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时相信,出身书香门第并得益于父母课余辅导的孩子,才能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就像犹太人家庭所树立的那种风范一样。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然而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却是拔尖的。20世纪政治和法律的重大革新运动之一,就是争取不同肤色的儿童混合一校。这种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单一种族儿童集中读书的学校和多种族儿童混合读书的学校,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如此悬殊,以致教育过程本身就令某种族的儿童感到低人一等。然而历史证明,对教育抱有不同态度的各个种族在同一学校里读书所出现的差别与隔离学校里读书所出现的差别,程度是一样的。日裔儿童和美籍墨西哥儿童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与南方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在不同的学校里就读时所表现出的差别一样巨大。几十年来,犹太儿童与波多黎各儿童在同一学校里表现出的差别甚至更大。不同的文化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别,和在社交上传递同一种感情或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别,都足以造成族际冲突。眼神、手势、语调或某种并无恶意的俗话,在另一种文化氛围里会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从而不断地引起无谓的误会和不安,甚至会导致侮辱和敌意。进一步说,族际之间的个人冲突很容易把双方当事人邻近地区的其他本族成员都卷进来,使事态扩大。文化多样性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的优势,因合作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被迫而各有千秋。例如,对在出于各方自愿基础上的种族混校进行的早期调查表明,这种混校增进了种族之间的亲善,教学效果也很好,但那些根据法庭的命令而强制实行的混校,却产生了与此相反的后果。这是令人深思的。因政府住房计划而相互为邻的各种族家庭--本意是寻求低价房租而不是种族多样化--时常是没有交往而自行隔离,尽管在统计数字上是“整合”了。
文化本无优劣。文化只在适应某一特定环境的时候才显出其好或坏。在美国各种族中,最成功的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搞农业却总是一败涂地。他们的祖辈在欧洲时,长期在都市社会中生活惯了,这既是他们在乡村务农的一大障碍,又是他们在城市经商的一大优势。
凡涉及任何个人无法驾驭的历史力量,责备个人是毫无道理的。责备从墨西哥来的移民没有德国移民所带来的那种技能和气质,岂不荒唐!责备雇主没有在恰恰需要具备这种技能和气质的工作岗位上雇用同等比例的墨西哥裔工人和德裔工人,岂不同样荒唐!
文化适应时常被描绘为一种单向过程,认为不同肤色的各种族群体被迫放弃自身的文化,并皈依盎格鲁—撒克逊习俗。但在实际上,美国文化是建立在许多种族群体的饮食、语言、态度和技能的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排斥社会消遣的清教徒作风,早就被德意志人乐于从事文体活动以助身心健康的消闲气度所压倒,而这种健康的消遣活动现在已被认为是普通美国人的一大特征。美国流行音乐亦植根于创造出爵士音乐和感伤乐曲的黑人音乐传统。美国的政党体制主要脱颖于爱尔兰人的党派作风。没有什么东西比汉堡包或牛肉香肠更能称得上是地道的美国货了,但这两个词都是德国城市的名称。意大利馅饼和墨西哥馅饼也算得上是纯正的美国食品。这些东西作为美国文化的特征,并非源于当年的英国拓荒者。他们是全美共同的遗产,尽管今天仍存在着种族多样化。哈莱姆区的居民也饮用百威牌啤酒,犹太人品尝意大利馅饼,光顾华人餐馆的显然不都是中国人。
那些具有专业技能和创业本领的种族,因为可以独立经营或在族内雇用员工,所以用不着学会英文也能发家致富。19世纪的德裔农场主和犹太裔服装业工人,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也没有真正融入美国文化,但照样越来越富有。而那些缺乏这种专业技能和创业本领的种族,才不得不依赖其他种族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不得不学会别人的语言并充分理解别人的文化,以便在劳动场所能相处下去。
用“大熔炉”一次来表达美国种族同化的现象,一度颇为流行,但现在已是一种受人鄙视的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熔炉理论盛行的时代,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对很少,但在知识界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的当今时代,异族通婚的现象却相当盛行。在德裔、爱尔兰裔、英裔和波兰裔美国人当中,有半数的婚姻是夫妻不属于同一种族的,意大利裔和日裔美国人的情况也相差无几。甚至与异族通婚比率较低的种族,比如黑人、犹太人和墨西哥人,嫁娶异族配偶的现象也日趋增多。
