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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初到上海滩

上海滩的漂泊

从宁波上船,经过一夜的航程,次日黎明,唐云到了上海的大达码头。此时,若瓢早已在岸等候。

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上海已处在沦为孤岛的前夕。不少中国人还带着梦想,以为日本人不会打到上海来,四面八方逃难的人都汇集到上海。唐云一家刚踏上上海滩,就遇到了住的问题。

旅馆住满了,唐云全家无处安身。

还是若瓢给想了办法,把唐云全家安排到佛教医院去住。

医院毕竟是个治疗疾病的地方,住在这里,全家都没有一种安定感,就连善于超脱大度的唐云,这时心里也感到失去平衡,无法作画。以卖画的收入来维持家计的唐云,不能画画,全家的吃饭便成了大问题。延庆寺大法师静安和尚虽然送给唐云二百块大洋,但那是死钱,要是坐吃山空的话,用不了几天,也就会把它花光。

唐云在家虽不靠父母,但他到了上海不能不依靠朋友。经过若瓢的几天奔波,终于在傅中施家给唐云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傅中施是一家银行的董事,本人也在银行做事,他喜欢唐云的画。傅中施的母亲信佛,热情、善良、好客,对儿子的客人,她当然也是很欢迎的。傅中施还有几个姐妹,一听说“杭州的唐伯虎”要住在自己家中作画,她们对看唐云比听唐云的传奇故事更有兴趣。唐云搬到傅家的那天,姐妹们虽然不便到正厅迎接,一个个都躲在楼梯的后面,偷偷地瞧着唐云。唐云刚进中厅,傅中施的那位最小的妹妹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唐伯虎!”

还是傅家老太太开明,她说:“唐先生住在这里,就成了自己人,女孩子也用不着回避,都出来见见这位唐大哥吧。”

“唐大哥!”四五个女孩子从楼梯后面走了出来,向唐云深深鞠了一躬。

唐云的妹妹唐瑛自然也就成了傅家姐妹的好友,和她们住在楼上。唐云住在中厅,每天都在作画。

按照旧的习俗,唐云这时正是虚岁三十,由若瓢发起,在傅家为唐云过三十岁的生日,办了三桌酒席,请了一些朋友。若瓢虽为出家之人,但他那一领袈裟只不过是一个护身符,走到哪里都会交上一批朋友。在生日宴上,若瓢把金石家邓散木、书法家白蕉介绍给唐云。邓散木号粪翁,取古义“粪除”之意,又名钝铁,时人都以老铁称之。白蕉本姓何,名法治,字旭如,号复生,后改署白蕉,又号复翁,是上海金山张堰镇人。张堰原属松江,松江古为云间,所以白蕉常自称“云间白蕉”。这时,唐云在杭州的一些朋友,如丁辅之、高野侯、姜丹书也都先唐云到了上海。唐云去宁波途中,因落水未能前去看望的朋友施叔范亦来到上海。旧雨新知,欢聚一堂,唐云自是很高兴。

唐云虽然是名士派,但他是很知道自尊和自爱的。傅家的人虽然对他全家很热情,但他觉得那里总不是自己的家,何况是这样多的人都挤在傅家,有着诸多不便。若瓢是深知唐云的,唐云的心底之事即使不说,若瓢也能知道十之八九。在傅家住了一段时间,唐云也画了一些画,那些画又都卖了出去,吃饭的钱总算有了。在若瓢的周旋下,唐云又搬到若瓢出家之地吉祥寺。

坐落在七浦路上的吉祥寺,虽然规模不大,却是佛教圣地,香火很旺。寺的方丈是雪悟和尚,主持寺内的佛事。这位雪悟和尚也是从宁波来上海的,同时也是个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的人物。

雪悟虽为出家之人,却熟谙生财之道,寺内的收入不完全靠佛事或施主的施舍。在吉祥寺内,他们开设了一个素餐馆,三开间的门面,常是顾客盈门。雪悟还是烹调能手,素菜烧得特别好。雪悟和若瓢极为投契,雪悟管内务,若瓢办外交,把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招引到吉祥寺来。这样,唐云住在吉祥寺,在上海的交游一下子也广泛起来。不只是书画界的朋友,像新闻记者郑逸梅、唐大郎、龚之方也是吉祥寺的常客。若瓢把他们拉来吃素餐。吃完之后就写文章在小报上宣传。这样,吉祥寺的素餐就扬名遐迩,生意兴隆。

唐云住进吉祥寺不久,宁波延庆寺的小和尚亦幻也来到了上海,在吉祥寺落脚。唐云看到亦幻,白天去云游,晚上也不常在寺内。有时在寺内,便到唐云这里坐坐,谈谈社会新闻,既不谈佛,也不谈禅。其实,亦幻和尚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先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来到宁波延庆寺出家,镀了一层佛光,披着一身袈裟,掩护着地下党的身份。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夏衍、于伶经常到吉祥寺吃素餐,有时也参加吉祥寺的一些佛事活动。唐云虽然和他们相识,在一起谈禅谈画,其中的内情并不知道。在唐云的印象里,经常来吉祥寺的还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每次来都要吃一顿素餐,每吃素餐又都是亦幻当跑堂,送茶送水。这时,赵朴初已经是居士,虽是佛门信徒,但可以结婚偕夫人,他们夫妇也常来吉祥寺参加佛事活动。

吉祥寺是佛门禁地,世俗之人是不好在这里久住的。不久,唐云就在江苏路洛阳村找到一所房子,全家就由吉祥寺搬了出来。这所房子不大,除了几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添置,连窗帘布也没有。唐云就把自己的画挂在窗口,既可以把水墨晾干,又可以当窗帘用。

房子虽然小,十四口人住在一起,拥挤不堪,但唐云感到总算结束了漂泊生活,有了自己的家,心中安定了许多。

杯水画展打响了第一炮

敢闯上海滩的大有人在,闯得成功与失败,就看各人的闯法了,成功之路就在每个人的脚下,只是走法不同而已。画家何尝又不是这个样子呢?有的官员,冒充斯文,宦事之余也画几笔画。富翁的画画,那是因为玩钱玩腻了,以画来调剂口味;有的治学,他的画是为了和其他学问触类旁通,多一番体味;有的就是以卖画为生,画画就是为了生存。尽管各人的走法不同,每一条路上都走着一些成功者,每一条路上也走着许多弄潮儿。

