教，所以收效甚微。德意志人控告这两个拜占廷传教士不是使用3种公认的语言——希伯来语、希腊语或拉丁语——传播福音。西里尔对他们的控告痛加驳斥：“上帝的雨露难道不是平等地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吗？阳光难道不是普照众生吗？”他反问那些德意志传教士：“你们仅仅允许讲3种语言，致使其他民族和部落处于又聋又哑的状态，难道不觉得羞耻吗？”
在摩拉维亚人中间，西里尔和美多德斯继续用斯拉夫语举行弥撒，训练当地的传教士，并在公元868年在罗马教皇那里为自己的行为成功地进行了辩护，以至于教皇也为他们的成就所感染，竟允许他们在圣彼得教堂用斯拉夫语主持宗教仪式。不幸的是，西里尔第二年就去世了，他的弟弟美多德斯回到摩拉维亚又做了16年传教工作。但当美多德斯在公元885年去世后，拉斯迪斯拉夫的继任者却将其追随者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他们转移到邻国保加利亚，因为它的君主鲍里斯非常渴望得到这样的人。保加利亚人接受了西里尔和美多德开创的斯拉夫文化传统，并藉此将拜占廷基督教远播到其他斯拉夫国家，包括波希米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新兴国家基辅与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