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邢说历史》第四十六章：“火耗归公”的理想与现实
近几年来，各种各样描写清朝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无论进行了怎么样的艺术加工，总归是让大家对清朝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要说对清朝影响最大的帝王，我个人觉得既不是千古一帝康熙，也不是盛世皇帝乾隆，而是介于他们两个之间的雍正皇帝。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了。雍正在位的时候，推行了几项重大财政制度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史书上的通常说法是，清朝雍正年间实行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促进了当时的官员廉政。那么，到底什么事火耗归公？火耗归公真的能够杜绝腐败现象吗？请看《老邢说历史》第四十六章：“火耗归公”的理想与现实。
《清史稿》中对“火耗”这个词有个官方解释：“盖因本色折银，镕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州县征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这话说得挺委婉，意思是说，赋税征收银两了，老百姓缴纳的很多散碎银子在镕铸成大锭银两的时候，会有损耗。而且，地方政府押送国税到国库去，路途上也需要运输看护的开支，于是，不得不向百姓多征收一些银两，这个“补折耗之数”就是常说的“火耗”。说白了，“火耗”就是一种地方政府在国家法定税收之外的额外加征。
我们以雍正初年的火耗银征收为例，通常是核定每一两银子加征火耗银比例最少是10%以上。在西北地区，陕西一带，火耗的征收比例相当高，其比例最高达到50%，民间受累很重。在晚清官员邓华熙的日记中，记录了1874年九江税关上缴税收时，“三日一缴，倾销火耗每百（两）六两”的记录。——他说的意思是，火耗银的缴纳比例是结算银两的6%，即相当于增加了6%的税收款。九江税关既然要交6%的“火耗”给上级部门，那么，它收取关税时所征收的“火耗”肯定是要高于这个比例的，应该也在10%以上。如果还不明白，我们讲个通俗的段子：比如说某一天，你买了一斤五花肉，然后放到水里洗一洗，洗肉的时候你会发现手上的油和水里漂浮的碎肉，这就是火耗。通俗的讲就是雁过拔毛，手过留油。
从地方政府到省直部门，乃至于中央政府，都知道对百姓有“火耗”征收项目，而且汇集起来是数额相当大的巨款。可是出于种种心知肚明的原因，一直都是听之任之，老百姓更是无法反抗地方官吏。久而久之，收火耗银子的地方官府和缴火耗银的纳税人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而实际上呢，当时征收火耗银子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大多数地方官吏借着征收火耗银两的机会，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甚至已经形成了贪污产业链，从县处级到厅局级再到高官，各级公务员都从中间分红。于是形成了，“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到公事，加派征收任务，火耗银子成了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更是地方公务员们眼中的肥肉，甚至有官员为了分“火耗”而争执反目。这种情况从明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灭亡。只是在雍正皇帝期间有所收敛，这是因为雍正皇帝了解“火耗银子”对于老百姓的负担有多重。因此，他一上台便着手解决这一延续数百年的贪污问题。”火耗归公”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出的应对政策。
清朝的时候，基本延续了明朝的体制，公务员的工资普遍较低，一级公务员每年的工资不过是180两银子加上180斛禄米；7级公务员只有45两银子加上45斛禄米，所以公务员们的生活你叫拮据。而雍正皇帝实行“火耗“归公的意思就是规范“火耗“的征收，并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国库。政府规定“火耗“附加税一般为正税的10%-15%，最高不超过20%，官员要全部上交，不得私自截流。这种“火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作为各级公务员的养廉银子。这样一来，政府即明确承认了“火耗银”的存在，将原本由地方税务部门自行拟定的“火耗银”收归政府所有，更截断了地方公务员从”火耗银”中贪腐的可能。而且中央政府还因此而多了一份”火耗银”的收入，可谓是一举三得，是一项利国利民的良策。然而此举也损害了许多各级公务员的利益，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地方各级官吏的一致抵制，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雍正皇帝又推出了“养廉银制度”，即适当提高官员的俸禄来补贴官员的损失，从而进一步避免其再度走上贪腐的道路。据光绪《清全典事例》中记载，当时各级公务员的养廉银子数目为:总督1.3万-2万两，巡抚1万-1.5万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000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200两，同知400-1600两。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这养廉银子其实不算少，都是薪水的十倍到一百倍，比如7级公务员按照规定年俸是45两、禄米45斛。如果你廉洁奉公，养廉银就有400-2000两之多，相当于年终奖是年薪的十倍到一百倍，而且根据级别年薪会越来越高，最多的养廉银几乎可以达到两万两。