唐云画画是为了生存,他艺术上的成败,在这初闯上海滩之际,还难以预卜。

此时,唐云在想着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要活下去,就要把画卖出去,这当然首先就要有人来买你的画。如果人们连一位画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哪里还有人去买他的画呢?这是按照顺时针思索。如果把事情倒过来想,画家只有成了名,画才能卖出去,才能有钱,有了钱才能活下去。

不管是顺着想还是逆着想,唐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在上海滩立住脚,第一位的事情就是创牌子。对创牌子,一个功成名就和一个还未完全取得成功的人的想法不同:功成名就者总是认为创牌子靠的是艺术,别的都是假话;而还未完全取得成功的人会认为:创牌子,一半靠的是艺术,一半靠的是朋友的捧场。江山还要文人捧,何况是艺术。这时的唐云所有的只能是一位即将成功者的心境,绝没有他成功之后不再着眼于功名的大家风度。

抗战初起,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上海汇集了许多难民,无以聊生,能不能给难民做些好事?

唐云和若瓢、邓散木、白蕉商量,决定举办一个画展,把卖画的钱捐献一部分给难民,这种捐献的数字虽不可能太多,对因饥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也可以聊补无米之炊。

办画展总得有个题目啊。

“就叫杯水画展吧,我们所捐献的,也只能起到一杯水的作用。”邓散木的艺术虽然冷峻,但他的心肠是很热的。

唐云、若瓢、邓散木、白蕉四人商定,当即作了分工。

若瓢交游广泛,善于组织,加上他那身袈裟也很有号召力,整个画展的组织工作由他主持。

邓散木的书法,家里已经积存了不少,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拿出几十张。

白蕉也是写字。和唐云相识之后,经唐云的指点,也能画几笔兰草,无论是写字或画兰草,都是比较方便的。

唯独唐云画的是山水,这可是个细致的工作,不能急,即使着急也无法快起来。唐云来到上海,东迁西挪,画桌还没正式铺开,不可能在几天之内拿出那样多的画。

“你的山水怎么办?”若瓢有些为唐云着急。

“在延庆寺我画了一百多张,都带来了。”唐云表现得极为笃定。

“原来你早就有所准备了。”若瓢甚为惊喜。

经过几天的准备,几百张字画都齐了。邓散木的书法,白蕉的书法和兰草,若瓢也画了兰竹之类的作品。画山水的朱其石也参加了进来。又经过若瓢的奔波,把那些书画都裱好。一切准备就绪。

“要找些人捧捧场啊。”唐云说。

“请小报的记者来,都是朋友。”若瓢说。

由若瓢出面,把新闻记者郑逸梅、陈灵犀、唐大郎、卢溢芳、龚之方都请了来,这些都是经常出入吉祥寺的朋友,这时也都是唐云的朋友了。除了新闻记者,他们还请了一批喜欢书画的文人出来捧场。当时的饭菜很便宜,只要两元钱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桌。饭后,唐云又送给每人一张画。

“我是初到上海,请各位帮忙。”唐云双手抱拳,频频致意。

文人和画家都是结下不解之缘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以画会友,以文传情,这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只要进入这个圈子,就无法逃脱烟尘因缘。

“杯水画展”在大新公司四楼举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

邓散木的字就不用说了,就是那“粪翁”的署名,也引起人们的浓厚的兴趣,要探讨这名字的含义,为什么别的名字不叫,偏偏要叫粪翁呢?

在上海,许多人都知道若瓢是位和尚,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和尚也会画画,自然也引起人们的兴趣。

白蕉在上海已经混了几年,他的字已小有名气,可是他的兰草却很少有人看到过。

而初到上海的唐云,虽有“唐伯虎”这个别有风韵的雅号,人们对他的画则是陌生的。上海画坛画黄大痴的不乏其人,有的临摹黄大痴的《富春山居图》,却无法摆脱那绡素的气息,很少能有人得富春江真山真水的神韵。唐云的山水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黄大痴的笔意,但他在富春江畔的大石斋毕竟居住了一年,沐浴着富春山雨江风之灵气,并把它糅合进自己的艺术中,一派富春江生机勃勃的景色呈现在画上,再加上诗人王太原在画上题的清丽诗句,给人带来了耀眼的清新。

报纸上更是热闹了,每天都有消息,介绍画展作品销售情况,还有对画家介绍的专题文章,放在首位的当然是唐云了。

好文章都是靠题目点出来的。这次画展最为成功的还是那“杯水画展”的题名,它像一曲嘹亮的号角激动着人们的心。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如干柴烈火,就凭这个画展的题名,就能把爱国热情的火焰点燃得更旺。画展的收入又是为了救济难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大家都带着正义感来参观,或者购买字画。上海美术界的知名之士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等都前来参观,为了支持画展的成功,他们都订购了展览会上的作品。

果然不出所料,画展连续展览了九天,展出的作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还一再复制,真是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一时买不到宣纸,就用白道林纸画。唐云的一张《丝瓜纺织娘》就复制了三十多张。

这次展览,不论是字或是画,亦不论是山水还是花卉,统统是五元钱一张。画家自己留二元,捐献二元,还有一元留作活动经费。唐云的收入不只是解决了全家生活费用,度过家庭经济危机,还把静安和尚借给他的二百元钱还清了。

唐云来到上海滩一炮打响,赢得新华艺专校长汪亚尘的称赞,说唐云是“杭州的唐伯虎异军突起”,并向他下了聘书,请他到新华艺专任教。

唐云接受了汪亚尘之聘,就到新华艺专教书去了。他教的是山水,教课的任务很重,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要画许多课徒画稿。除此之外,唐云还要画一些混饭吃的画,否则只靠新华艺专的薪水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唐云晚上工作得很晚,清晨往往起得很迟,有时来不及吃早饭,就直接到学校去上课。

