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的社会哲学
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的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充分的就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够公平合理。上述理论，同第一种缺点的关系，显而易见：同第二种缺点在很重要的两方面，也很有关系。
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收入税、超额收入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消除财富与收入的极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英国。许多人都希望这种办法再推进一步，但是由于有下面两种顾虑，不免投鼠忌器，一种考虑固然是害怕有意逃避的风气会因此更炽，并且负担风险的动机也将大大被削弱。但更主要的顾虑，还是由于人们相信资本的生长关系到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大部分资本的增加是从富人过剩收入中储蓄而来。我所提出的证据并不影响第一种顾虑，但对于第二种顾虑，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却大有修改的余地。我们知道，在达到充分就业这点之前，资本的生长并不取决于消费倾向的减低，相反会因为它的降低而受到抑止。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消费倾向的降低才会有利于资本的生长。并且，经验告诉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各个公私用偿债基金等方式所作的储蓄已经绰绰有余，所以如果再采取步骤，以重新分配收入来提高消费倾向，那么对于资本的生长大概是有益无害。
现在有一种认为遗产税可以使一国的资本财富减少的观念，这正可以说明，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模糊不清，缺乏正确的了解。现在假设国家用遗产税税收用作经常支出，因而减低或豁免收入税和消费税，那么在这种财政政策下，高额遗产税虽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消费倾向永久地增加时，在一般情况下，既不包括充分就业的情况，投资诱导也同时增加，则普通所作的推断刚好和真理相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代情况下，财富的生长不但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富人的节约，相反，恐怕反而会遭到这种节约的抑制。所以主张社会上应当有财富的极度不平均的人，其主要理由之一已经不成立了。我并不是讲，再没有其他理由可以在某种情况下替某种程度的财富不均进行辩护而不受上述理论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消除了以前不敢大胆行动的最重要的理由。特别对于遗产税的态度，我们受到了影响，因有许多理由可以替收入不均辩护却不能替遗产不均辩护。
就我本人来讲，我相信确实有社会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可以替财富和收入的不均辩护，但是像如今这样厉害的不均，那就没办法辩护了。人类有很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和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收到充分的效果。并且，人类有很多危险的性格，也由于存在发财机会而导入较为无害的路途；如果没有这条宣泄的途径，这些危险性格或许会发展成残暴、不顾一切地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其他形式的自大狂。我们宁愿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的暴君，不愿让他做他同胞公民的暴君，虽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的后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代替后者。但是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性格，赌注不必下得像今天这样大。即使把赌注减少许多，只要做这个游戏的人都习惯于小赌，那么一样可以达到目的的。我们不要将改变人性与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个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原因，对赌注根本不产生兴趣，但如果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的嗜好，那么让人在规则和限制之下做这种发财的游戏，恐怕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可是从我们的论证中，还可以得出第二个与财富不均的前途有关的重要性更大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我们的利率论。到目前为止，一般人之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的必要，是因为觉得储蓄的诱惑力就将因此而不会很充分。但是我们在上面说过了，有效储蓄的数量取决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内，鼓励投资者的是低利率。所以我们最好参照资本的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一点。
毫无疑问，用这项标准定出来的利率，一定要比现行的利率低许多。当资本数量逐渐增加时，资本的边际效率表要下降，就我们对后者所能推测到的，为了或多或少地继续维持充分就业，利率大概以坚定的步伐继续趋于下降，除非包括国家在内社会全体的消费货币会有极大改变。
我相信资本的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这就是说资本数量增加到使边际效率降至极低一点并不难。这并非说，使用资本品几乎可以不付出代价，而是说从资本品中得到的收益，除了抵偿折旧折陈之外所剩下的一点，只是负担风险、行使技巧和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罢了。总之，持久性资产在其整个使用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也像使用寿命极短的商品一样，只足以抵偿劳动力成本再加上一些风险成本、一些技巧和监督的代价。
这种情况，跟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可以毫不冲突，但坐享利息者的确会渐渐自然死亡，资本家也慢慢不能再利用资本的稀少性扩大它的压迫力量。在今天的情形下，利息和地租的性质相同，并非是真正牺牲的代价。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能获取利息是由于资本稀少，正如同地主之所以能获取地租是由于土地稀少。但土地稀少还有其真正的原因，而资本稀少却丝毫也没有。在长时期内，并不存在资本稀少的必要理由。这里所说的必要理由是指一种真正的牺牲，如果没有利息作为报酬，就会没有人愿意负担这种牺牲。例如，假使资本数量还不十分丰富，而私人的消费倾向又想把充分就业下的全部收入者用作消费，一点也不用作净储蓄，那么资本稀少的确有了真正的理由。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还是可以由国家来举办集体储蓄，在一定水平上维持储蓄，使资本扩大到某一点，不再有稀少性。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有坐享利息的阶层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当任务完成时它就会自行消灭。坐享利息的阶层一旦被消灭，资本主义就会大为改观。我的建议还有一个极大的益处：坐享利息阶层和没有任何用处的投资者的自然死亡并非骤然而至，而只是将最近在英国已经能够见到的现象慢慢地延续下去，所以无须发生革命。
所以在实际施政时，不妨先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具有稀少性，这样没有任何功能的投资者从此无法再坐享利率。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的才智、决策、行政技能等，在合理的报酬下服务于社会。这些人对于本职工作都十分感兴趣，所以即使报酬比现在低很多，也愿意继续服务。上面两种目标实行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