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臣说：“这是艮卦中的随卦。”杜预注解这段话时说：“《周礼》讲大卜这种职务掌握三种《易经》，杂用夏朝的《连山易》和商朝的《归藏易》，这两种《易》都是用七、八来占卦的，所以说占得的是《艮》之八。史臣怀疑古《易》遇八不吉利，因此改为《周易》占，变爻得《随》卦，所以称之为“艮之随”。汉武帝时，召集占卜家问道，某一天可不可以娶妇？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争论不决，只好奏报给汉武帝。武帝说：“避开各种死忌日期，以五行家说的为主。”由此可见择日、占卜的各家，自古就存在着不同了。唐朝时候，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一书，世人多使用这本书。近来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的内容更为详尽。就选择日子一事来说，一年三百六十日，假若拘泥而不知变通，就没有一天是吉祥的了。
日者
【原文】
《墨子》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记》作《日者列传》，盖本于此。徐广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杀其方龙，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谓怪矣。
【译文】
《墨子》的《贵义》篇里说：“墨子北行至齐国，半路遇见占卜的人，占卜者说：‘今日天帝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颜色黑，不可以去北方。’墨子不听，继续北行，到淄水，因无法渡河返回。占卜者说：‘我说先生不可以去北方，应验了吧？’墨子说：‘南边人因无法过河往北走，北方人无法过河往南来，而人的颜色有黑也有白，为何都不能如愿呢？而且天帝以
甲乙日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日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日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日杀黑龙于北方，而你说的这话，是不可相信的。’”《史记》有《日者列传》，源流就出自这里。徐广说：“古代对占候卜筮的人，通称为日者。”如果以五行当值的日期，就杀那一方的龙，不知还有什么含义，也可以说是奇怪的说法。
柳子厚党叔文
【原文】
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其《答许孟容书》云：“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迸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诋诃万状，尽为敌仇。”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粥调护之勤。讦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借焉！”其语如此。梦得自作传云：“顺宗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韩退之于两人为执友，至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云：“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此论切当，虽朋友之义，不能以少蔽也。
【译文】
柳子厚（柳宗元）、刘梦得（刘禹锡）都因牵涉王叔文之改革，被定为王党而废黜降职。刘禹锡颇有点文过饰非地为自己辩解，而柳宗元不是这样。他在《答许孟容书》说：“早年与有罪的人（指王叔文）亲善。开始时很惊奇他的才能，认为可以与他共同树立道义，有益于教化。
后来他突然当政，进行改革，得不到人们的信任，追求利禄的人，一百个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施展起他的政治抱负以后，小人的怨恨诽谤，将他底毁得一无是处，到处是他的仇敌。”还有他为王叔文母亲写的墓志铭，亦是对王叔文的竭力称诵。说：“叔文坚定、正直、有眼光，有文武之才。在皇宫担任待诏，其主张很受太子的称许。提出各种意见，为辅佐调理国家政策献尽辛勤。传达旨意，启奏下情，有弥合沟通上下的劳绩。为皇帝谋画参赞，十分称职。正当他提出安民利国的办法，并将付诸实施之际，而他的母亲刘夫人逝世于家中。了解其中内情的，没有不为百姓而感到惋惜。”他说的话就是这样。刘禹锡写的自传说：“顺宗即位时，寒门出身而有才能的王叔文以善于下棋得以与当时的同姓豪族认为本家。并得趁机向皇帝言及时政，皇帝十分惊奇他的见识。王叔文自说是十六国时期的著名宰相王猛的后代，有远祖的风范，只有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三个人相信他。但这三个人都与我关系好，朝夕见面，不断称赞他的才能。王叔文也确实是善于讲治国之道，有说服别人相信他的辩才的才能。既而受到重用，他所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人们大多以为不适当。皇帝一贯多病，下诏禅位给太子。宫中的事十分秘密，在太子禅位的过程中，功劳和权力都落到了宦官之手，于是叔文被贬，随即被杀。”韩愈与刘、柳二人都是挚友，他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说：“叔文秘密结交在当时有名气又急于想升官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生死之交，行动诡秘。被重用之后，刘、柳为王叔文参谋议，唱和声，探听外边的反映。及失败，叔文一党被斥退贬官。”这种说法恰当，虽然是朋友，也不掩盖他们的过失。