一天清晨,上课的时间快要到了,唐云才刚刚起床。他把裤子往腿上一套,披上长衫就向学校赶去。走进教室,学生们都在等着他。这次讲的是山水的皴法,什么牛毛皴、斧劈皴、披麻皴……在课堂上,唐云讲得头头是道,又把课徒画稿拿出来示范,但是学生对上课似乎没有兴趣,只是看着他笑。是讲错了,还是画错了,唐云不知所以然,还是硬着头皮把一堂课讲完。

下课之后,唐云挟着课徒画稿走出教室,回头看看,学生们还是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哈哈大笑。

“是背上有什么东西?”唐云以为是恶作剧的学生,把一张纸片或什么东西粘在他的背后。他脱下长衫一看,背上什么也没有,学生们笑得更厉害了。

“你们笑什么?”唐云不得不问了。

“你的裤子——”其他的学生都溜回教室,只有一位女学生还站在门口看着他。

唐云低头一看,原来他把那条中式的夹裤反穿了。裤子的衬里是俞亚声用破布拼起来的,一条腿是绿布,一条腿是红布,成了一条鸳鸯裤。

在新华艺专教了一段时间,唐云又应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聘,到美专去任教。到上海美专不久,日军就实行“强化治安”的伪教育制度,要教师和学生联保。唐云表示抗议,遂辞去上海美专教授的职务。

唐云又开始了单纯的绘画生活。

书画庄的朋友

单纯以卖画为生的画家,举办展览会,固然可以推销自己的画作,用取得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但更重要的还要和以经营书画为业的书画庄建立关系。这时,各派的画家都云集上海,鉴赏家也自然居上海的为多,这样书画庄便应运而生。这些书画庄多集中在河南路、广东路、汉口路一带。所谓书画庄,经营的内容当然不只是单纯的书画,还经营各种宣纸、信笺、扇面,为做寿的人家做寿文,写祝寿的对联等。

画家要依靠书画庄,书画庄也需要依靠画家。每一个书画庄的背后,都需要有一批著名的、有影响的画家支撑着,否则这个书画庄就上不了档次,生意就兴隆不起来。书画庄为一些有名望的画家建立“标签”。所谓“标签”就是一个账本式的东西,上面写着画家的名字,标上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的尺寸和价格,来订画的人就根据这个标签上的价格向画家订购。每个书画庄都有几位跑街小伙计,根据购画者的要求,专门到画家的家里去取画,这是对有名的画家而言。一般的画家,只好自己把画送到书画庄,放在那里寄售。

靠近天津路的山西路上,有一家五云堂笺扇庄。荣德生创办的申新纱厂的经理部就坐落在天津路上。荣德生每天要来这里上班自不用说,还有一批高级职员也都在经理部上班。在荣氏家族及高级职员中,有不少都是书画爱好者,收藏各家的作品,像荣毅仁就专门收藏各家的梅花。申新纱厂经理部的人,在工余饭后,都欢喜到五云堂转转,口袋里装着钱,碰到喜欢的就买上一件两件。有的人虽然不是太喜欢收藏,但由于书画不会贬值,积蓄些钱买几张书画放着,要比把钱存在银行里更好。

有一天,荣毅仁来到五云堂,对老板说:“别人的画我都有了,就是唐云的画没有,你这里有没有他的画?”

同荣毅仁一起来的还有荣德其,也在一旁说:“这个杭州的唐伯虎像苏州的唐伯虎一样走红,越是走红的画家,画越是难以搞到。”

老板一翻标签本,还没有为唐云立下“户口”,就随口说:“我们是小店,他的东西还没有送来过。”

“我去试试看。”站在柜台旁的小伙计说。这个小伙计此时才十九岁,名叫沈智毅,苏州东山镇人。

“如果能搞到,我要四张方的,四张圆的。”荣德其说。

“不见得就能搞到啊。”荣毅仁似乎不大有信心。

“成不成,我跑一趟试试看。”沈智毅说。

过了几天,沈智毅来到洛阳村唐云的住处。

“你来做啥?”沈智毅一进门,唐云就这样问道。

“来看看你的画,有人想买你的画。”沈智毅年纪虽小,已经知道如何才能调动画家的胃口。

唐云见沈智毅还是一个毛头孩子,有些不大相信,还以为是个小调皮来耍弄他呢。

“多少润笔?”沈智毅一开口就说的是行话。书画是一种文化,买卖也多在文人圈子里,如果一张口就是“这张画多少钱”,当然有些不雅,只有用“润笔”来代替价钱才最为恰当,正如教书的先生收取学费时,把学费说成“束修”一样。在中国,文人和画家的地位一向是不高的,但又非常爱面子,不愿把钱的事说得赤裸裸,为了活命,又不能不谈钱,所以只好用“润笔”、“束修”之类的文雅字来代替。

看到沈智毅真的要买画,唐云递给他一张“润例”,然后把他带进屋内。

沈智毅走进室内,便感到大上海太委屈“杭州唐伯虎”了,怎么住这样小的房子?室内有一张床,床上挂起帐子,帐子上挂着四张条幅,其中有一张画了十二个不倒翁。沈智毅看了顿然有股清新之感。他们两人谈的结果,四张画一百三十元大洋。沈智毅立刻把钱付上,把画拿走了。

路过马公愚处,沈智毅又去看看马公愚。马公愚把画打开一看,十分欢喜,暗暗地想把它买下来,就问沈智毅:“四张画多少润笔?”

