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几乎都存在大量生产力搁置不用的现象，我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实际收入产物的分配方法有欠恰当，以致继续生产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认为如果人们想聚财，而且想聚得很快，那么不生产的消费肯定会大量减少，于是生产动机就会大受妨碍，而财富的扩张也在时机没成熟时就遭到破坏；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也无法就业谋生，那么我们还能够说，这种聚财的企图，或者说储蓄过多对国家有害处吗？
问题在于，如果生产增加，而地主和资本家的不生产消费却不成适当比例，从而导致资本停滞，进而又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停滞，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对国家没有害处吗？如果地主和资本家的不生产消费从一开始就和社会过剩物资进行适度地配合，因而生产动机持续不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既没有过度扩张在先，也不会有突然缩减在后，那么这种情况不是比前一种情况更欢乐，更富裕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又怎能说不管怎样，在生产动机消失时增加地主和资本家的不生产消费，总是不适当的对策呢？
亚当·斯密说过，资本因为节俭而增加，凡是生活节俭的人，都是公众的恩人，又说财富是不是增加要看生产是不是超过消费。这些观点大致都是很对的，毋庸置疑的……但也并非总是正确的。如果储蓄过度，也能够摧毁生产动机。如果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那么就绝对不会再有其他种类的食物、衣服和房屋的存在……这两个极端都很明显，所以在两个极端之间必须有一点，在这一点上，如果把生产能力和消费意志两者都计算在内，那么财富的增加将受到最大的鼓励。但恐怕政治经济还不能确定这一点在哪里。
聪明睿智的学者所做的议论很多；我所见的，要数萨伊的学说立论最不正确，也最与事实相违背。萨伊认为，用掉或毁掉一件物品就等于断绝一条出路。这种说法是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立论，并非从商品和消费者的关系立论。我倒想问，如果除了面包和水之外，所有消费都停止半年，那么商品的需求将变成什么情况？商品堆积！但出路在哪里？庞大的市场在哪儿？
但是李嘉图对于马尔萨斯所说的话充耳不闻。等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讨论工资基金时，这场论战又出现最后的热点。穆勒是在这场论战中熏陶出来的，他的工资基金说在驳斥马尔萨斯晚期思想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继穆勒而起的不接受穆勒的工资基金说忘记了穆勒之所以能推翻马尔萨斯全凭这一学说。此后这个问题便不再成为论战的对象，也不在经济学讨论之列，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经济学家们都不提及。凯恩克劳斯先生近来想从较为次要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当中寻求这个问题的遗迹，收入比预期可以得到的还要少。消费不足之说一直延续着，直到1889年又在霍布逊和穆莫里两人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一书中重新出现。50年以来，霍布逊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热忱，著书攻击正统学派，但是没有用处。该书是第一册，也是最重要的一册，今天人们已经完全遗忘了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出版，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
该书是和穆莫里合著的。霍布逊叙述他写作该书的缘起是：
在80年代中叶，我的异端经济学说逐渐形成。亨利·乔治对土地价值攻击、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对工人阶级压迫情形的暴露和两位先生公布的伦敦贫困状况，这都在我的感情上留下很深的印象，但都不足以破坏我对于经济学的信心。我对于经济学信心发生动摇，可以说是由于偶然的事物引起的。我在爱克赛行城一个中学教书时，认识一位商人，名叫穆莫里，这人在当时和后来，都以爬山著称。他发现了一条新路可以上马特红峰，不幸在1895年爬喜玛拉雅山南加帕巴峰时殒命。当然，我和他交往不在这一方面。这个是在智力方面，也像爬山那样登峰造极，总是自辟蹊径，傲然不顾一切权威。他和我辩论储蓄过度这个问题时，他认为储蓄过度，是因为商业萧条时劳资两者就业不足的原因。有的时候，我用正统经济学上的所有武器想驳倒他的论点；但最后他说服了我，于是我们两个人从事著书，宣扬储蓄过度论，书名称为《工业生理学》，于1889年出版。这是我公开踏上异端道路的第一步，当时完全不知道此事后果的重大。