汉武心术
【原文】
《史记·龟策传》：“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好穷，亦诛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史迁没后十篇阙，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焉。故后人颇薄其书。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则是史迁指武帝，其载巫蛊之冤如是。今之论议者，略不及之。《资治通鉴》亦弃不取，使丘子明之恶，不复著见。此由武帝博采异端，驯致斯祸。倘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
【译文】
《史记·龟策传》载：“今武帝即位，大开艺能之路，延纳有各种学问的人物，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物，都可以自己投效。没有几年，太卜的人才大集。恰逢武帝欲攻击匈奴，西边抵御大宛，南边要收服百越之际。卜筮术士们已预见到这些情况，提前图谋获利的方法。到猛将在前方冲锋陷阵，获得胜利之际，而在京城的卜筮，也推算出得胜的日期，也便算是出力有功了。武帝对他们很是满意，赏赐至达数千万。如丘子明之流，即富且日益贵宠，权倾朝廷。甚至以卜筮来发现掩埋木偶人的地方，用巫术咀咒并用木偶人埋地下以害人的所谓巫蛊间或亦被言中和发现。对于平常所结怨的人，趁机加以杀戮。任意妄为，以致破族灭门的不可胜数。百官恐惧至极，都说龟策竟能说话。后来所干的坏事被发觉，奸谋诡计也用完了，亦被诛灭三族。”《汉书音义》认为司马迁死后，《史记》后面十篇已经残存不全，有目录而无正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后人颇瞧不起褚先生补缺的那些篇章。然而此卷开头首句话是“今上即位”，则是司马迁指汉武帝，其记载的巫蛊之冤也是这样写的。现在的评论家，对《史记》后十篇补缺的议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资治通鉴》也抛弃这些材料而不用。以致像丘子明那样可恶的人，也不能在《通鉴》这样的史书上重新出现。这是由于汉武帝博采异端，不分好坏，养成这种祸患。倘若汉武帝的心术正当，也不至于出现这么残酷的事。
禁天高之称
【原文】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译文】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准别人用天、高、上、大等字称谓。官名犯了此讳，就将官名改换。把姓高的人改为姓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宋徽宗政和年间，禁止中外不许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作为名字。于是毛友龙只能名毛友，叶天将只能名叶将，乐天作只能名乐作，句龙如渊只能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为卫仲达，葛君仲改为葛师仲，方天任改为方大任，方天若改为方元若，余圣求改为余应求。周纲字君举，改为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瑀亦字伯玉，改为伯禹；张读字圣行，改为彦行。
这是由于蔡京掌权，阻止人们学历史，所以没有人知道周宣帝已闹过的笑话。到宣和七年七月，宋徽宗才下手诏说，前几天有臣僚奏请，士庶名字中有犯天、圣、君及主字的要禁用，这既不是上帝的名讳，又无经典可以依据，谄佞之徒的无稽之言，只会给后人留下笑柄，故废除。
宣和冗官
【原文】
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陲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译文】
徽宗宣和元年，蔡京将离开宰相的职位，臣僚才能够上疏陈述官吏太滥、太多的问题。其奏疏大略是：“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升官论赏的达五千余人。如：辰州（今湖南沅陵）招募弓弩手，而枢密院便委派了负责这件差事的官员八十四人；兖州（今属山东）升为府而三省、兵房等衙门趁机推恩封官三百三十六人。甚至有入仕才二年，便调升十次的。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率意任命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候补）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十分冗杂，委任官职的正常制度无法实行。”徽宗下诏三省和枢密院，让他们严格遵守过去的成法。然而此诏在四月庚子下达，而第二天辛丑日，又以犒赏西部征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有一个儿子被授予官职，执政者都提升一级。天子的命令竟然在当天就被废置一旁，蔡京之罪恶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