“一百三十元。”沈智毅实打实地说。

“这四张画给我,我给你润笔为五百元的字。”马公愚说。

“不行,这是别人订好的。”沈智毅不肯相让。

“给你写八百元的字!”马公愚仍然坚持要把四张画留下来。

对马公愚的固执,沈智毅是没有办法的。马公愚是海上书法名家,做寿、写招牌都要找他,五云堂笺扇庄,经常是有求于马公愚的。尽管马公愚写的条幅不太容易售出,沈智毅还是拿了他价值八百元的字,把四张画留了下来。

荣毅仁和荣德其那里怎么交代呢?他们五云堂是做生意的,生意人不能不讲信用啊。

三天之后,沈智毅又到唐云家里去了。

“你怎么又来了?”这一次,唐云是明知故问。

“来拿画。”沈智毅说。

这次,唐云又给他画了四张。

画好之后,沈智毅并没有卷起画就走,而是很殷勤的样子,给唐云收拾一下杂乱的房间,又给唐云理纸磨墨。这次,他给唐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之后,只要沈智毅到唐云家去取画,唐云总不会让他空手而回。唐云救活了五云堂。有唐云在前面开路,五云堂笺扇庄就正式做起名人字画的生意,来这里订购字画的买主也多了起来。这个笺扇庄的生意兴隆,以后就改为专门经营书画的“五云堂”,和“朵云轩”、“荣宝斋”、“九华堂”分庭抗礼了。

唐云经常进出的还是坐落在河南路上的九华堂笺扇庄。

九华堂笺扇庄最早从苏州创业,称苏记九华堂。老板是迁居苏州的绍兴人。后来苏记九华堂有一部分迁到上海,开始名为原九华堂。迁往上海不久,弟兄分家,一分为二,河南路西首的叫“九华堂原记”,后又改为“裕记九华堂”,请汪乐山主持,在河南路东首的一家叫“九华堂宝记”。老老板死了,老板娘叫自己的侄子主持九华堂的事务。不久因对侄子的工作不称心,老板娘就把侄子辞退了。宝记九华堂由老板娘的学生吴耀祺当经理。

唐云经常进出的就是宝记九华堂。

九华堂经营的字画都是出自上海名家的手笔。当时名噪海上画坛的“三吴一冯”的作品都在这里出售。三吴之中有吴徵,以清四家之一的王原祁为宗,其山水自成一家,为当时的巨擘;再一吴就是吴湖帆。吴湖帆于山水花卉无不精,其山水步娄东二王,低回于吴门画派的文徵明和唐寅,涉猎宋元,其画风明丽稠密,才调清新。还有一吴即是吴子深,能画山水,一冯即是冯超然。冯超然为当代山水名家陆俨少的老师,兼擅山水、仕女,笔意温婉,山水兼得文徵明之情趣,仕女近仇十洲而后的画派。这“三吴一冯”,实以吴湖帆为魁首。以价格而论,这些名家的每尺画要四十元,按当时的行情可买五六担大米。在这样名家林立的九华堂,唐云的画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是很不容易的。

唐云的画在九华堂出售,开始都是由若瓢送去。另外还有王小摩也经常为唐云跑九华堂。后来,唐云就亲登九华堂之门。当时在九华堂坐堂主持经营的郁文华眼里,唐云修长的身材,和善的面孔,更使他显得风度翩翩,看上去就是一位非常正派的文人。

使九华堂的老板和伙计震动的还不是唐云的画,而是他的鉴赏眼光。当时,有一位从江北来的卖主,带来一张题款为八大山人的绢本山水。许多人看了之后,都认为是一张假画。但画的主人脱手心切,九华堂的伙计朱星三便以八角钱的代价把它买了下来。

一天,唐云又来到九华堂。朱星三将此画拿给唐云看,八大山人的这张山水的特异光彩在吸引着他。

“你们哪里买来的这张画?”唐云问。

“一位外地人拿来卖的。”朱星三说。

“是你们留着创牌子的,还是要卖的?”唐云问。

“当然要卖的,不过——”

“这张画卖给我。”没等朱星三说完,唐云就决定买下。

“不过,这是一张假画!”朱星三有点惊异地说。

“我看你还是别吃这碗饭了,这样好的画,你们怎能以假画来对待。”唐云说。

朱星三以八角钱把它买进,唐云要买,又是假画,价钱就不好说了。

“我是当真画买的。”唐云说。

最后,唐云以三十元将这张画买进。原来这是一张南宋无款绢本山水,八大山人是后加款。到了1950年,唐云的一位朋友生活有困难,他就把这张画送给了那位朋友。后来上海博物馆以五百元的价钱将这张画购进,现在这张画为上海博物馆的珍品。

又一次,九华堂买进一张无款的山水,很像唐寅一路的画风。九华堂却以为是清代画家临摹唐寅的假画,随意地挂在厅堂里,很少有人理会。

后来,唐云来到九华堂,他虽然无法推断是谁的作品,但从画的气息上判断,肯定这是一张南宋人的画笔。当时,这张画就被唐云买进。后来,一位朋友的生活有了困难,唐云无力相助,就把这张画重新装裱,送给了朋友,要他拿去卖掉换钱花。这张无款南宋山水,后来也被上海博物馆购进,现在被列为一等收藏品。

对唐云的鉴赏眼力,九华堂的老板吴耀祺极为赞赏,他说:“唐云的眼力这样好,他的画将来必然要超群出众,在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

开拓花鸟画的新领域

随着唐云声望的提高,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买他画的人多了,使他感到画山水太慢。画一幅山水,要一次次地渲染,他的艺术态度又严肃认真,不肯马虎草率从事。再说,荒疏的作品,在上海也无法打开市场,这样就常常使唐云有一种“供不应求”之感。

于是,唐云想从山水转向花鸟。他虽然偶尔也画些花鸟,但毕竟不是他的所长,他要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不敢轻易地作这样的转变。

当时上海画坛,旗鼓称雄的健将,不只是“三吴一冯”,而是大有人在。不要说号称“四任”的任渭长、任阜长、任伯年、任立凡的流风在执画坛的牛耳,还有以奇崛质朴而独步画坛的虚谷,丰腴而秾丽的赵之谦,刚劲拙厚的蒲华的流风还在起着巨大的影响。老一辈画家中的有风靡大江南北的吴昌硕,温润而平淡的陆廉夫,擅写青绿山水的吴穀祥,以写佛教画著称的王震,参用西法、遂出新意的程璋,隽峭多姿、时推高手的郑昶,都还称雄于画坛。同辈的画家中,更是千帆竞发,争雄于画坛。像吴湖帆、吴待秋、吴徵自不用说了,其他还有威震南北的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以写山水梅石而扬名的钱瘦铁,山水名家贺天健,清丽温静的花鸟画派江寒汀,笔力纵横、时出新意的谢之光,吴昌硕的继起者王个簃,浑拙壮伟的朱屺瞻,画云水尤称独绝的陆俨少,美术教育家刘海粟,深得恽南田没骨法三昧的张大壮,笔墨凝重的来楚生……在这样一批高手云集的层层包围之中,如何才能跨出新的一步,唐云不能不慎重地考虑。

