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邢说历史》第四十四章：跨越500年的两场失败改革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非著名的改革家，一位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另一位是大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即便这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朝代，彼此相隔数百年之久。但是，作为同样站在政治巅峰的人，扛起了各自所在朝代继续前行的重任！然而，最终结局却是王安石黯然辞官归老，北宋国势再难恢复；张居正耗尽心血建立的万历新政，被他的学生万历皇帝亲手终结。那么，为什么两位跨度500年的改革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呢？他们又有那些相同或不同之处呢？请看《老邢说历史》第四十四章：跨越500年的两场失败改革。
公元1067年，一个叫赵顼xū的年轻人走向了历史的前台，成为北宋的第六任皇帝--宋神宗。当时的北宋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加上每年给辽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北宋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国内形势由于豪强兼并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广大群众屡屡暴动反抗。年轻的赵顼不得不重新审视老祖宗定下的治国方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深信，只有变法才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于是在赵顼的主导下，一位非著名的历史人物就被推到了北宋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人就是名列名列“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学家王安石。一场由王安石领导的的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全面变革拉开了序幕，历史上也将这次变法称为“熙宁变法”。然而，公元 1074年，随着失意的王安石从繁华的京都悄然离去，北宋王朝最为瞩目的一场政治改革宣告失败。当时间来到五百年之后，另一位中年人的离去也让当时的改革陷入泥泞，这位中年人引起的争议显然比王安石更加的复杂，这个人叫张居正。这两场时间跨度500年的改革，分别是北宋和大明朝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北宋王朝在经历了这一次失败的改革后，彻底失去了扭转国势的机会。而张居正的改革，他活着的时候能够以独裁者的强烈姿态有效开展，最终却因为他的离世而结束。尽管张居正的改革从结果来看是成功的，有效的遏止了大明朝继续滑向深渊，但在张居正之后，他的继任者没能顶住压力推行下去。这让打明帝国原本好转的局势再度跌落。所以从最终结果看，这两场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说起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两个人的政治生涯和个人经历十分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王安石不但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以唐宋八大家闻名于后世。跌宕起伏的官场生涯，让他非常清楚北宋的官僚集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作为一个富有抱负的政治家，王安石敏锐的察觉到了隐藏在繁华背后的致命之处——冗长的官僚队伍及各种苛捐杂税是压在北宋人民群众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边境地区守卫力量的薄弱，更是北宋真正的内忧外患！事实上王安石是对的，北宋对武将的约束在历朝历代都是十分少见的，一方面因为宋太祖夺权之前便是功高震主的一方武将，加之五代十国以来朝代更迭，大部分都是因为和武将权利过大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赵匡胤自开朝便将武将的权利实现最大程度的约束，而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强武弱，文官队伍的日渐庞大已经让北宋的老百姓不堪重负。于是，得到宋神宗全力支持的王安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场非著名改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看，王安石的改革无疑具有前瞻性，他提出的青苗法是由政府作为资本方向农民提供耕种需要的种子，收获粮食之后再归还。同时测量土地尺寸和肥沃程度来确定税率，这些方法对于已经积贫积弱的北宋来说意义重大。
明朝的张居正尽管在诗词歌赋方面不如王安石那般惊才绝艳，但从小也是活脱脱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想当年，才15岁就已经在乡试中一举中魁，考取举人，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耳熟能详的范进先生是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才考中举人，而早早踏上仕途的张居正拥有着同龄人无法相比的起点优势，他不但年轻，而且运气相当之好，一开始就拜在了当时大明帝国最具权势的内阁副宰相徐阶的门下，完全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只不过，当时大明朝的政治舞台还轮不到他粉墨登场，副宰相徐阶和宰相严嵩之间的斗争已经处于白热化，处在弱势的徐阶为了保护这个年轻人，不敢将他放在太高的位置。年轻的张居正还不能理解以退为进的政治手段，一气之下称病回家。在家乡的几年里，张居正看到百姓们流离失所，深刻体会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话的真实情境，渐渐懂得作为一个官员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当年幼的万历皇帝即位后，作为万历皇帝的师傅，张居正顺利成为内阁首辅，当时的情况是新皇帝只是一个幼童，太后对他有着充足的信任，张居正几乎成为大明朝实际上的掌控者，因此他开始推行自己的改革。