雍正皇帝实行的“火耗归公”这一一历史上有名的财政举措，又被称为“耗羡归公”，其官方说法是，意在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实际上康熙末年就已经有官员对“火耗银子”动脑筋了，这个人就是大清朝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年羹尧。当年，他在担任陕甘总督这个重要职位时，因为西北驻扎重兵，各种开销很大，年羹尧奏请将陕西地区的火耗银子由总督衙门收集起来，除了上缴一部分给朝廷，剩下的都留陕西。——康熙皇帝知道，如果同意年羹尧的方案就等于将火耗征收合法化，有悖于他“永不加赋”的意思，贵为一国之尊，出尔反尔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让天下人笑话，而且更会助长地方政府提高火耗银子的征收比例，让百姓不堪重负。
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山西巡抚诺岷请示雍正皇帝，征收的火耗银子怎么分成，就是多少留给县级财政，多少留给市财政，剩下多少要上交给国家财政？——他是按照通常思维来请示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分成问题。雍正皇帝的批复很简单：全部上交国家财政。——乾纲独断的雍正皇帝将所有的火耗银子一把抓到了自己手上，全部上缴朝廷，也就是由他皇帝来统一分配，不给各各级公务员有插手的机会。
伴随“火耗归公”同时进行的，是清代著名的“养廉银”制度。雍正皇帝让大臣们商定各级公务员的奖金数额，由户部造册之后国家财政统一发放。养廉银子这个制度的本意是想凭借高薪，来鼓励官员们养成廉洁的习性，避免贪污腐败，因此取名为“养廉”，——通过发放给官员们养廉银，来取代地方实权派的坐大独吃。当时设置养廉银的多少，要根据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来定，南北是有差异性的。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比如：年薪45两、禄米45斛之外，7级公务员另外发放养廉银子400两—2000两。以此类推，到了一级公务员的大学士、总督兼尚书衔的官员们一年的养廉银子有近2万两，可见，官员的养廉银比原来的正常工资要高出很多。那么，是不是给大家发上一笔廉政“补贴”后，各级公务员们就都会安分守己、一心为国为民了呢？其实不然，廉者自廉，贪者自贪。雍正时期，官员沈近思曾经跟雍正皇帝汇报说：“今天如果国家将火耗银子正式收归国库的话，就相当于承认了征收火耗银的合法性，使之成为了正式税收，那么，地方官吏以后在征收包括火耗银在内的税收后，还会再弄出一个类似于火耗银的税收名目，这样就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了！”——看来，曾经在基层锻炼过的沈近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火耗归公”的后遗症。
实际情况是，雍正朝以后，清代官场的贪污案例依然持续不断，比如雍正年间的年羹尧、乾隆时期的和珅，他们贪赃的银子都是巨额数字，尤其是和珅，攫取的不正当财富相当于当时大清帝国十五年的税收总和！清史稿中记载：“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两）。”一个两江总督一年的公开收入是30万两白银，实际上这个职位的法定奖金最多是2万两，再加上从一品官的工资180两，加起来怎么算也和30万两差距甚大。也就是说：总督大人在拿了国家发的“养廉奖金”之外，又得到了另外的一大笔银子，这是哪里来的钱呢？所以说，整个满清，官员贪赃腐败，从没有断绝过，只是个数字多少和隐蔽程度大小的区别而已。
其实，在刚开始施行“火耗归公”的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乾隆皇帝即位后也有过质疑，但因为是他老爹雍正皇帝极力推行的，而且由中央统一掌握，按照不同等级“合法”地分发给官员们，对整个统治阶层而言有“利益均沾”的意思，所以赞同者居绝大多数——众所周知，清代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有了冠冕堂皇的“养廉奖金”，全国范围的公务员阶层基本都能过上很体面的生活了。
《清史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光绪二十九年，整个大清朝的所有官员集体请求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将全部养廉银奉送给她作为寿礼——能够把全年奖金捐出来，可想而知，大清朝的公务员们并不缺钱。
总而言之，不管是“火耗归公”，还是养廉银制度，最大的赢家是统治阶级最高层，受益者是金字塔自上而下的一级级公务员，作为纳税人的普通百姓，该交的税一分不少，不过以前是地方征收，现在改成了国家直接征收，并没有享受到实质上的好处。
以上所说仅为一家之言，今天就到这里了，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