唐云有他自己的主见。海上画家云集,流派纷呈,学任何一家一派,都没有出路,特别是对风行一时的画派,他认为更不可以学,学了则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跑。唐云是不甘心随波逐流、跟着别人跑的画家,他认为各派有各派的看法,每派有每派的特点。当时的画坛风气也好,彼此之间不搞文人相轻,各种流派都能坐在一起,谈诗,谈画,看法虽不同,但仍不妨为朋友切磋琢磨。邓散木与唐云可谓挚友,在交往之中,兴之所至,先后为唐云刻了不少印章,但唐云一直很少钤用。对此,邓散木虽然有着“谁怜风流高格调”的伤感,但仍不失为朋友,他有一次对唐云自我解嘲说:“你的画件,不用我的印,但也不等于我的印就刻得不好。”画坛的气度,可见一斑。

唐云认为,画家之间相互影响渗透,海上画派才能更具特色。唐云的主张是:世界上的绘画不能搞一种颜色,要有多种颜色,没有多种颜色,画坛就不能五彩缤纷。各人的经历不同,心境不同,经验也不同,画出来的画就不可能是一种风格,一种流派。一个画家不只是在古代绘画中汲取营养,还要对同时代的艺术兼容并蓄。

唐云从山水转向花卉,是从华嵒(号新罗山人)开始,然后又吸收了金冬心。华新罗的清秀,金冬心的拙朴,唐云追求自己的花卉以清新俊逸为主格,再参以拙朴浑厚的风韵。这样,唐云的花卉就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中走去。

在绘事的讨论交流中,唐云与朱屺瞻、钱铸九的艺术见解比较接近,三人合作的画也逐渐地多了起来。他们还请来楚生、汪大铁刻了印:“朱屺瞻、唐云、钱鼎合作记。”三人还联合举办了“三友画展”。这次画展虽然没有引起怎样的轰动,唐云的花鸟总算在展览会上亮相了。

当时正是国难当头,唐云在他的花鸟画中都寄寓着爱国之情。唐云和朱屺瞻合作的《割烹图》、《蛇逐蛙图》,都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丑恶行为,画上题的都是姜丹书集的前人的句子,以古讽今。在这期间,唐云还作了一幅四尺中堂《青绿山水》,画上是一个儿童骑在牛背上放鹞子,有杨柳飘拂,画上题句为:“杨柳千条尽向西。”唐云还画了一张菩萨像,菩萨的脚下有两小儿在拜,画上题句为“无法可说”,都是对当时政治的讽刺。

在唐云的花鸟画中,像这样政治寓意明显的作品,毕竟不多,他的大量作品还是满足于欣赏者的口味。有人要买一张金鱼,唐云就画一张金鱼;有人要杨柳鲫鱼,他就画杨柳鲫鱼;有人要画荷花鲹条鱼,他就画荷花鲹条鱼。有时为了使一张画能满足多方面欣赏者的欢喜,他就把几种鱼画在一起,再画些浮萍和水草,画面上显得很热闹。

一个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既要讨欣赏者的欢喜,又要保持画的清新飘逸的高格调,而不使自己的画风走向世俗化,这是很不容易的。有的画家虽然天赋和基础都很好,为生活计,只是讨好欣赏者,使自己的绘画个性消失了,格调变得低下了,最后使自己的绘画艺术走上穷途末路。这时的唐云不是没有这种危险。但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能把握着自己,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

笔者曾和唐云讨论过:朱屺瞻是酱园店的老板,他画画是性情所致,不为生活所迫,可以不考虑欣赏者的意见,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画。吴湖帆出身于书画之家,家境颇富,家中收藏又多,也可以不考虑有没有人买他的画,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去画。还有像张大千,他在自己的画还没有得到社会承认之前,以造假石涛来维持生活,既在模仿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不会因生活而为流俗所侵。还有一些画家,性格倔强,不愿为世俗所扰,坚持表现自己的风格个性,画虽然不错,但不为一般欣赏者所理解,生活穷困潦倒,像来楚生就是这样。因为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形,买得起画的人,不懂画,懂得画的人,往往又无钱买画。唯有唐云无法像以上几种画家那样,他需要生活,生活需要钱;他又需要艺术,要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个性。一般画家难以做到两者兼顾,而唐云为什么能做到呢?

唐云认为,自己的经验在于:一是临摹古画,时刻不忘基本功。他卖画所得,也不完全是花在生活上,将很大一部分用来买古画,作为借鉴之用。二是吸收时代的气息,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旅游写生便是最好的办法。他曾和施叔范、唐大郎、卢溢芳、邓散木、白蕉等人去嘉兴南湖烟雨楼,做诗联,描绘自然风景。三是提高文学修养。唐云的诗本来就有基础,因为精力都花在作画上,对诗不可能花太多的精力,但是他的这一批朋友中,诗都写得很好,这于他对诗的素养的提高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唐云的诗做得如何,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为佐证。唐云的朋友邓散木好作长夜之饮。一天,邓散木的姐姐、白蕉、金雄白在邓家饮酒。刚端酒杯,沈子丞走了进来,展示唐云新作《鼠烛图》相与欣赏。此图应属于唐云的花鸟画作品之列。邓散木审视再三,喟然叹曰:“你看那只大烛,竟然一笔就了,真正是狮子捕兔,气力万千;再看那烛焰,外内中三色面面俱到,简直梵宫琳宇,莲花宝炬,写活了,写活了,好你个唐云,你要‘反出长安’的了!”

“老铁,何不题上它一首诗呢?”白蕉逗着邓散木。

邓散木听了仰天大笑。稍停,他正色地说:“诗?我的诗,用典,少不了稼轩之掉书袋;凑韵,免不了向《佩文韵府》讨生活。唐云是什么人?他把东坡乐府快都细嚼缓咽尽了,‘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这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在他的画上题诗,你们看我醉了不成?”

邓散木的老姐姐指着壁上“三长两短之斋”那块小匾,诘问散木:“蠢话!你不是向来总说你的诗写得最好吗?”

