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
1
从潮湿的生着暗绿色苔藓的墙底，一只蜗牛一点一点地挣扎着往上爬。
它头上顶着圆锥形的往右旋的大硬壳，触角顶端耸着一对可怜的小眼睛，扁平扁平的足顽强地向上攀缘着。
一分、两分……它爬得很累，很慢，离墙顶还很远很远。
但它还是固执地爬呀爬……
有时它遇到了大不幸，无声地坠到了墙脚。
它就躺上一会儿，或半天，然后又开始了它新的悲壮的爬行……
谁也没有留心过它——除了朱安。
2
1909年的8月，树人回到了祖国。
在日本的这三年中，他没回过一次家，放弃了医学，在东京专门从事文学活动，写了许多历史、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文章，也译了不少的小说。可挫折与失败也接踵而至，译文集《域外小说集》出版了，只卖掉了二十一本；与许寿裳、周作人等筹办的《新生》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流产。
而这个时候，仍在学校读书的周作人同日本姑娘羽太信子恋爱，准备结婚，故乡母亲也需要资助。作为长兄、长子的树人，只得暂缓自己在日本的求学和事业，决定回国。他不无痛苦地对挚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13】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希望能对他有所资助。”他深爱作人，作人也敬重他——如果这是牺牲，他情愿！
回国后，树人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近一年中，只身在外，没有接眷同居。
1910年7月，他辞去这一教职，回到故乡，先后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监学，师范学校校长。
同事和学生们简直不敢相信周树人先生刚过三十，只见他身上穿一件黑色布棉袍，从秋到冬，不曾见他换过；下着一条玄色西装裤，黑袜黑皮鞋，浑身是黑；嘴里含着双刀牌香烟，一支又一支，不息地抽，每天都有四十多个烟头，在那绿玻璃的烟灰缸中，重叠出一座显赫的山来；因为胃病，经常不上饭厅，以几枚苹果香蕉充饥。所以瘦削的面部经常是苍白的颜色，仿佛是四五十岁人的那种衰颜，唇边留着一撮小髭，不常整容，特别是头发，长到一二寸，也没有修剪，根根竖起，像茅草一样地杂乱——
“周先生，你的头发怎么不去理一理？多难看啊！”有同事说。
“噢！我出钞票，你们好看？”
3
星期六的晚饭，朱安早早地做好了。
“阿婆，吃晚饭了！”
“好的！”
鲁瑞爽快地来了，并不诘问开饭的提前——她体谅媳妇的苦心，树人平时住在学堂里，只有星期六晚上才会回家来。
吃完饭，收拾完毕，朱安就习惯地走到鲁瑞房里，恭敬地依着床上的阿婆的下首坐下。她是来尽媳妇陪伴婆婆的责任的，几年中从未间断过一天。只是她生来少言少语，而最终说出来的那么几句话，又味薄趣淡，所以这例行的陪伴，主讲人倒是活泼的阿婆。
“安姑，好好歇歇！”鲁瑞见媳妇伸手去端盛着针线、剪刀、尺子、粉袋、线板的生活篮，连忙拦住了她，“放到桌上去。”
朱安端起篮子，小脚缓行，将它放到窗前桌上。
阿婆乐呵呵地笑起来：“安姑，瞧你那脚啊——”边说边将自己那双放大了的脚伸出来，一个个奔放的脚指头，自在地动着。
朱安有些发窘，又有些不安——丈夫不喜欢小脚，自己想讨他的好，下花轿时却出了丑——但她对婆婆的大脚，绝无仰慕之心，反而有些不以为然，妇道人家脚这么大，不好看，也不合规矩嘛！但她不愿讲出来，反而很有兴致地问：“听说阿婆当初放脚也不大容易啊！”
“可不是吗？”鲁瑞劲头来了，“当初我放大了脚，本家的一位长辈——算了，我不讲他的名字了——反正他绰号叫‘金鱼’，到处去说，某人放大了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
“讲得好难听啊！”朱安羞得低下了头。
鲁瑞冷冷一笑：“我才不去找他评理呢。他再说，我就回敬他，嫁外国鬼子，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
朱安掩住口，不出声气地笑了起来。她觉得阿婆讲得痛快有趣，可又觉有些不妥，究竟什么不妥，她也模模糊糊。
院子里有脚步声，接着就听见树人的声音在叫：“娘，我回来了！”
朱安赶忙站了起来：“阿婆，我上楼去了。”因为她知道，树人一回家，总是要先待在母亲屋里，和她老人家谈谈天的。
果然树人走进屋来，在母亲的床沿上坐下，把这一段时间的时事新闻讲给母亲听。
听着，听着，母亲温和地微笑起来：“好了，好了，上楼去吧！”
他又讲了起来，不过换了一个话题，讲的是他所爱吃的一种糖，叫摩尔顿糖……
“好了，好了，娘不爱听了！”母亲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他退出了母亲的屋子，挺不情愿地……
然后他又挺不情愿地走进楼上的西屋——
朱安静静地在床边抽着水烟。
树人默默地将油灯捻子挑得更明。
朱安悄悄把水烟袋放到柜子上。
树人缓缓解开从学堂带回来的一个蓝布包，拿出一大摞作文本来，翻开了第一本……他会看到一两点，或者三四点钟的……
