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邢说历史》第五十一章：从古至今的“坑爹”房价
现如今，只要是买房子的话题，随时都能牵扯到全国人民的神经，只要有任何关于房子的政策变化，都会引起大家热议。在中国这样家庭观念比较强的国度，买房子已经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道坎。提起房价，很多人都是“望房兴叹”。其实，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房价问题一直就没有消停过。在古代也有高房价、限购令，还有廉租房、房奴、蜗居等。那么，我国古代的房地产行业是什么样的呢？在那个封建特权当道的年代，老百姓能买得起房子吗？请看《老邢说历史》第五十一章：从古至今的“坑爹”房价。
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代时候的房价是个什么样。汉朝时期的汉中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相当于现在的一线城市了。东汉后期，汉中城内的房子最便宜的是1万钱一处，也有2.5万钱和7万钱一处的。这样来看汉中的房价好像也不便宜。但是由于东汉后期货币贬值，房价高了，人们的收入也高了。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等级最低的公务员（佐史），每年能领到96斛hú米，折合9600钱。这样的年薪刨去开支，两三年下来在大城市里买一套小户型大概不成问题。再看看我们现在，你别说北上广了，随便一个二线城市，你想两三年里凭着工资，不吃不喝估计也做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房价涨得有些离谱，达到了汉朝时期的百倍，一套房子居然要百万钱，而当时人们的收入还不到汉朝时期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可想而知，普通的老百姓一辈子也别指望能买得起房子了，所以当时得人们是成群结队的到乡下自己盖房子住，类似于我们今天兴起的返乡高潮，当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是迫于房价压力，才到乡下边种菊花边盖房子的。在唐朝的玄宗时期，一座拥有房屋39间、占地2.9亩的大别墅，拍卖的成交价只有138贯钱，折合13.8万文。而这个时候洛阳的一斗米才（约10斤）10文钱。按照现在10斤大米30块钱计算，唐玄宗年间1文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3块钱，13.8万文也就相当于现在40万元。40万元，在唐朝的一线城市能买一栋大别墅！这个价格在现在动辄上百万的房价面前算是便宜的，但对于当时的古人来说，也是难以企及的高价。著名诗人杜甫不是有这样一首诗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北宋士大夫王禹和南宋大学者朱熹都吐槽过首都一房难求的情景，甚至连宰相级别的官员都买不到房子，只能租房。宰相都租房子了，那普通市民就只能蜗居、拼房住了。想想一下，这样是不是稍微平衡点了？据史料记载，宋朝时的房价高得令人不敢相信——成套住宅的售价从500贯到几千贯不等。“贯”是当时的计价单位，如果以米价来折算，将“贯”换算为人民币，当时的一贯钱相当于今天的300～600元。我们去个中间值就是450元，那宋朝的房价就可算出来了。如果是一套房子500贯，就相当于现在的22.5万元；如果是1000贯的房子，则相当于现在的45万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晚年（宋徽宗年间）在开封买过一套普通住宅，花了9400贯。而当时朝廷雇人抄写书籍，每人每月能挣3500文，也就3贯多一点。也就是说，那位抄书的同志需要261年以上，才能买得起苏辙那套房子。看来宋朝的状况堪比如今的北上广，现在北京一套9万一平米的学区房，100平就是900万，如果年收入按15万算，不吃不喝也要60年的时间！通过以上的数字看来，还真是让人有点儿接受不了。乍一看，宋朝的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房价也只有在宋朝才出现。到了明朝时期，米价相对比较稳定，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二石大米，一石相当于现在的约95公斤。明朝正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为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和汉唐两宋相比，算是低薪了。那么明朝的房价呢，大概是一套小户型房产在50两银子左右。也就是说，相当于七品县官的一年收入。所以明朝的房价比较合理，扣掉正常开支，几年存款还是可以买一套房子的。史料记载，清朝乾隆时期，公务员的薪水为：“一品官员年薪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未入流31两”。这是基本工资，；而“京城官员例支双俸”，就是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也就是说一个正处级干部的年薪为90两，90两是什么概念呢？据记载，当时新街口附近的房子是85两，新帘子胡同的房子大约70两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北京城的正处级干部省吃俭用刨去生活开支，大概两年的收入也足够买一套房子啊。在清朝收入高的百姓努力奋斗几年还是能买的起房子，但是放到现在，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现如今，高房价已经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大多数人每天拼命挣钱的目的只不过为了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炒房，可是雷声大雨点小，房价始终没见降下来，那么，在古代，政府是如何限制高房价的呢？我们从历朝历代的“限购令”中就能窥得一二。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统治者们汲取了前朝的衰亡教训，决定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生活环境，以求聚揽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让老百姓“居有所住”的议题很快摆到了当权者面前。经过再三商议，朝廷颁布命令：居民的宅基地由官府统一划分、统一分配，一户家庭只能给一块宅基地。之所以这么做，既是为了防止土地兼，更是为了杜绝有权、有势的人大量购买土地，从而使老百姓无立身之地的情况发生。为此，官府出台了若干“限购令”：第一，规定“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唯一的那点儿宅基地卖掉，但千万别妄想能再申请到其他宅基地。第二，规定“不比其宅，勿许”。意思是说，如果你想买一套房子是完全可以的，但前提是你购买的房产必须紧邻现在居住的地方，哪怕你买了紧挨着邻居的下一家房产，也是不允许的。这实际上是堵死了想炒房的路子，因为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除非你很幸运，在想买房的当头，邻居正好想卖房，否则，一切免谈。可以想象，在严格的“限购令”下，当时的老百姓很“幸福”，最起码不会为了买房子而绞尽脑汁。相对于西汉严肃刻板的“限购令”，唐朝的限购政策充满了“人性”和“温情”。唐代的相关政策是这样的：“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这是在说，宅基地等不动产，可以买卖，但是有个条件，在买卖的时候要先问问你的族人或亲戚邻居同不同意，他们如果不答应，关于宅基地的买卖就行不通。实际上，这就是限制进行房地产的买卖。假如你想卖房子，但是某位亲戚或邻居故意“捣乱”，你的买卖就无法进行。——原来我们的先人早就知道“限购”政策，只不过没用“限购”的字眼罢了。看来，古人的智慧高于今人啊！