邓散木喷酒大笑:“那只是‘于无佛处称尊’罢了,如今座上便有白蕉兄的‘五字长城’,岂敢岂敢!”

唐云不仅以画为世所称,兴之所至,间亦治印,奏刀凿石,每成新意,而甚妙处,往往无迹可寻,即使治印高手,也难以找出破绽。在他六十岁之后,还挥刀为笔者治一“大泽乡人”白文印,篆刻大师来楚生看了,连连称赞:“药翁身手不凡,力能扛鼎。”

明代篆刻大家梁千秋,在甲申城破之日治“读书不求甚解”一印,为钱鼎收藏,邓散木每每称赞,唐云却不以为然,就其中的“甚”字,两人辩论甚烈。邓散木性格倔强,终未降心相从。有一次辩论之烈,使唐云遽起,拿起大笔,以自己的意思篆了一个“甚”字相示,这时邓散木才心悦诚服,并在印章刻以边识“瑶池仙姜,愈老愈辣”,把这方印章收藏了。

邓散木尝刻“後来新妇”一印,苦于“後”字难以安排,旋即磨去,几乎是七易其稿,犹在沉吟。这时,唐云恰巧到来,邓散木说了自己刻此印的苦恼,并说:“怕是又得劳阁下出点鬼主意了。”

唐云取印一看,没有马上回答,就到楼下吃酒去了。这一天,邓散木的夫人张建权亲自掌勺,特制葱烤鲫鱼佐酒。当唐云夹葱时,箸间若古藤纠缠,难解难分,邓散木见状呼道:“不要直拉,横扯就行了。”唐云照着邓散木的说法,轻轻横扯,果然轻而易举地把葱拉开。此时,唐云突然惊呼:“有了!有了!”边说边抽出筷子,在杯中蘸酒,往桌上一口气书写三个“後”字右半。邓散木凑近一看,狂喜叫绝:“这下我也有了,这叫‘移樽就教大石翁,忽得三(幺夂)我二知’(‘二知’在此系指‘後’字左半之‘双人旁’而言)。”在旁边观看的张建权,转嗔为喜续曰:“谁怜风流高格调,冷却鲫鱼背上丝!”相与大笑,满座皆喜。

画展的“三昧”与十三根金条

经过几番的筹措,唐云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在宁波同乡会会馆正式展出了。

此时正是1941年。

这次展出的近百幅作品,有山水、花卉、翎毛、人物、走兽,表现出唐云的全能才艺。

这次画展,不只是表现出唐云的多才多艺,也表现出唐云的朋友也多了。书画界的朋友自不用说,其他还有医生、教师、艺人,也有善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者。办画展,要把画卖出去,少了这些附庸风雅的人还真不行。

在举行“杯水画展”的时候,唐云的心情是远不如这次自信,所以对请人“捧场”的事情,也就不像“杯水画展”时那样急切了。他知道自然会有人来为他捧场。

当时的书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某一同行举办画展,画家都要到展览会上订购一张两张的,以此来显示这位画家的行情不错,抬高身价。可以说没有一个画家是例外的。别的画家办画展,唐云也都去订购过画件,今天他举办个人画展,过去被他捧过场的人,这次当然要来捧他场了。捧场的事也很简单,在画轴上贴上一张红纸条子,表示“名画有主”。这些贴了红纸条的画,有的是真卖,有的只是装装样子,后者要是遇上真正的买主,那红纸条就得赶紧取下,让给别人的。

对此,唐云是十分清楚的。

另一类为唐云画展捧场的朋友,就是那几位舞文弄墨的小报记者:补白大王郑逸梅,有上海滩上一支笔之誉的唐大郎,能全面出击的卢溢芳,报界酒仙龚之方,出版界的平襟亚,诗人施叔范。特别是对小报记者,在举办“杯水画展”时,他们和唐云还只是一面之交,这时都服膺在唐云的麾下,成为唐云的契友了。

唐云为什么偏偏和这些小报记者交上了朋友?

所谓小报,就是小型的报纸,往往是四开张,隔日刊、三日刊不等。根据报史,上海的小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第一张小报名为《游戏报》,创办人是大名鼎鼎别署南亭亭长的李伯元,以后又有刘束轩所办的《新游戏报》,顾名思义,那是属于娱乐性的一种刊物,内容除游艺外,大都是谈戏剧的文字,绝无政治意味和社会新闻,纯系酒后茶余的消闲读物。

小报的风格大变始于《晶报》,以“晶”命名,原为三日刊的意思。它本是《神州日报》的附属品,由安徽人余大雄主持。余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头脑甚新,在报纸版面的编辑方面有着革命性,内容方面,更注意延请名家执笔,于是一炮而红,打入上层社会,销路大增,在新闻界产生了影响。执笔撰稿的多为当时的名士:包天笑、钱芥尘、袁寒云、张丹斧、毕倚虹,南北剧评家有冯小隐、冯叔鸾(即马二先生)、徐彬彬、张肖伧、苏少卿、舒舍予。可谓“天下英才,一网打尽”。

继《晶报》后起的有《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罗宾汉》报、《东方日报》、《社会日报》。这些小报自三日刊进而为小型日报之后,奠定了它于社会新闻的地位,销路盛极一时,人才之丰富,也有胜于大报。小报记者笔下有充分自由,已经成为小报的习惯,作家的作品不为大报所采纳,都流向小报。有的在大报工作的能文之士,有时为了技痒,有时则为了发泄,一有题材,写了文章,也投向小报。无论是人才,还是内容,小型报纸都远胜于大报。唐云的朋友都是这些小报的名流。

唐云所以和小报有着那样的密切关系,实在是为他的好交友的性格所致。首先这些小报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多为中间色彩;二是小报多才子,唐云的爱才之心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三是小报的文章生动活泼,多社会新闻,和中下层人士的生活比较接近。这些小报,也把唐云的展览、新作、逸事见诸报端,起到一种“捧场”的作用。名声渐起的唐云,已经不把为他“捧场”的文字看得怎么重要,这不只是有唐云当时的心境可以证明,而此后唐云的一生已证明了他是一个不逐名利的人,他是一位极纯真的画师。