“我睡了！”她说。
“好的。”他答。
的确是好的！——她想——他今晚毕竟是回来了啊！有时说是工作忙，到星期天白天才回来，而晚上就又回学堂了……
4
树人开始孜孜不倦地搜求起植物标本来。
假日里，他和三弟建人及工友王鹤照一起，各背一个特制的白铁筒，带着两把柄长一尺左右的铁铲，就进山去了。待植物采回来以后，树人连夜分类、烘晾，用标签标明它们的学名及性能等。
辛亥【14】年三月十八日这天，天气晴和，他们往会稽山进发。入山门后大约行了六七里，到了禹祠。只见苍老冷绿的苔藓爬满院墙，败树槁木密布于地，二三个农夫寂寥地坐在冰凉的石阶上，默默地瞅着他们。
他们折向右行，沿着会稽山的山脚又走了里把路，到达了一座小山上。
这山不很高，松树与杉树并肩生长着，有些树木生着小芒，刺着人的衣衫。
再往上走，那些生芒的树渐渐稀少了，只能见到一些花草，都是常品，他们采集了其中的两种。
好不容易爬到了山巅，只见脚下是万丈绝壁，再也不敢往前走半分了。他们小心翼翼地伏在崖边往下俯瞰，只见满山满谷的古苔，毛茸茸的像一领大裘衣，中间夹杂着一种小花，五六朵成为一簇，大约有几十簇，累积起来，有一丈左右宽。
树人又往崖边挪了挪，伸出手去，采到了离他最近的那一株。仔细端详，它一叶一花，叶碧花紫，就是世称的一叶兰——原来人们是用“一”来标明它的叶数，用“兰”来对它归类啊。
这时，细雨密集，有一位樵夫上来了，刨根问底打听他们采来何用。
“做植物标本，用来研究呀！”树人认真地向他讲明。
他不懂，摇头，大为困惑。
“做药。”树人开始骗他了。
樵夫又问：“这药有什么用呢？”
“吃了可以长生。”
“长生怎么可以凭药就办到呢？”
“这正是我之所以来找它的原因啊！”
山腰有条横路，他们于是沿着它往山下走。树人边走边想，大凡山上的纵径，如是上易下难，那么山腰必然生出一条横路来，人们不期而用之，它果真就成一条大路了，再也不会荒芜了！
5
树人开始孜孜不倦地汇集、抄录、校勘古代逸书。
每天晚上，绍兴府中学堂他那间卧室中，灯柜上铜质煤油灯到更深夜尽，都还燃着。借着这微弱的灯光，他或把头枕在床架上，聚精会神地读书；或是在北窗那张黑漆的二斗长方形桌子上与古人打交道。
他搜集和辑录了《释草小记》《南方草木状》等古代植物学著作。收入有关会稽古代历史地理逸文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汇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的《古小说钩沉》，也是这时辑录、校勘、整理成功的。
光是为了完成《古小说钩沉》，他就用宽窄相异、颜色不同的小纸条，做了六千多张资料卡片，以后又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全部写清楚后集中装订成十大本。
就这样，他一日日沉湎于其中，一日日地做下去。
有学生心疼他，关切地说：“周先生，你一歇也不歇，人要吃力的。晚上就不要写文章和看书了吧！”
树人笑着回答：“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大会觉得吃力的。所以我的抄写或看书，也就是我的休息。”
6
他真的喜欢吗？不！在内心深处，他深刻痛苦地怀疑，这是否是自己理想的、热爱的工作。
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道：“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唯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原来如此！
但社会太黑暗，家庭太寂寞，灵魂太痛苦，他又不得不如此！
而更可怖的是，他明明已意识到不该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而且还是自己主动去如此——每一刻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吃麻醉剂，但每一刻又起劲地把药往下咽……
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2月下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邀请，三十二岁的树人离绍兴去南京教育部任职。
这年4月初，南京临时政府决定迁往北京。
5月初，树人离开家乡去北京，同行者为许寿裳先生。
7
那只蜗牛，从潮湿的生着暗绿色苔藓的墙底，一点一点地挣扎着往上爬。
它头上顶着圆锥形的往右旋的大硬壳，触角顶端耸着一对可怜的小眼睛，扁平扁平的足顽强地向上攀缘着。
一分，两分……它爬得很累，很慢，离墙顶还很远很远。
但是它还是固执地爬呀爬……
突然，它遇到了大不幸，无声地坠到了墙脚。
也许是摔得太重了，它卧在那里，僵而硬，全然不动。——起来，起来，你起来又爬呀！
朱安在心里焦虑地催促着它。
8
北地是单调而乏味的！
一眼望去，灰暗的天空下横着黄苍苍的土地，间或有些草木好像也绿不成气，成了暗黄的一抹。这沉沉的黄帘子一直坠在树人的眼睛上，遮没了一切，使他觉着无趣。