张居正的改革以一条鞭法为核心，重新绘制丈量土地文件，借此来改革税赋和军务，在他的提拔下，一代名将戚继光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北宋到底有多么繁华，我们或许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知道一些，当时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说是世界之巅，若是单论GDP来看，当时的北宋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一半还要多。东京城来来往往的商人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让这个朝代经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而明朝，延续了北宋繁荣的商品经济，在万历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加上万历三大战役的胜利，大明帝国看似是天下无敌一般。如果北宋没有靖康之耻，明朝没有萨尔浒之战之战，可能这两个朝代还自顾自的沉浸在太平盛世的美梦中不愿醒来。
实际上，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而在千年之前的王安石和张居正自然也面临着种种考验。王安石当时拥有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但他的政敌司马光，同样享有着高太后的信任，几乎势均力敌的两个人在朝堂上围绕变法之事展开激烈的争辩，整个北宋朝堂泾渭分明的选定阵营站队，使本来富国强民的变法演变成了党争。但500年之后的张居正要比王安石顺利得多，即便当时大明朝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奏章都快在桌子上堆积成山了，老张同志依旧靠着在皇帝的信任和李太后毫无保留的支持，强有力地将这场新政推行了下去。为此，在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甚至让皇帝以“夺情“来继续使自己身居内阁首辅之位。这在以孝治国的大明朝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言官们批判张居正不孝和独裁的奏折像雪花一样飞向皇帝。但张居正的地位却始终稳固。因此，张居正在世时，这场改革的的确确称得上是成功的，这个时期的大明帝国之强盛和开国之初也不相上下。通过改革，万历前期的财政收支是大为好转。当时太仓的粮食储存丰足，可够国家近十年之用。在对官员的考察过程中，张居正选拔了一批贤能正直的官员，如戚继光、谭纶、李成梁等人，都对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军事方面，张居正积极整饬边防。他支持戚继光整顿蓟州防务，起用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蒙古小王子虽数次率众来犯，都由于戚继光和李成梁等的坚固防守而未能得逞，边境安然无事。这场改革展示张居正卓越的政治才能。然而，张居正的独掌大权终究侵犯了他人利益，尤其是在万历皇帝逐渐长大之后，这个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张居正阴影下的皇帝，万分渴望从这阴影中走出来。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像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控制。正因为这样，张居正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无论你多么的呕心沥血、居功至伟，臣子永远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无论多么赤胆忠心，一旦“功高震主”，就会导致悲剧的命运。随之而来的就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一系列改革全部灰飞烟灭，明朝一天天走向衰亡。
所以，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同样都失败了。王安石的失败，是因为他企图在处于地主门阀的体制下，去建立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忽视了当时回收土地的难度和工程的浩大。况且宋神宗在推广新政的数年里反反复复的暧昧态度让王安石的改革始终无法顺利进行下去，而他的失败的也意味着在古代中国复杂的官僚体系里面，想要进行改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王安石的改革举措超出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也就注定了，这场改革不仅遭受到士大夫阶层中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同样也不被当时的民众所理解。而张居正的失败则是在于他没有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本来他最好的继承人是万历皇帝，不过由于张居正没有处理好自己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使得本来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变成了仇人相见的关系。而他的另一个继任者，申时行因为国本一事在大臣和皇帝之间和稀泥，加上皇帝的反对，再也无力推行新政。
王安石与张居正的改革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两次改革，即便处于不同的朝代，彼此相隔数百年之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王安石具有传统文人的浪漫主义精神，让他即便是在政治失意的时候，依旧为后人称颂他的才学。而张居正则更像是黑暗中独自掌灯的人，他很孤独，几乎没有人能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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