这次画展期间,唐云的朋友写了许多文章在报上发表,唐云都不以为然。画展期间的一次聚会,白蕉说:“唐大石确是一位纯真的画家,处处都能看到他的英雄本色;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庄子也说:‘赤子之累多矣!’以上三句都能见诸他的一身。”

“老唐的君子之风,也表现在他的画上。”卢溢芳说。

“哪有那么好,我只不过会画几笔罢了,骂杀与捧杀,我都不够资格。”唐云的话虽是谦辞,但的确很真诚。

“我们的文章是白写了。”唐大郎跳了起来。

“文章没有白写,你的一份情我已经领了。画家为生计所迫开画展,并不像你文章说的有那种愉快,此中的诚惶诚恐的心情,别人是不得体味的。”唐云说得有些凄婉。

上海滩的几年生活,唐云也参加过不少朋友的画展,自己也与别人合作办了画展,此时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来参观画展的人,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在画幅前指指点点,嘁嘁喳喳,有的真笑,有的苦笑,有的撇嘴,有的摇头,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挤眉弄眼,说这一幅像石涛,说那一幅像八大,这一笔像新罗山人,那一笔又像金冬心。可是画家自己呢?评论者多少看不出。至于那些来订购画件的,有的不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是仁人君子前来解囊救命。对此,唐云看得多,体味也深。

画坛能有几位画家不被市场行情牵着鼻子走呢?唐云看到画界朋友辈的人物,每当画展结束之后,检视行箧,卖出去的是哪些,剩下的又是哪些,以此来总结经验。结果就发现:着色者易卖,山水中有人物者易卖,花卉中有翎毛者易卖,工细而繁杂者易卖,霸悍粗犷吓人惊俗者易卖,章法奇特而狂态可掬者易卖,总而言之,有卖相者易于脱手,无卖相者只好留下来自我欣赏了。绘画艺术水准就在这买者之间无形中被规定了。下次开画展的时候,多点石绿,多泼胭脂,多涂花青,山水里不要忘记了画小人,空山不见人是不行的;花卉里别忘了画只小鸟,至少也要添上个知了、螳螂之类的小虫儿;山水要细皴慢点,回环曲折,要有层峦叠嶂,要有亭台楼阁……这样,前来观赏的人,写文章的人,自然又会热闹一番,说什么“别有新意”、“新的发展”、“成功之作”。可是画家自己呢?

对此,唐云的心中不免感到隐隐的悲哀:照此下去,绘画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是不是要摆脱这个世俗,由着自己的兴致去画呢?此时的唐云还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唐云总是处于这种自由与不自由,有我与无我的矛盾之中。

即使有着如此的心境,也并没有影响唐云这次画展的成功,其标准就是:展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还被复订数次,收入是十三根金条。

唐云的生活虽然比刚来上海时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等米下锅”的困境。虽然在洛阳村有了落脚的地方,但房子很小,十四口人挤在一起,除了几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添置。因此,在举办这次画展之前,沈智毅就帮他定做了一套家具,准备用这次画展卖画的钱作为买家具的付款。

但是,画展刚刚结束,这十三根金条还没有进家,就被唐云散尽。这个钱既没有花在赌场上,也没有花在情场上,而是用来周济穷朋友渡难关去了。在这种战乱时期,唐云不但有许多老朋友流落到上海,他来到上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不少是穷朋友。这些穷朋友可能有些雕虫小技,有的可能有几分才气,有的可能与唐云性情投合,但都经济拮据,无法养家糊口,于是他就把卖画的钱接济他们。对一些富朋友,唐云则要他们买自己的画,用这笔钱周济别人,他说:“这是用富朋友养活穷朋友。”他付出的是自己的“艺术劳动”,扪心无愧。唐云就是有这种侠肝义胆,自己口袋里有两个铜板,他要分给别人一个;自己口袋里有一个铜板,他也掰一半给别人;自己的口袋里没有铜板,他会去借铜板帮助朋友,和朋友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那套订制的家具早已做好,就等着这笔钱到手付款去取,但是到手的钱已被唐云分光,再也无钱去买整套家具了。但是家具店不愿意退货,因为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是很不吉利的事情。最后经协商,只买来一只画柜,其他几件都退了货。时间虽已过去了五十多年,但这只画柜还在唐云的床边伴随着他,储藏着他沥尽心血收藏的茶壶和砚石。

诗画难驱深愁

唐云虽是以名士派的风度闻于社会,但他的心底却积郁着羁愁。他住的江苏路上,经常有饿死的童尸弃掷于路边。他的第四个孩子,刚过周岁,正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因患病未能及时医治而夭折。虽然逸览、成览两儿出世,也无法解除四儿夭折的痛苦。现在回忆起孩子的早逝,他的心中还是有一阵隐痛的,说:“那孩子好玩,让他坐在画案上,他不去乱摸画案上的东西。”唐云至今有个习惯,不欢喜别人摆弄他画案上的东西。

经济所累,家事的繁重,使夫人俞亚声无暇再摆弄笔墨,当起了家庭主妇,渐渐与丹青绝缘,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家中等米下锅,那卖画所得十三根金条没有进家门,俞亚声曾与唐云发生一场风波。唐云不理家务,一切以画事为第一,他无法理解俞亚声的苦衷。当然,他和俞亚声之间的风波无伤大雅。

海上画家和唐云往来颇佳的还有吴待秋。在唐云的眼里,吴待秋属于老师辈的人物,他对吴氏非常尊敬。吴待秋对唐云也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不和社会交往,深居简出,经常约唐云去他家四明村喝酒,让唐云欣赏他收藏的古代书画。在吴待秋家里,唐云看了不少古代书画,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

吴待秋是一位性格很倔强的老人,办事也极顶真。请他画画,严格按照润笔价格收费,一是一,二是二,多一寸就多收一寸的价钱,也不克扣别人,一寸也不欠人家的。有一次九华堂要他画四尺中堂,一量是四尺一寸,他问买画的人:“这一寸怎么讲?”要这一寸就要多付一寸的钱,不要这一寸他就裁去。他的学生沈觉初站在旁边,说:“老师,这有什么意思呢?”