族内差异
各种文化尽管只是获取事物的方式,但文化也是忠诚和情感寄托的焦点。倘若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而试图让一个种族同化于另一种文化,那就会引起该种族的愤怒,认为这是对它的贬低(常被认为是为同化而同化罢了)。所以,如果想让他们同化的是外族人,那就会被认为是压迫,如果想让他们同化的是本族成员,那就会被认为是背叛。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犹太人、墨西哥人、黑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当中,都曾出现过这种态度,恐怕其他种族实际上也一无例外。然而,即便那些抗拒同化最努力的种族,或某些种族最反对同化的那部分人士,后来也都同化了,就是说,都美国化了,尽管同化的速率有别。
有时候,族内的差异会体现在属于不同代的人的身上。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相当充分地融入美国文化,家境也阔绰起来,从而使第三代人有足够的条件对正在消失的本族文化产生怀旧感之后,这第三代人当中的小青年会对他们不会讲的母语、对他们从未遵循的祖辈习俗,以及对他们从未具有的母族“身份”特别关注。这种情况在各个种族当中都发生过,如日裔、爱尔兰裔、墨西哥裔、犹太裔、黑人,以及其他一些种族。他们会故意地或人为地想方设法去获得自己在实际上从未继承到的某种“遗产”。
同族内部在文化适应上的差异,通常会导致该种族内的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相互保持距离--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各个种族的身上。乍到美国的或对美国文化尚未怎么认同的人,总是待在刚来时的定居地,而同族中那些已经较为认同美国文化的家庭,则会和他们拉开距离,依此类推,认同美国文化愈深,家境愈富裕,搬得愈远,一直扩散到本族街区的外圈,甚至跨入周围的普通社区。此种典型的由一个种族各部分成员因文化认同程度有异而形成的同心圆居住模式,在某些城市出现过,但诸种障碍(例如当地住着其他不愿搬迁的种族等)也经常使得由文化认同程度有异的人们构成的各个新的种族社区,相互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从曼哈顿东南端搬迁到布朗克斯区内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地段的那些发了财的犹太人家庭,就是许多种族居住地广为分散的典型例子。有时特别是在最近时期--某些文化认同程度较高且家庭阔绰的少数种族成员,会干脆脱离本族,搬到普通的美国人居民区。有钱的华人也不住在唐人街或中产阶级的种族集居区。
在早期的移民时代(或对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来说的早期都市流动时代),此种居住地的分离模式可能主要是文化认同差异的反映,而不是单由经济差异造成的。有些种族当年在欧洲时就有地区差异,譬如意大利裔就来自意大利不同的省份,犹太人则来自不同的国家。这种背景上的差别,也可从他们在美国的集居地段上体现出来。
同一族的各个部分不仅不住在一起,而且还会因为文化适应程度的不同而相互责怪。某些犹太移民社区一方面嫌别的犹太??区太守旧,或太落后,或干脆称其为太“犹太”,而同时又嫌另外的犹太裔不像犹太人,是半犹太人,或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叛徒,好似只有他们才是正宗的。同样,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对他们本种族当中的某些好似正在变成“英裔佬”的那些人也很反感,同时却又鄙视那些刚从墨西哥来的同胞。20世纪30年代被遣返回国的那些美籍墨西哥人,在故乡经受了痛苦的再调整过程,这更能说明文化适应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也说明一个整体的种族和外界社会之间是有差别的。
有时候,种族内部早期的差异会被雇主察觉--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工人长时期生活在一起的劳动场所。20世纪初雇用意大利集体劳工的美国老板就发现,让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工人在一起干活,等于自找麻烦,这些工人非打起来不可。而在19世纪,当新教和天主教两派爱尔兰劳工在开凿运河时,双方的械斗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那些在农场打零工的黑人,如果分开住在不同的营地,那肯定是从西印度群岛来的,而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不管是在劳动场所或者是在居住社区,人们之间的分离,是出于重要的实际考虑,这种考虑超出种族认同之外。老年人一般都不想住在孩童多的地方,而青年人的公寓地带则时常有“儿童不得入内”的规定。这里不是在争辩多样化的利弊,而是在表明美国历史上多元化的普遍性,表明人在相互之间保持居住或社交距离,借以处理多样化造成的摩擦和麻烦的方式。在过去的美国南方,肤色意识和传统曾使社交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居住距离的替代物,以致按肤色划分的居住隔离在南方城市还不如在北方城市来得明显。在各种环境里和黑人作近邻或有接触,一般来说,南方白人比北方白人更能接受这一点,出于同样的道理,南方白人则坚持“白人至上”的观念。
