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说：“七老八十的人还在那里爬格子爬个不停。”言下之意，不问可知。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想；去年我还写过这样一首小诗：
盆里的丝瓜
爬满了整个窗台，
头还在向着天。
爬吧，爬吧，
我们都有这个缺点。
就人的本性而言，积极向上本无可厚非，但也要视年龄而定。且看树木，一到秋天就把叶子一片片卸下来，紧缩开支，准备过冬；而不是一味地疯长，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似的。人老了也应该检束自己，把世事看得淡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借此驱散内心的空虚与寂寞。宋词云：“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城里人无山水竹木可管，所以就借种花、养鱼等等作为消遣。我因为不善于养鱼种花，所以就挑了“爬格子”这门行当，而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赋。
二
远在“文革”后期，我因为闲着无聊，就摘抄书画家的轶事，同时还记录了不少越中方言，如今还保存着一个小册子，题曰《越语备检》，署名思衡，就是眼下这本《越中乡音漫录》的前身。最初我用“随语记录”法，就是从人们的嘴上（也包括自己的）把方言记录下来。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新鲜”，有如黄瓜刚从藤上摘下来；缺点是耗时费力太多，就像“守株待兔”，要是兔子不出现可怎么办？所以我就改用“附舟还乡”法，就是从鲁迅、周作人等越人的著作中找出例子来。这有三个好处，一是这些人的著作早已存在，所以找起来就比较有把握；二是他们已做过一番筛选的工作；三是对某些难懂的方言往往有所诠释。这些越人之中，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俩不仅是写文章的能手，也是运用方言的积极分子。我将他俩的著作（不包括翻译作品）重新看了一遍，发现那里的方言竟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多。
当然，越中方言浩如烟海，单靠“二周”等几个越人的著作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又把注意力转而致他，譬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张南庄的《何典》就是我首先想到的。古代的吴越是两个国家，虽然战争不断，但毕竟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所以在民俗语言诸方面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同时，这两部小说不仅是吴语文学中的佼佼者，还大量运用方言，其中有好多就是越人也一直在使用的。《海上花列传》好版本难找，我这一本还是该书的整理者典耀先生特地从北京寄来送我的，其中多含勉励之意。
三
有一次，我随一位师长去看望一位绍兴籍的老作家，我对他说起绍兴的方言。他说：“别看这区区的方言，要解释它还真不是一桩容易事。”他突然问我：“绍兴人说东西差叫‘息’，你知道这个字应该如何写？”我说“‘皮革’的‘革’字旁加一个‘以及’的‘及’字，据《西湖游览志余》说是‘讳低物为靸’，读若‘歇’”。但是他却说：“据鲁迅的朋友陶望潮说，这是有人把‘好歹’的‘歹’字错认为‘一朝一夕’的‘夕’字所致，开始大家都当作笑话流传，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成了一句方言了。”他还说，方言的成分很复杂，有的是方言，也就是“土语”，有的却是“外来语”，读音就不同。譬如“跑来跑去”说的是土音，独有“跑马灯”的“跑”字读若“抛”，据说这是由绍兴在北京做官的人带回来的。关于方言的读音“有例外”，我还曾见周作人在一篇《方言与官音》的文章中说过：“大概学方言难处不在发音别扭，读音有例外最是麻烦事，例如‘大’字读‘陀’（去声），用于读书时的官音则仍为‘大’，地名如‘大路大坊口’读土音，‘大云桥大善寺’却又用官音。‘水’字土音读若“史”，地名大抵一律如此，但人名如鲁迅小说中的运土本名运水，又仍读作绥（上声）而不叫作‘运史’。又如‘猪’土音读‘支’，‘桃子’读‘桃执’，‘人’读‘银’，但‘鸡子、鸭子、杏仁、朱红柿’，都还是照普通读法，不曾改变。”
四
方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一词语（包括语音、语法），二名物，三风俗（包括各种传说），都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东西。我们习惯把故乡的一条干流叫作“母亲河”，因为它不仅哺育我们长大，还是我们“游于斯，钓于斯”的好伙伴。方言不及河流具体，却也与我们有着“知痛着肉”的关系，所以也不妨称之为“母亲语”。一个人别的都可能忘记，包括后学的多种语言，只有“母亲语”是不会忘记的；不仅不会忘记，越到老年印象就越深刻。朱舜水是明末遗民，明亡后起兵反清，后来失败，就流寓日本，能操倭语，但一有机会就与身边的人说余姚话，讲浙东的民间故事，也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
从传情达意的功能来说，方言比不上大众语，即普通话。但就文学的创作而言，它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一个文学家不管他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归根到底还是属于某一地区的。譬如鲁迅像一颗流星似的划过大半个中国，但是说到底还是绍兴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会稽山下之平民”。绍兴话是他最熟悉的语言，绍兴事是他最爱听的故事。他的小说散文无人说是乡土文学，但是却包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绍兴的事不必说，绍兴的话也随处可见。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这博采口语之中，也就包括方言在内。周作人的看法也一样，他在《歌谣与方言调查》中说：“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五
上面我说了许多关于越中方言的话，仿佛要对它作一番研究似的，其实不然；我写这本小书，主要是受了“思乡的蛊惑”。所谓“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人是没有不爱他的故乡的。但是爱也有一定的内容，大概环境、人物、饮食、语言就是载体。人到老年，故乡也不可能不变，尽管高楼林立，风景如画，“但要找我的故乡只在梦里”。人物更不足恃，所谓物是人非，几十年间不仅老一辈都已作古，就是当年“排排坐，吃果果”的小伙伴也已经为数不多。饮食的变化也许少一点，但是许多食品也都在优胜劣败中消失，即使存在，也往往没福消受，不是齿牙零落，就是胃纳欠佳，孔子“三臭而不作”，实在也只能如此。只有语言好像变化不大，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年过八旬，村里的小孩子自然不会认识他，他就拿出一张“金名片”来：一口地道的萧山话。我没有朱、贺两位前辈的遭遇，但与故乡也总是处在若即若离中，从前住在富春江边，现在定居杭州城里，虽然与故乡都只有一江之隔，但是醒里梦里想的却还是以故乡的事情为多。鲁迅曾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我现在一边记录着乡音，一边就像是走在回乡的路上：
蓝天里白云绵绵，
白墙黑瓦——
映衬出青山一片。
流水绕过村庄，
好地方还在那边。
2014年5月5日写于杭州古砖街巷寓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