“怎么没有意思?他拿去是卖钞票的,一寸也不会少收人家的钱。”吴待秋说。

有的来求画者,如果事先讲明,付不起润笔费,想弄一张玩玩,吴待秋会很慷慨地画一张送给朋友,他说:“不能把友情卖光。”

唐云去吴待秋家,有时和王福庵相遇,他们在一起讨论画艺。吴待秋总是认为:画已经变成商品,没有什么清高的事情,如果一个强盗用抢来的钱买我们的画,我们能说不卖给他?

吴待秋常对沈觉初说:“画是商品,人家花了钱,我马上就画给人家,我死了也不欠人家的债。”

吴昌硕和吴待秋很相知。吴昌硕不善山水,有人求他画山水,他就画一张花卉送给吴待秋,请吴待秋为他代笔画一幅山水。

吴待秋家绘画三代相传,他的父亲吴伯滔是知名画家,儿子吴养木也学画山水。吴养木学画时,很像吴待秋的风貌,但当时还不卖钱,社会上请他画了,就换上吴待秋的款,冒充吴待秋的作品。有一次,一位朋友拿了一张无款的山水,要吴待秋补题款识,吴待秋看了,认为是自己的早期作品,正要题款时,吴养木看了说:“这是我画的。”

当时上海有一家张记老酒店。酒店的小老板给自己的父亲画了一张人头像,需要补衣服和背景,找到吴待秋的门上。

吴待秋告诉来人:“从价钱来讲,山水是花卉的一倍,青绿山水是一般山水的四倍,补景又是青绿山水的四倍,这个价钱你问他要不要画?”来人去问了小老板之后回话:“要画的。”

补好背景之后,吴待秋通知来人取画,来人说:“先把画拿去再来付款。”

“别的画可以,就是这张画不行。”吴待秋坚持。

酒店小老板已经投靠日本侵略者,当时在上海颇有些势力,对吴待秋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心里很恼火,说:“我不要了,看他能怎样?”

“你再去问问,他是真的不要了,还是假的不要了,如果他真的不要了,我就裱好挂在九华堂的橱窗里,卖他的老子,看他要不要。”吴待秋极为固执,丝毫不退让。

最后,这位小老板还是如数付款,把这张画像取走了。

对吴待秋的这样的人格,唐云是很尊敬的。

吴待秋的学生沈觉初,小唐云五岁,此时正就职于上海西泠印社,跟吴待秋学山水,为人诚恳老实。这时社会传闻沈觉初造吴待秋的假画。此话传到吴待秋的耳边,吴待秋说:“要说别人造我的假画,或许可信;说觉初造我的假画,我不相信,一是他的功夫还不到,即使功夫到了,他也不会那样干。”

沈觉初治印很精,但感到学画发展前途不大,心中有些苦恼。唐云得知以后,就为他出谋划策。沈觉初的刀功很好,唐云就建议他刻竹。刻竹,是我国传统艺术,清代之前,都以浮刻为主,唐云为沈觉初设计,要他单刀深刻,这样刻出的效果特好。沈觉初刻臂搁,刻扇,都是唐云无代价地为他设计,为他作画,刻好之后,唐云又去为他推销。所谓推销,当然不是到市场去推销,而是向富有的朋友推销。唐云有一位朋友邵达成,是纱厂老板,还有一位朋友陆南山,是著名的中医,两人都爱好收藏。沈觉初刻好的作品,唐云就送到他们家中,要他们买下。这样,沈觉初的生活才安定下来,从此走上了治印、刻砚、刻竹的艺术道路。

唐云的这种义胆侠心,吴待秋也极为赏识。有一次,吴待秋为唐云画了一幅钟馗扇面,在扇子的另一面上题写着:“十万一担米,五千一尺布,新鬼日日增无数,老鬼不愁无大脯。”

这是讽刺日伪时期的物价飞涨。

“连鬼都穷得要命,老鬼吃新鬼也呒啥吃头,应该让老鬼新鬼都去吃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唐云借题发挥了一通,以泄胸中的义愤。

除了画画,唐云有时也陪着朋友到百乐门舞厅去跳舞。百乐门舞厅没有伴舞的舞女,要跳舞的人就自己带舞伴去。

百乐门是当时上海高级舞厅,墙壁及地板的装饰都非常讲究,华丽而有弹性,很适宜跳舞。来这里跳舞的各色人等都有,也是文化界进步人士交流情况的进出之地。在这里,唐云又结识了文化界许多知名的进步人士。但是,唐云不会跳舞。朋友们带着舞伴在跳舞,他就坐在旁边喝酒以消除无聊的情绪。因为是舞厅,是不备下酒菜的,有时他也以茶代酒,消解忧郁。唐云很风趣地说:“他们过了舞瘾,我过了酒瘾。”

朋友们跳舞喝酒之后,就在一起做诗。有一次,他和几位朋友从百乐门舞厅出来,大家都闷闷不乐,就找一个地方去作诗。好多诗都是随做随扔的,既不留诗稿,也不在报上发表,有些诗在当时的时局下,也不宜发表。当时的著名诗人黄太玄的诗兴最好,他把在百乐门作的许多诗都保存了下来,为唐云书写在一张扇面上。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这张扇面仍为唐云珍藏着。

万感苍茫井史沉,夕阳斜堕酒杯深;

等闲唯有诗书画,聊慰当前破碎心。

何来侠少五陵俦,向晚飚车约俊游;

正是华灯先月上,珠光宝气照迷楼。

纸醉金迷不夜天,罗浮蛱蝶总翩翩;

乐声曼妙歌声腻,舞态居然掌上仙。

宫中真见肉屏风,屐舄交传絮语喁;

未必无遮能胜此,菩提明镜本来空。

雪藕佳人炯坐时,调水手软让冰知;

老人微作拈花笑,镜里蛾眉讵尽痴。

儿女情怀关至性,风流放荡未全纵;

但思国破家亡后,垂死春蚕命亦微。

两年血灌自由花,孤岛声歌隔海槎;

等是娲王真种子,几多白骨委尘沙。

域净琉璃最上层,丝怀淡后冷红冰;

玉阶凉露清于水,欲散羁愁愧未能。

羁愁难散,这就是唐云那时的一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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