我们历数了历史上个别朝代的“房价”和相关的政策。说过之后，大家可能觉得除了有趣，也感受到了那个时候“限购令”的严格有效。这样说来，当时的人民是不是都很“幸福”呢？其实未必，古代也有“房奴”。而且，有很多名人也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比如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几乎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大诗人也曾经被房价压得抬不起头来。他的买房经历颇为“前卫”，有点儿类似今天的打工族在城市买房子的经历。据史料记载，白居易28岁时考中了举人，29岁时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当时的职务是“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一些官方文件。其官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级别是从九品。按理说，毕竟是个公务员，工资应该不是特别低。但遗憾的是，这位大诗人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一万六千钱。工资低也就罢了，问题是在“北上广”工作的他没有固定住处，需要租房子住。好不容易在长安的郊区租了四间茅屋，又因为距离工作地点太远，不得不去买一匹马来代步；另外，家里的很多杂务也要有人来整理，无奈之下他只好再雇了两个佣人。这样一来，每月的开销大概是七千五百钱，除去每月的生活开支，剩下的也就八千钱左右。可怜的白“校书郎”省吃俭用，存了十年的钱，也没能在“首都”买下一套房子。生活很残酷、但还得继续，思来想去，聪明的白公务员决定“退而求其次”——到长安城附近的渭南县买一处宅子，与长安相比，这里的房价的确不是太贵。由此，白居易平时住在“单位”里，节假日就回渭南的家，总算过上了比较“舒心”的日子。是不是类似于我们今天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打工一族。针对公职人员的住房问题，宋朝官方规定，那些无力自购住房的官吏，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租房，但“休官”（类似于今天的退二线）后，就不能继续住在官方租住的房子里。因此，虽然宋朝有些官员暂时会有存身的住所，但很多人还是“人心惶惶”，整天考虑着“休官”后的去处。比如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yǎn，因为为官清廉，不置私产，退休后连住在乡下住宅的退路都没有，只能长期借居在南京车院，直到去世。前面说到的苏辙也被买房折腾得厉害。退居许州后，他下决心要给自己弄一套体面的房子。结果，房子是盖好了，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也花完了。他为官一生，也做了一生的“房奴”，不得不感叹啊！而且古代也有很多人生活在“蜗居”里。北宋初年，有个叫陶毂gǔ的大学士，他这样描绘老百姓的住房紧张情况：“四邻局塞，半空架板，迭垛箱笼，分寝儿女。”意思是说，房子太小了，只能在屋顶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拼起来让孩子们睡。现在看来，古代的“蜗居”跟现在还真没什么两样。
到了明清时期就有了集资购房和经济适用房了。明朝弘治年间南京的房价奇高。有多高呢？在繁华的秦淮河畔，一间房子能卖到六百两银子，一般人是绝对不敢打买房子的主意。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名叫谢铎，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房租金，那是一笔昂贵的开支。于是谢铎就动了买房的念头，按照谢铎的级别，算得上是个高级公务员，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过200两银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强能买一间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还不如他。谢铎不愧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集资团购。团购得有钱啊，钱从哪里来呢？从牙缝里省。谢铎他们把政府给他们配的勤务员、伙夫、马夫、门卫、抄写员，统统不要了，省下来一大笔钱，存起来买房子。终于，钱攒够了，买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过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与谢铎相比，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林瀚更厉害了，他为了让手下的人有房子住，给出了有力的实际行动——捐献了自己十年的收入为机关干部盖房子。明朝以后，由于城市的发展太快，城市居民的住房越来越成为执政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于是，到了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不过清朝的经济适用房和现代的不太一样，清朝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清朝初年，清政府将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腾出来给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后，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一品官20间，二品官15间，三品官12间，四品官10间，五品官7间，六品七品官4间，八品官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一人两间。到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内城的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更可气的是，那帮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piaodu，胡吃海喝，领的钱粮不够用，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偷偷卖了出去，所以经适房的政策在清朝失败了。
以上所说仅为一家之言，今天就到这里了，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