在上述背景下,种族在工作场所或街区居住模式方面的分离,应当被视为某种更加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这种特殊情况不管是从文化意义上还是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在本质上都不取决于把种族分为“优越”或“低下”的某种意识形态。此类种族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一直是和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南方,但却不能普遍地引申到凡是各种族于工作地点和居家所在非属随机分布的一切场合。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要使美国各城市具有东欧和南欧血统的居民达到随机分布的格局,那么就必须把他们当中半数人的住地重新安置。长期享有自由选择住房权利的种族,也仍未达到随机分布的局面,这部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偏爱。明显以种族区分的居住、工作和就学模式,谁都能看得到,但这种现象在其他方面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这甚至也不是某一种族被认为表现“好”、能干或生来就“优越”的问题。两个种族合在一起的时候与分开的时候,各自的表现会不同,或干得不一样,例如意大利裔的筑路劳工队伍或爱尔兰裔开凿运河的劳动集体当初就是如此。这当中所具有的内涵也超出种族认同的范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和分开的时候,表现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别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构成建立特定组织的理由。这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牵涉优越、低下或平等的问题。
奇怪的是,在社会和经济状况最为相似的种族之间,族际敌视程度通常最严重,而较和睦的关系又更为普遍地存在于那些相互差别十分大的种族之间。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最反对奴隶制的种族,是由技术工人和独立农场主组成的德国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也包括某些相当富有的人士,特别是在德裔人当中。在20世纪,最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是犹太人,犹太人的整个文化史与黑人文化史有着天壤之别。而黑人的进步反倒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遭到过爱尔兰人的激烈反对,爱尔兰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长期与黑人处在相似地位,爱尔兰人的历史和文化与黑人的历史和文化在许多方面也有共同之处:都注重语言的生动和简练,都主宰着特定的运动项目(棒球和拳击),都在某些领域(体育界、娱乐圈、宗教、写作及政治)里得以大显身手,都回避某些领域(科学和数学),都在某些行业(人寿保险业、金融业、出版业)里获得了成功,又都在另外一些行业(制造业和经销业)里难得打开局面,而且都具有共同的社会病态(酗酒、暴力、家庭破裂)。《太阳底下的葡萄干》是一部描绘当代都市黑人生活的经典剧作,但却包含爱尔兰剧作的经典成分,即坚强的女性、窝囊的男子、宗教虔诚,以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最为流行的描写20世纪60年代好斗黑人的电影之一,就是根据一部关于爱尔兰革命者的电影改拍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共性--或许正因为有这些共性--黑人和爱尔兰人之间向来就存在着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两个种族相互从未发生过的最严重的敌视态度、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而像华人和意大利人这样两个鲜有共同之处的种族,却能在纽约东南端世世代代相互为邻、和睦相处。随着更多的黑人上升到和犹太人差不多的中产阶级地位,这两个种族之间的合作减少了,冲突的事例增多了,这恐怕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在许多种族当中存在的那种高度地区化的移民模式,突出地表明和同种同文化的人住在一起是重要的。例如在1948年,日本日高地区来的移民有70%定居在加拿大,而且其中来自日高一个村庄的移民有90%都定居在加拿大的特定一隅。从冲绳来美的移民当中,90%上的人定居在夏威夷。就美籍意大利人而言,此种地区化模式发展到来自意大利特定村庄的人们在美国同居一条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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