5月5日下午约7时，火车到了北京城，他在前门车站下了车，投宿在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店”里。
第二天上午，他决定搬到南半截胡同路西的绍兴会馆。这会馆是从前绍兴在京做官的人出钱建立的，凡是同乡举人到京应试，或是同乡官员到京候补，都可以借住在这里。
树人走到这条胡同的北头出口时，不禁有些愕然，这不是菜市口吗？清廷杀人“弃市”之地、戊戌“六君子”殉难之处！以后时时经过，履之所践，说不定是谭嗣同鲜血涌流处呢。他心头一沉，匆匆向路西的会馆走去。
穿过门庭，迎面有一块照壁，再折向南院，小门后就是会馆管事“长班”的住房。
“哈哈，现在是你，从前是祖上——”还没等树人开腔，这位老资格的会馆太史公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先前的掌故来，“老周大人就在这住过，后来阔了，娶了姨太太，就在会馆外面住了，房子好了，架也打得多了……”
树人很不好受，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任长班将这部演义兴致勃勃地演绎下去。
老头子将他安排在西北面的藤花馆，后来为了避免吵闹，又移入西南面的补树书屋居住。
从这一夜开始，树人在这会馆里住了七年零六个月，这是他从十八岁离开绍兴老家到逝世为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地方。
而在这漫长的七年半中，他只回绍兴探亲三次，加起来为时不过八十天，其余时间则是一人在会馆中独居——他好像有家，又好像没有家；如果一定要说有家的话，这冷寂的会馆倒像他的家。
当夜，躺下还不到半小时，三四十只老而肥的臭虫就来欢迎他。树人受不了这种过分的亲热，连忙避卧到那光光的桌上。
第二日，长班换掉床板，树人才得安睡之所。
9
这房子是很老旧的，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糊着花格纸，没有玻璃，到了夏季上边糊一块绿的冷布，做成卷窗。
但旧有旧的好处，住得久了，就能领会老屋纸窗的韵味。秋风陡起时，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听得分外真切，如是换成玻璃窗，情趣就完全两样了。而一到春天，大黄风震撼着老屋，午夜躺在床上，听着呼呼之声，似乎房架子吹得都在摇动；于是，梦到江南的树人就再也不能将那场好梦续完了。夏天呢？则可以听到知了声，胡同中卖冰的冰盏声。冬天则可以听见远处的犬吠声，窗边的密雪声。
在部里上班，午饭往往就在邻近的小饭馆吃；有时就与三位同事一道，专包一顿，四人同吃，每顿共四样菜，每人每月五元。
在会馆中，饭托长班代办，菜就叫他的儿子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可口了。有客时则到胡同口外的一家有名的饭馆“广和居”去叫，但它的名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是不大叫的，要的只是炸丸子、酸辣汤等。那盘碟如猫碗狗碗一般，实在坏得可以，好在价钱便宜，只是几个铜圆罢了。
吃茶是一直不用茶壶的，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子，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
衣被脏了，则多半请人浆洗，洗净一床旧被，工钱为三十枚铜圆。
北地苦寒，刚到的头一年冬天，树人架不住冷气的煎熬，得了气管炎、胃病，牙齿也越发不好使了。他只得自己照料自己，有时去日本人开的医院看病，有时则蒸山药【15】来滋补滋补。
隆冬天寒地冻，砚水成冰，他将门上的竹帘换成布帘。又购一小白泥炉，那炉身是胶泥搪的。外刷北京特有的大白粉，像一个绍兴酒坛子，底部有炉条，肚皮上开个小洞，用来通风与捅灰，装在一个一尺多高的铁架上。
炉中木炭彤红，室内暖意融融，树人围炉独酌，炭红酒温，颇忘旅人之苦，遂用悦耳的乐音，低吟出白乐天居士的那首诗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0
嗡嗡空竹声、沙沙风车声、啪啪鞭炮声……在除夕的夜空中响着，从下午就吹起的北风，又把它们汇拢，往灰白的晚云上送。
远远的胡同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叫卖吆喝声，这是些极困顿的小贩，虽辛劳一年，也不肯早早回家度岁，还想抓住今年最后的几个时辰，在这冷风横扫的长街上，再找几个小钱：
“卖芝麻秸、松木枝儿哟！”——这是卖给人家“踩碎”用的，除夕夜将芝麻秸撒在地上，大家踩过来、踩过去，噼啪作响，踩得粉碎，“踩碎”即“踩岁”，图个吉利而已。
“买大本皇历！”——旧皇历翻到了最后一页，赶明儿得用新皇历了。这叫卖声是最沉郁不过的，谁听见都会生出一种怅惘：一年匆匆过去，人生的大历书又变薄了许多！
丁巳年【16】的除夕之夜，独坐会馆的树人又听到了这一年一次的吆喝声。
他站起来，环视这已独居了五年的小屋：
堂屋当中破旧方桌上，寓京浙籍友人送的粽子与冻肉勾起了他淡淡的一缕乡愁。