那时我刚刚辞去中学职务，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在大学课程普及部当讲师，担任经济学和文学教师。第一次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伦敦大学课程普及委员会不让我再教经济学，因为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出面干涉。那人读了我的书，觉得这本书的荒谬要和证明地球是方的那种企图差不多。确实，储蓄的一点一滴，都会用来增加资本结构，增加工资基金，那么储蓄的有用数量又怎么会有限度？既然储蓄是工业进步的源泉，那么阻止储蓄就是阻止工业进步，所以头脑健全的经济学家对于储蓄可以过度的邪说不能不深恶痛疾。后来又经历了一件事情，使我自己觉得好像犯了什么罪。我虽然无法在伦敦大学教经济学，但牛津大学课程普及运动要自由宽松一些，它还容许我任教，让我下乡演讲，不过限制我只讲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问题。当时有个慈善事业协会，正在计划一系列演讲，专门讲经济题材，请我担任其中一门。我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但是突然不加解释地撤回聘约。但在那时，我自己还没有觉察，由于我怀疑无限制节俭的美德，所以罪不容恕。
在这本早年著作中，霍布逊和他的合著人对于古典理论的批判，要比霍布逊晚年的著作来得直截了当些。因为这个原因，又因为该书是他第一次把他的理论表达出来，所以我专门从该书摘引，指出这两位作家的批评和直觉是多么有道理，多么有价值。二人在该书序言中，说明他们所攻击的结论是些什么性质：
储蓄不但给个人带来财富，也给社会带来财富；消费不但使个人变穷，也让社会变穷。这句话等于说，爱钱是所有经济福利的源泉，不但令节俭者本人致富，并且能提高工资，使失业者重新工作，给各方带来好处。从报纸到最新的经济学巨著，从教学讲坛到国会议院，这句话说了又说，一再强调。现在要对这段话产生疑问，就像亵渎神圣。但是一直到李嘉图出版他的著作时为止，有识之士和大部分经济思想家都否认这种学说。这一学说最后之所以被人所接受，是由于他们没法驳倒工资基金说。现在工资基金说已宣告崩溃，但这种学说还孑然独存，这个道理介于提出这学说的人声望过高，经济学批评家只敢攻击这个学说的枝节，而不敢攻击它的主要结论。现在我们想指出：第一，这些结论不能成立；第二，储蓄习惯可能实行过度；第三，如果实行过度，那么就会让社会变穷，工人失业，工资降低，整个工商界变得阴暗惨谈，这就是所谓的萧条。
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者谋求效用和便利。从处理原料开始，直到商品到消费者手中变成效用和便利为止，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的唯一用处既在于帮助生产这些效用便利，那么所用资本的多少，自然随每天或每周效用和便利的消费量变化而变化。储蓄一方面增加现有的资本总量，另一方面又减少效用和便利的消费量，所以如果储蓄习惯实行过度，那么积累下来的资本数量将超过实际需要的数量，于是发展成一般的生产过程。
上面所引最后这句话，似乎是霍布逊错误的开始。他认为，如果储蓄过度，那么真正积累的资本会超过实际所需的数量。如果真的这样，那只不过是预测错误所产生的一点不重要的祸害；主要祸害在于如果充分就业下的储蓄倾向比实际所需的资本数量大，那么除非预测有误，否则充分就业就不能实现。但是一两页过后，霍布逊把问题的一半，说得十分透彻精辟，但他尚未注意到，利率的改变和商业信任状态的改变可能产生些什么影响，他似乎假设了下面这两个因素不变。
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说所根据的基础，即每年的产量取决于该年可以利用的天然因素、资本和劳动力三者的总数量，这其实是错误的。反之，这三者的总数量仅仅规定了产量的最高限度，产量自然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但如果因为储蓄过度，以致供给过多，影响生产，那么产量可以而且的确比这个最高限度低许多。换言之，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在正常情况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
最后，霍布逊也意识到，他的这种学说和正统学派用来维护自由贸易的种种论据是不是很有关系？
