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曾经大病一场。
那时我还很小，没有什么记忆。等我长大一些，常听人说哥哥生病的事，听大家的口气，那是一场不小的磨难。
三姐才四岁，只记得父亲背着哥哥出门，一直没有回家。天晚了，三姐找母亲要晚饭吃，见母亲拎着猪食桶站在东河边。对岸的二婶问母亲：“校长有信了吗？”
“没有信。”母亲说着就哭了。三姐模糊地觉得哥哥病得很重，跟着母亲哭了。
夜里，三姐醒来，屋里的灯亮着，母亲坐在灯下纳鞋底，满脸是泪。三姐怕极了，把头埋在被窝里不敢吭声。
二姐已经七岁，对哥哥生病的事记得很清楚。
哥哥的脖子上长了个肿块，父亲天天搀哥哥出门看病，直到太阳落山前才到家。有时天已黑漆漆的了，还不见父亲和哥哥的身影，母亲就站在西墙根朝村前的路口望着。
一次，父亲带哥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三天后，父亲才背着哥哥从田野边走回来。父亲十分疲惫，哥哥出奇地清瘦，黑亮的眼睛出奇地大。
母亲装着笑，站在火炉前，用药罐熬药给哥哥吃。哥哥也笑眯眯的，拿下挂在墙上的胡琴，坐在木凳上拉琴给母亲听。
等哥哥出门看鸽子后，母亲落泪了。邻居二婶劝着母亲：“师娘，别这么哭，别让文轩听见了。”
不久，村里有一个小男孩在半夜里病死了，他的脖子上长了和哥哥一样的肿块。父亲、母亲、老师以及村里的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瞒着哥哥，不让哥哥知道那个小男孩已经死了。
哥哥在大家面前装着不知道，显得很快乐，可背着我们独自坐在河边偷偷地哭。
邻居二婶透过自家的窗户看到了这一幕，对二爷说：“文轩真懂事。”
哥哥脖子上的肿块迅速长大，离医生预见的那个日子越来越近。父亲依然不死心，背着哥哥出门求医，一直没有回来。
母亲时常哭，却从来不和姐姐们提起哥哥，只是细心地帮哥哥喂养着鸽子，看着湛蓝的天空下飞旋的鸽子，一看就是半天。
姐姐们也从来不问母亲，父亲和哥哥什么时候回家？只是默默地帮母亲照看我。大姐和二姐轮流背我，逢到上课，大姐就把我带到课堂里。我出奇地乖，坐在课堂里很安静。
一天，二姐背着我在学校家祠后面的竹林里看小鸟，听到在家祠里办公的老师们谈论：“校长一直没有回来，看样子文轩的病非常重了。”“校长和师娘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怎么过啊。”
二姐听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哭了一会，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后回家。回到家，我喊肚子饿了，闹着要吃饭。大姐背我到田头找母亲，见母亲坐在田埂上发呆，便没有惊动母亲，背着我回家了。一到家，大姐边掉泪边说母亲又想哥哥了。
二姐逞能烧午饭，米放多了，一煮膨胀开来，顶开了锅盖。二姐吓得赶紧把半生半熟的米盛到瓦盆里，再放水煮。米饭又顶到锅盖，她又盛出一些米，再放水煮。
饭终于煮出来了，大姐怕母亲看到瓦盆里半生半熟的米，让二姐站在门口等母亲，自己把瓦盆里的米偷偷地倒在猪食盆里，冲着猪喊：“快吃，快吃。”
母亲回来，见午饭做好了，很吃惊，笑了。这是哥哥生病后，母亲第一次笑。
父亲带哥哥到哪儿治病了？一家人都不知道，日子越久，大家的心揪得越紧。
初冬的黄昏，夕阳的余晖大把大把地洒在西墙头的鸽笼上，一群鸽子从外面飞回来，飞到校园的上空，低低地盘旋着。
孩子们站在教室的门前看。
一个调皮的男孩叫“安吉”，他举起弹弓，“嗖”，一颗子弹射中了一只低旋的白鸽。“咕咕”两声，鸽群惊散了，一只白鸽坠落了下来。
孩子们捧着白鸽直往我家跑：“师娘，安吉把你家文轩养的鸽子射死了。”
母亲接过白鸽，眼泪直流，心里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
天越来越冷，河里结了厚厚的冰。眼看就要过年了，父亲和哥哥还没有回家。母亲、学校的老师以及村里的其他人都慌张了。
直到大年三十的晚上，父亲才背着哥哥回家。他们出门治病整整一百天。
二姐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憔悴不堪，鬓角生出了白发。哥哥清瘦得没有一丝力气，躺在竹床上。
屋里挤满了前来看望的人。
有个小孩气愤地告诉哥哥：“安吉把你的一只鸽子射死了。”
哥哥一听，眼里盈满了泪水。
当天，母亲用一只大药罐熬药，屋里又飘满了浓浓的中药味。哥哥大碗大碗地喝苦药，人一天天精神了起来。
过些日子，哥哥能放鸽子了，带着妹妹们追着鸽子跑。
父亲这才舒了口气，对母亲说：“文轩的病真的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