书桌与书架上，陈放着进京五年来所研习的佛学典籍：《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内中还有自己为庆祝母亲六十寿辰出资捐刻的《百喻经》；陈放着进京五年来校辑的古籍，搜集的六朝造像及墓志拓片；陈放着进京五年来从琉璃厂淘来的一大堆线装书。他感到自己五年的生命已陈放在这里，已凝固在这里了。
靠墙有一个小盒，夏秋时树人在里面养了一些壁虎，天天拿东西去喂它们。别人认为壁虎有毒，但他的结论是壁虎的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
——五年了！
他的心分外寂寞，也分外平静：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于是拖出某一古人的墓志，他又静静地抄录起来。越抄越觉爆竹声离得越远，换岁的感觉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先生，你抄这些死人的墓志，目的安在呢？”有学生曾问过他。
他说：“这等于吃‘鸦片’而已。”
此刻，正是这“鸦片”上劲的时候……
11
我觉得我已经死了，只是不知装我的棺材掩埋了没有。
手背触到身子下草席的条纹，觉得这裹尸的衾倒也不坏。可惜！不知道是谁给我花的钱买的，但是，可恶，那些收殓的小子们！我背后小衫的一角皱起来了，他们都不给我拉平，抵得我很难受。你们认为死人无知，做事就这样地草率么？哈哈！
我的身体似乎比活的时候要重得多，所以压着衣皱便格外地不舒服。但我想，不久就可以习惯的；或者就要腐烂，不至于再有什么大麻烦。此刻还不如静静地躺着想。
“你好？你死了么？”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跑外的小伙计。多年不见了，倒还是一副老样子。我又看看六面的壁，实在太毛糙，简直丝毫没有加过一点修刮，连锯绒都还是毛毵毵的。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暗蓝色的布包裹来，“这是明版《公羊传》【17】嘉靖黑口本，给你送来了。你留下它吧。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糊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版？……”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我即刻闭上眼睛，因为对他很厌烦。停了一会儿，没有声息，他大约走了。但是好像一个蚂蚁又在脖子上爬起来，终于爬到脸上，只绕着眼睛转圈子……
12
一只冰冷的槐蚕落在树人头颈上，凉森森的，直往心里去。
他不禁停下摇着的蒲扇，仰头去看头顶上那高高的槐树。
据说多少年前有一个女人就是在院里的这棵槐树上缢死的——因此之故，以后会馆特别定了一条规定，凡住户都不得带家眷——那时这树也许还不高大，所以那妇人上吊还够得着，现在它已经高不可攀了，如要寻死，就只可触而不可吊了。
夏夜的青天在那密叶缝里一点一点地嵌着，神秘地对树人眨着诱惑的眼。
他不愿看它们，于是目光移向自己寓所的那排房子——黑乎乎的，多少有点像具寿木。好在访客少，也没有什么问题与主义来找麻烦，即使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暗暗地消去了，他也高兴——因为这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使自己的生命暗暗地消去。但在这样的夏夜，老朋友钱玄同却来访问树人了。这位胖人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
“你好——猫头鹰！”他招呼树人。
“爬翁好！”树人答道。
两位老朋友会心地一笑，扯起当初在日本留学时的逸事来。他们曾与周作人、许寿裳等一起，在东京听章太炎师讲《说文解字》。玄同听讲时，很不安静，经常爬来爬去，树人遂呼他为“爬翁”；玄同则因树人不修边幅，毛发蓬然，常凝然冷坐，就称他为“猫头鹰”。
打趣了一阵，爬翁翻出猫头鹰所抄的古碑来，研究似的质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树人懂得他的意思，玄同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正在办《新青年》，他们的事业好像不仅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想，他们也许是感到寂寞了，于是他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他们是从昏睡进入死亡，就并不感到走向死亡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但是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就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树人觉得难以回答了。