正统经济学家常常用自由贸易的各种论据指责美国和其他实行保护主义国家是白痴，不懂如何经商。现在不能再进行这样的指责了，因为这种种论据都是建立在“供给不能过度”这一假设之上的。
霍布逊在该书中所用论据当然不能算作充分，但这是第一次能清楚地说明资本的来源不是由于储蓄倾向，而是由于需求，而需求又来自现在的和未来的消费。下面一段引文，是凑集起来的，可以窥见霍布逊的思路：假设一个社会的商品消费量在未来不会增加，那么在现在增加该社会的资本必然无利可图。……储蓄和资本每增加一次，而且增加后不再减退，那么最近未来的消费量必须作相应的增加。……当我说到未来消费时，所谓未来，并非指10年、20年或50年以后，而是指离现在很近的那个未来。……如果因为节俭和谨慎动机加强，所以人们现在多储蓄一点，那么他们必须愿意在未来多消费一些。……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一点，合乎经济原则可以利用的资本数量，都要以提供当前消费量所必需的数量为限度。
……很明显，我一个人的节俭，并不影响社会全体的节俭；而只决定这个全体节俭中的某一部分究竟由我来实行还是由别人来实行。我们以后要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实行节俭，可以迫使别人入不敷出。……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都不赞成存在消费不足的可能，我们可以找出一种能引起社会产生这样弊病的经济力量吗？如果可以找出来，商业机构可以提供有效的制止吗？下面要指出，第一，在第一高度组织化的工业社会中，总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使得节俭过度；第二，普通认为商业机构所能提供的制止方法，或者根本不产生作用，或者不能防止严重的后果产生。……李嘉图用来答复马尔萨斯和查尔莫斯两人的论证，词名简单，但后来的经济似乎都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很充分。李嘉图说：“用来购买产物的，总是出于产物和劳动两者，货币只不过是交易的媒介罢了；所以当生产增加时，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也随即作相应的增加，所以不可能有生产过度的出现。”(李嘉图：《经济学原理》，第326页。)
霍布逊和穆莫里知道利息只是使用货币的代价。他们也知道，反对者会说：“利率或利润下降到某种程度则可以遏止储蓄，恢复生产和消费间的正常关系。”两人对这种说法辩护时指出：“假如利润下降可以诱导民众少储蓄一些，那么要达到这一点，不外乎二条途径：或者诱导民众多消费一些，或者诱导他们少生产一些。”关于第一条途径，两人认为当利润下降时，社会的总收入也减少，“我们没有理由说，当平均收入正在下降时，由于节俭可以得到的报酬也在减少，因而民众会增加其消费量”；关于第二条途径，他们说，“我们决不能不承认，如果供给过度，利润下降，那么生产就会受到阻止；相反，承认有这种制止的存在正是我们立论的重心所在”。但是两人的学说不够完备，主要是由于两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率理论，所以霍布逊特别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难免对消费不足可以引起投资过度，意即无利可图的投资这一点过度重视，而不能说明，如果消费倾向十分薄弱，那么可能引起失业，因为一个很薄弱的消费货币，虽然需要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新投资量来加以补偿。
固然，有时由于过度乐观的失误，这种大小的新投资量也并非完全没有，但是一般来说，由于利率规定了一个标准，而利润低于利率，所以那种投资量根本不会存在。这之后，消费不足的说法，接踵而至，其中以道格拉斯少校的说法最有名。当然，道格拉斯少校的说法占有优势的原因多半还是正统学派对于他所作的致命批评没办法回答。但另一方面，他的详细诊断，特别是所谓的A+B定理，有许多不过是故弄玄虚。如果道格拉斯少校的B项只包括雇主所提出的折旧准备金，即使这样理解，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其他方面的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可以和这种折旧准备金相抵消。道格拉斯少校比正统学派高出一筹，他至少没有完全遗忘当代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但是他不能同马迪维尔、马尔萨斯、盖塞尔、霍布逊等相提并论，他在勇敢的异端军中，大概只是一名小卒，而非少校。后面这几个人，宁愿凭借直觉对真理作一知半解的窥测，却不肯相信逻辑，明知错误而不愿改正。逻辑是件容易的事情，推理虽然清楚，且前后一致，但如果所根据的假设与事实不符那又会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