玄同去了，会馆又回复到先前的暗与静中。树人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头在暗中红亮，咝咝声在静中飘荡——
是的，希望是绝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
我虽然有我的悲观，但绝不能以我所认为的希望的无，来推翻他所主张的希望的可能的有……
于是他磨好墨，摊开纸，吸了四五支烟，提起笔来，写道——
狂人日记
鲁迅
……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3
中国文坛被这一声春雷震动了。
新文化运动主将、《新青年》的主持人陈独秀，对鲁迅的小说满心佩服，花了最大的力气，一回又一回地来催，催几回，鲁迅就做一篇。
他深知陈独秀是不主张消极的，必须遵奉这位主将的将令。鲁迅努力压抑自以为苦的那种寂寞感，发出了勇猛的呐喊，想以此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想使青年摆脱消沉与冷气。
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一发不可收，小说、随感录、新诗、评论……什么形式的作品都写，有时一期就有七篇之多。
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种化不开的浓重悲凉。
他有时终日在会馆里坐着，至多也不过看看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想写随感录吧，真不知感在何处——只有几封套话连篇的来信，只有几个哈哈连天的来客，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但是有一天，编辑部给鲁迅转来一首诗，是不认识的一位青年寄来的——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吧！”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读着，一遍又一遍，像有一阵阵强大的感情的雷暴，轰隆隆地震撼着他那沉寂无声的灵魂……
14
哦！这首诗对我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要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多是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地住着。不知道有谁曾知道过爱情。
但从前没有听到过像这青年这种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就错；青年老年，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但是无爱情结婚的恶果，却连续不断地进行。一对对形式上的夫妇，既然大家都各不相关，年轻的就另去姘人宿娼，老年的就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各的妙法。所以直到现在，大家都不成问题。只是曾造出一个“妒”字，略略表现出他们曾经在此事上苦心经营过的痕迹来。
但东方已经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这种“人”从生物意义讲自然也是“人之子”——而我们没有“人”，我们所有的只是“人之子”，是儿媳妇，是儿媳之夫，是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的。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地方，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之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青年的老年的所犯的罪恶，于是他有了苦闷，张口发出了这叫声。
然而在女性这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品。我们既然自觉自己应有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那班青年的老年的所犯的罪恶，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就只好陪着异性做一世的牺牲，完结这四千年的旧账了。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这样做血液毕竟是干净的，声音毕竟是醒而且真的。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猫头鹰便猫头鹰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18】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